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武陵地区丹砂开发与族群关系变迁考

武陵地区是明清时期全国范围内最主要的丹砂产地。围绕丹砂的开采与贸易,中原王朝政府与地方土司政权之间展开了博弈,结果是中原王朝政府最终控制了大部分丹砂产地;汉人群体与土著群体之间以及土著群体相互之间也展开了竞争,结果是汉人群体获取了大部分的丹砂开采与贸易业务,武陵地区的族群关系也随之而改变。原来占据主体地位的土人,其权利逐渐让位于后进的汉人群体,土人集团对苗民的控制也逐渐松弛,但影响犹在。后进的汉人政权与汉人群体逐渐加强对世居土著群体的压迫与控制,引起土著群体尤其是苗民的反抗,是该时期武陵地区族群关系的一个显著特点。     

试论《长生殿》爱情描写的真实性及其意义

清代著名剧作家洪升的《长生殿》以其深刻的思想内容和极大的艺术魅力,奠定了它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作者洪升不受历史上真人真事的羁绊,对历史人物加以艺术虚构,不无深意地描写了唐明皇李隆基与妃子杨玉环的爱情。可是关于李杨之间爱情描写的评论,三十余年来是众说纷纭,且多持否定态度。归纳起来,持否定态度的代表性意见有三:     

试析《窦娥冤》第三折

《窦娥冤》(全名《感天动地窦娥冤》)是我国元代伟大戏剧家关汉卿的代表作,也是我国古典戏曲史上最著名的悲剧之一。 关汉卿,号已斋,大都(今北京)人。由于元蒙统治者对杂剧作家和民间艺人的歧视,致使这位“一时之冠”的著名作家名不见经传,生卒年月无从查考,所遗生平事迹也很少。我们只能根据     

清季民国川西北汉商经营与区域社会——以杂谷脑市镇为中心

［摘要］以清乾隆17年（1752年）杂谷土司改土归屯为标志性事件，川西北杂谷脑河流域的政治经济体系发生了重大转化。伴随王朝势力的推进，内地汉人商贾得以进入该族群边缘区域。从杂谷脑市镇的汉商类型、经营活动、汉商会馆与地方社会互动等情形，可以窥视川西北族群边缘区域在清季民国时期的历史图景。     

试析《谢天香》、《金线池》的幽默喜剧本质——关汉卿编剧艺术论系列之一

在关汉卿的《谢天香》和《金线池》杂剧中 ,无论是谢天香的聪明自卑还是杜蕊娘的心高气傲 ,也无论是钱大尹的工于心计还是石府尹的宽厚待人 ,或者是柳耆卿的呆头呆脑和韩辅臣的近乎耍赖 ,都是由他们的幽默喜剧性格所决定的 ,是纯粹的“这一个”(黑格尔语 )。作者对于这些尽管不无讽刺 ,但总体上则持肯定态度。剧中的幽默都是特有的、自然的、不可避免的 ,每个人的喜剧性格都不会有任何混淆之处 ,都在展示某种“恰当中的不恰当”,“和谐中的不和谐”。毫无疑问 ,剧情的发展过程也就是这种幽默本质的体现过程     

论秦汉时期乌江流域的人口流迁与民族交融

秦汉时期,中国西南边陲的乌江流域首次被纳入中央王朝的势力范围.随着中原王朝的疆域延展,大批秦人、汉人等中原族群通过任官、随军、屯田、流放等方式纷纷移居乌江流域地区生产和生活.这不仅打破了当地长期以来的民族封闭,而且强化了中央王朝对乌江流域等西南边疆的政治统治,有效促成了乌江流域地区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与融合.     

明清广西左右江地区土司的婚姻与策略

明清时期,广西土司所面对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巩固和维持其地方性权力.广西左右江地区土司在利用婚姻来应对上述问题中呈现出了两面性:一方面他们通过制作历史与编撰族谱,从族群上认同于汉人;另一方面,他们又不完全接受汉文化的束缚,尤其在将婚姻作为政治手段的运作上表现出了极大的灵活性.广西土司这种对文化的功利性使用,尤其是唯权力是图的特征更有助于我们对这一地方社会与政治的理解.     

中国古典戏曲的开山大师关汉卿

中国的戏剧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部分。除了国剧——京剧之外,中国还有上百种各地方剧种。不同剧种在唱腔、人物刻划等方面虽有很多不同,但各剧种上演的剧目却有不少相同或相似的。这些剧目许多都是从公元13世纪中国元代留传下来的。元代的戏剧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这期间出现的许多大剧作家,都为后世留下了不朽的作品。其中最优秀的就是关汉卿。关汉卿,号己斋叟,金末元初大都人,是我国文学史上最早的伟大戏剧家。与郑光祖、白朴、马致远合称“元曲四大家”,并位居其首。他一生“不屑仕进”,生活在底层人民中间,多才多艺、能写会…     

莎士比亚与曹雪芹

近年来,我国学者常将莎剧与中国古典戏曲进行比较,将莎士比亚与中国古代的某位戏剧家比较,例如将莎士比亚(1564—1616)与大致同时代的明代剧作家汤显祖(1550—1616)相比。这是有相当道理的,《牡丹亭》很应该和《罗米欧与朱丽叶》比一比。而且,如果要拿中国古代的哪位剧作家来与莎士比亚相比的话,也许元代的那位“驱梨园领袖,总编修帅首,捻杂剧班头”的戏剧家关汉卿还要更合适。因为,关汉卿作为“书会才人”,身在“梨     

