新疆农村税费改革难点问题研究

农村税费改革的重点在于减轻农民负担, 为此, 必须努力建立公共财政体系, 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完善县乡财政管理体制, 建立健全农民负担监督管理的长效机制。     

农民减负的可持续性研究

解决“三农”问题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前提和基础。然而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负担日趋加重,国家采取许多政策措施减轻农民负担,但效果不明显。要根本上减轻农民负担,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铺就成功之路,就必须从改革财政体制着手,从源头加以治理。目前,在财政体制上必须推行费改税,打破城乡财政体制的“二元结构”,充分而合理的设置个人所得税,建立科学有效的财政预算体制。     

当代中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制度变迁及走向

农村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是提高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水平.影响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关键因素是县乡财政体制.可以说,县乡财政体制的演变是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制度变迁的内源性力量.通过考察新中国成立后县乡财政体制的演变可知,公共财政体制下的协商供给模式可能是今后农村公共物品的理想供给模式.     

粮食购销体制改革是减轻农民负担的基础——兼评两种农业税费改革观

目前形成主流的两种农业税费改革观 ,并不能从根本上减轻农民负担。农民负担的真正减轻 ,必须在全面分析农民负担构成和现行农民负担承担的主体是谁的基础上 ,通过粮食购销体制的改革、财政支持农业政策的完善、农业税费的改革、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等措施的互动改革才能达到。因此 ,减轻农民负担是一项系统工程 ,这项工程的基础是粮食购销体制的市场化改革     

中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变迁的财政逻辑及其启示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多元化趋势不能改变政府供给的主体地位,因此,农村财政是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物质基础。新中国成立以后,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制度在不同时期呈现不同的特征,其变化的主因主要是由农村财政制度的变迁引起的。农村财政经历了自筹式农村财政、集体提取式农村财政、制度外农村财政和依赖型农村财政四个阶段,然而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仍然存在严重的问题。只有在农村构建完备的公共财政体制,才能从根本上改善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状况。     

地方公共财政管理概要

1992年,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此,我国加速了经济体制改革步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并不断完善。与之相适应,我国财政管理体制也在不断调整,由生产建设型向公共支出型转变。1998年,中央财政工作会议正式提出：建立公共财政体制,明确了新时期财政改革发展目标。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一个财政体制变迁的分析框架

基本公共服务非均等化已影响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其内在体制原因是公共财政体制运行不规范.分析政府间公共服务责任分工--财力分配安排--转移支付效果这样一个三位一体的基本框架,来验证造成基本公共服务非均等化的财政体制异化效应,从而设计出财政体制的变迁路径,形成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财政支持机制,以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西部农村公共财政体制改革探析

本文从公共财政的理论视角重点分析了促成西部基层财政困难的三个财政体制性因素,并提出了改革公共财政体制的对策建议:重新调整事权和财权的搭配结构,规范转移支付制度等。     

国家政权建设与农材基层政权组织变迁

在现代国家政权建设过程中,我国农村基层政权组织经历了:“国家经纪体制”下的“乡镇自治”、“国家全能体制”下的“人民公社制度”(早期为“议行合一”制度)和“乡政村治”下的“村民自治”三种制度变迁。进入21世纪,随着传统农业财政体制向现代公共财政体制的转变,农村基层政权组织进行了相应的治理体制改革,本文认为对此应在转变政权职能、改革事业单位体制、统一财政体制与培育新型农民合作组织四个方面做出相应的制度安排。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与公共财政体制改革

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城乡统筹的重要内容。作为政府履行社会职能的经济基础,公共财政在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然而。现行财政体制的内在缺陷直接导致我国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地区不均、城乡失衡。因此,必须通过扩大财政投入、优化支出结构、完善转移支付制度以及调整政府间财政关系等措施,对现行财政体制进行系统改革,建立有利于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公共财政体制。     

增加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是新农村建设的基础工程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核心是农民增收、生活富裕。农村公共产品的制度外供给加重了农民负担,供给不足影响了农民增收;必须充分认识增加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是新农村建设的基础工程,对农民增收、缩小城乡差距、化解公共风险、建设和谐社会有重大意义;要通过体制和机制创新,建立“四位一体”供给体制,构建多主体、多层次供给格局,保障有效供给。     