文明对话与中国传统文化范式中的障碍

文化普济主义的思想很难被看成是中国历史上华夏—汉人群体对待其他非华夏—非汉群体和文化的基本态度。中国历史的发展决定了华夏—汉人群体看待非汉群体和非汉文化基本范式的特点,如根本性的文化优越感和教导意愿;过早培养了强烈的类似民族主义的情感。这些历史发展对文化范式的烙印,严重阻碍了中国在世界上发挥自己希望发挥的作用。所以和美国一样,如何发展成为一个“学习文明”,如何在文明对话中反思自己的局限性,是整个中国社会当前面临的一个非常重大的课题。     

论关汉卿杂剧的喜剧性及其表现

关汉卿现存世的十八个杂剧作品之中有许多包含喜剧性。关汉卿通过塑造喜剧性人物,喜剧冲突来推动戏剧 情节发展。而喜剧性的存在以矛盾冲突为基础,他巧妙地运用喜剧性情节塑造手法制造矛盾冲突,从而间接的反映和揭示社 会矛盾。因此其杂剧中的喜剧性在其创作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关汉卿戏剧地位琐议

关汉卿是最有成就的元杂剧作家之一.对于他在戏剧史上的地位,历代评论家说法各异.而有异的原因主要在于评价的标准不同.作家的文学地位,取决于他自身创作的成就,取决于他所创作的作品的数量和质量,这是客观的标准.对于关汉卿的戏剧地位评价也是如此.     

关汉卿及其《窦娥冤》杂剧的再评价

关汉卿是中国戏曲史上著名的现实主义作家 ,也是一位享有“元人第一”美誉的平民艺术家。其代表作《窦娥冤》历来亦颇受推重 ,堪称元杂剧艺术的典范     

论关汉卿的历史剧《单刀会》

本文通过对关汉卿历史剧《单刀会》全面深入的分析,认为关汉卿在创作此剧时既尊重历史事实,又发挥了自己的主观想象。关汉卿对关羽情有独钟,将他塑造成一个近乎神道的人物,不仅为后世考证关羽是关汉卿远祖的观点提供了资料依据,而且对关汉卿所怀抱的强烈的汉民族感情与拥有的严肃的正统思想给予有力支持。在中国古典戏曲史上,《单刀会》是一部既有深刻思想性又有独特艺术性的优秀杂剧,分析它对准确认识和恰当评价关汉卿的文化品格与历史地位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浅论关汉卿杂剧中的“关公剧”

在"元剧四大家"之一的关汉卿之杂剧创作中,以汉末三国时期蜀汉名将关羽事迹为主要内容的历史剧目如《单刀会》、《西蜀梦》等"关公剧",充分反映出宋、元以降,社会上普遍存在关公崇拜之特殊时代文化背景,并以现实主义笔法,鲜明地展示出"华夷之辨"之主题倾向,在艺术表现上则以通俗、生动见长,有"曲尽人情"之妙。     

艺术上的巨大成功——谈《窦娥冤》的人物塑造

元代著名戏剧家关汉卿的作品《窦娥冤》巧妙地运用在尖锐的矛盾冲突中表现人物性格特点和重视细节描写的写作技巧 ,并做到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结合 ,使作品在艺术上获得了巨大成功     

元曲的人文精神与文化启示

元人创造了浪子-隐逸-斗士文化。浪子风流、隐逸情调与斗士襟怀融会而成的反抗意识和审美人生构建了元曲的人文精神。柳永和陶渊明作为浪子和隐逸的文化代表成了元代社会的偶像。魏晋六朝是人开始觉醒、文学开始自觉的时代,元朝则是普通人开始觉醒、通俗文学开始自觉的时代,这是一个应该郑重提出的文化大命题。关汉卿《南吕·一枝花·不伏老》,马致远《双调·夜行船·秋思》和睢景臣《般涉调·哨遍·高祖还乡》分别是“浪子风流”、“隐逸情调”和“斗士襟怀”的文学写照：     

贯云石散曲艺术浅论

贯云石为元代散曲创作成就突出的少数民族作家,在延佑、至治的曲坛上是领时代风骚的“曲状元”。其散曲艺术风格呈现出以豪放直率为本色而又多格并存的风貌,语言以通俗自然为本色而又不乏雅炼精整之风韵。其作品兼收各民族文化之长,既有北方文学的阳刚之美,又有南方文学的阴柔之美,代表性地体现了我国各民族文化互相影响、互相渗透的特色。     

张爱玲《金锁记》与《窦娥冤》的互文关系

张爱玲小说《金锁记》的题名来源于明代袁于令的传奇戏剧《金锁记》,而传奇戏剧《金锁记》则是对关汉卿《窦娥冤》的改编。张爱玲的"以戏为名"和"借题发挥"透露出其小说与《窦娥冤》之间存在着互文关系。这一互文关系特别地体现在人物形象、主题思想和叙事结构这三个层面。作为中国古代最伟大悲剧的《窦娥冤》和"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夏志清语)的《金锁记》,二者之间的互文性生动地体现出中国现代文学与中国古代文学之间的演变关联。     

从谭记儿形象看元代女性的主体觉醒意识

元杂剧中塑造了一大批光彩照人的具有反抗意识的女性形象,这些女子在与残酷的现实斗争中力求掌握自己的命运,尽力维护自己的人格尊严。谭记儿正是关汉卿极力塑造的一位富有反抗精神的女性,她在追求理想爱情、维护幸福家庭的道路上大胆地反叛封建礼教,挑战夫权,与权豪势要做出决不妥协的斗争,并取得了一系列的成功,这一典型形象充分反映了元代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