从我国农户对贷款人的选择到农村金融制度创新

农户融资的理性决定了农户对贷款人的选择行为,也决定了农村金融制度的创新,农村金融制度的选择既要遵循内生规则本身的演化逻辑,又需要代表国家的政府等外部组织在内生规则演进基础上,通过组织、协调完成制度创新过程。针对农户融资需求的多层次、多样化,农村金融制度供给的贷款人应是多元化、多层次的。     

农村金融困境与非正规金融体系重构

现阶段我国农村金融已出现边缘化的迹象。分析农村金融困境的发生机理,进而引出农村非正规金融制度安排缺失的可能因素,结果表明,统筹城乡失调的农村金融供需结构偏差是其根源。农村非正规金融和统筹城乡进程有密切的逻辑关系。必须以统筹观念为指引,推动以非正规金融组织主导的农村金融体制改革。     

发展我国农村合作金融的对策思考

合作金融是现代金融制度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其经济金融发展的实践都表明,相对于分布广泛、各自独立的农村经济、乡镇经济、社区经济而言,合作金融在提供金融服务、发展生产、改善生活等方面的作用功不可没.就中国的现状而言,改革开放20年虽然使我国经济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大大加快,但"二元经济结构"的格局尚未得以根本改变,这样农村合作金融在我国应有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所以就农村合作金融及其发展进行探讨不仅是理论研究的需要,同时也是金融发展实践的使然.     

我国农村金融作用农村经济的路径与实效——基于农村金融运行效率的实证分析

农村金融通过影响资本的边际生产率、影响储蓄率和影响储蓄向投资的转化效率对农村经济发展产生作用,基于内生增长模型和四维向量自回归模型对1978—2010年我国农村金融运行效率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实证分析表明:我国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发展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农村储蓄—投资转化率与农村经济发展正相关;农村金融相关比率是农村经济发展的格兰杰原因,并对农村经济发展产生显著的正向冲击作用,而农村储蓄—投资转化率、农村储蓄率对农村经济发展产生负向冲击。因此,我国应在健全农村金融法规制度,完善农村金融市场体系的基础上,努力提高农村储蓄—投资转化速度和农村金融相关比率,增加农村金融机构的贷款数量和质量,培育农村中小型金融机构和农村非正式金融机构,以支持和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加强农村金融监管,构建有效率的农村小额信贷市场——基于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的比较视角

在加快改变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进程中,农村金融肩负着为"三农"发展提供大量资金和金融服务的重大使命,特别是农村小额信贷对激励和支持农民创业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在农村小额信贷市场上发挥着互为补充和互相替代的服务功能。因此,建议政府在对农村正规金融体制和机制进行创新的同时,应尽快制定民间融资管理的具体办法,使非正规金融规范化、阳光化,以便构建一个与农村经济发展相匹配的多元化的农村小额信贷市场,提高其服务"三农"的金融效率。     

论公共财政视角下农村公共产品供需矛盾的消解

农民对农村公共产品的需求强烈与政府对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短缺,是当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内在矛盾。产生这一矛盾的深层原因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传统财政体制对农村资源的汲取产生了路径依赖,二是现代公共财政的制度缺失制约着国家对公共产品的供给。消除农村公共产品的供需矛盾,重构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体制,应该从建立公共财政制度着手。公共财政保障政府公共产品供给的制度安排,并确保政府财政收入主要用于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     

农村政策性金融组织多维特征与法律规制

农村政策性金融组织具有非营利性和非竞争性、风险性、业务范围的周期性、地域性、专门性等特征。现阶段,我国农村政策性金融组织法律制度存在法律制度缺位、法律地位模糊不清、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经营活动缺乏有效监管等问题。亟待构建现代农村政策性金融组织法律制度,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法制保障。     

温州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研究——对瑞安250农户家庭的调查分析

温州综合金融改革中非正规金融的发展问题不可忽视。从参与者的微观视角,以瑞安250农户家庭作为样本,对温州农村非正规金融基本情况进行调查,结果显示:温州农村非正规金融参与主体广泛众多且主动参与意愿强烈,而参与主体的个体差异并不明显;生产经营已成为农村非正规金融重要的筹资用途;参与主体信用风险防范意识不强、措施不足。政府应该遵从"从核心到外围"的思路积极引导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发展,对非正规金融的合法性边界进行明确界定;积极规范和引导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借贷方式,培育信用文化;积极搭建各类非正规金融的信息共享平台,尽可能减少各参与主体的信息不对称;同时,还应充分重视和促使非正规金融与正规金融和宏观经济的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