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家卞之琳研究

卞之琳是我国著名的翻译家和诗人。卞之琳在诗歌的研究、创作和翻译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为我国新诗的口语化、格律化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所提出的诗人译诗,以诗译诗;格律译诗,以顿代步的翻译主张对我们今天的诗歌翻译仍然具有积极的指导作用。他用诗歌体裁翻译的莎剧,也成为了格律体莎剧译文的代表作。     

论诗歌的艺术美

论诗歌的艺术美刘晔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刚刚兴盛起来的新诗彻底摒弃诗的格律，主张无任何格律束缚的自由体。针对新诗创作上的这一极端自由主义的倾向，新月社的代表诗人闻一多在《诗镌》上发表了《诗要格律》一文，提出重建新诗格律，要求诗人“戴着脚镣跳舞”。闻一多所...     

论卞之琳的主知诗

卞之琳于1930年秋冬之际开始写作新诗.最初的作品有新月派诗风的痕迹.也在1930年,他“读起了波特菜(尔),高蹈派诗人,魏尔伦、玛拉美以及其他象征派诗人”,而且又迅速“转移到瓦雷里和里尔克晚期作品.”还接触到艾略特、奥登等.这些诗歌与他的艺术个性、艺术追求如此合拍.迅速促使他形成不仅用心灵感知情思,而且用理智思辨情思的创作路向.同当时现代派诗崇尚潜隐抒情的风气一致,他不断写出主情风格的诗作,但越来越显露出后期象征派诗的知性色泽.到1935年12月出版《鱼目集》,他就向诗坛献出了一系列完全意义的主知诗,以后更一发而不可收.这是中国最早出现的现代派主知诗,在当时及以后乃至当今都产生了深广的影响,为卞之琳奠定了新诗史上的显目地位.卞之琳前期诗作的“现代性”也主要突现在这些主知诗中.     

新诗格律化的诱惑与限度

五四以来的中国新诗以自由诗为主流,但格律化的创作时起时伏,也从未真正中断,在20世纪20年代和50年代还分别形成了两个关于新诗格律化的讨论高潮. 20年代新月派倡导的格律化运动是新诗格律化的第一次尝试.当时不加限制的口语化创作充斥诗坛,闻一多发表<诗的格律>一文强调新诗格律化的必要,提出以格式、音尺、平仄、韵脚来作为诗歌格律的基本衡量尺度.除听觉方面的格律外,他还特别强调视觉方面的格律,即节的匀称和句的均齐,突出音乐美以外的建筑美,试图为新诗发展确立严密的规范.[1]     

中国现代诗歌的智性建构 --论卞之琳的诗歌艺术

卞之琳通过戏剧性途径、意象凝聚、意境营构等艺术法则,建构起中国现代新智慧诗。他的新智慧诗所达到的高度,既表明中国现代派诗歌发展已与世界诗歌潮流取得了同步之势,同时也反映了中国现代诗歌发展的内在要求。当绝大多数现代诗人仍在主情的道路上滑行时,他却在主智这一新的诗艺途径上艰难而执著地探索,其新智慧诗的建立为中国主知诗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是卞之琳对于中国新诗的独特贡献。     

论卞之琳的诗歌翻译与格律论

卞之琳是中国现代诗歌史上一位举足轻重的诗人。他的诗被誉为"融古化欧",承上启下,影响深远。他又是一位著名的翻译家和诗论家。论文拟从中国文化和文学建设的视角,用卞之琳的翻译理论和新诗格律论反观他的翻译与创作实践,探讨诗歌节奏的意义,探测卞诗、卞译给我们的启示。     

卞之琳的“顿法”论

卞之琳的“顿法”论陈本益关键词卞之琳，新诗，格律，顿，节奏中国图书资料分类法分类号Ｉ２０７．２５在五十年代尤其是七八十年代，卞之琳对新诗形式作过不少论说。这些论说可以用他在五十年代诗论中所用过的＂顿法＂二字来概括。他说：＂旧诗里有一定的顿数，一定的顿...     

初期白话诗坛的一抹亮色——周恩来七首白话诗评析

周恩来创作、发表于“五四”时期的白话诗现存7首,无论是诗的内容还是艺术成就方面,都具有其独特的价值。有学者认为这些诗“是‘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成果。”在80多年后的今天,参考我国初期白话诗坛的情况,重读这些诗作,令人不禁双目为之一亮。这些诗作,在我国新诗的创作史上,因其具有先行性和独特价值,应该占有一席之地。     

中国“现代诗学”视野下的旧诗新诠及其现代性

基于中国"现代诗学"的理论视域,在"诗的新批评"之理论探讨与批评实践持续深入展开的历史背景下,将朱自清、俞平伯、叶公超、程千帆、赵萝蕤等人以现代意识来重审古典,以新的阐释方法和语言来具体分析古典诗歌之词义、句法及深层意蕴的批评实践纳入讨论范围,以他们解读陶渊明的《归园田居》《饮酒》、杜甫的《月夜》、李商隐的《锦瑟》等经典诗作的文字为例,来审视他们"新批评"的独特意义,以期由此个案分析,来展现包括他们在内的现代作家和学者群体,在促成中国古典诗歌传统的现代转化以利现代白话新诗的创作与批评等方面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及其批评实践所具有的诗学史意义。     

现代还是古典:卞之琳早期诗作解析

现代主义诗人卞之琳以其融合古典词风与西方现代主义诗学的诗作在现代诗坛造成了很大影响,研究者也多从"化欧"、"化古"的角度来分析卞诗,但卞之琳所接受的古典诗学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现代性因素,因而能通过分析,在卞之琳的诗作中发现中国文学与中国文化在现代的转型之路。     

中国现代智性诗的特质——论卞之琳对象征主义的接受与变异

以往论者多探究卞之琳诗歌所受西方现代诗歌影响,该文侧重论析卞之琳接受西方象征主义过程中的变异,认为卞之琳吸纳瓦雷里、艾略特等诗学养分,融入自身独特而深刻的审美体验,以平凡的意象凝定哲理沉思,在智性的探求中发掘诗美,并显示了自己的创造和东方智慧.卞之琳对象征主义等西方现代诗歌的选择和转化,不仅新拓了诗美领域,提升了中国新诗的理性层次,而且为中国新诗的发展提供了借鉴。     

中西诗歌翻译的改写与诗体移植

《天演论》的译者严复提出"信达雅"历经百余年,文学翻译评论家成仿吾提出了诗歌翻译的两种方法,以庞德为代表的中国古诗词英译实践,以卞之琳为代表的英诗汉译,都在不同层面上追求忠实于原文。优秀的创造性翻译(改写)的汉诗英译,从一种全新的角度巧妙地传达了原诗的神采,并影响了美国诗歌创作;以似致信的英诗汉译法,忠实地再现原诗格律形式与意义,发挥汉字在诗歌表达上所具有的意象和音律上的优势。中西译诗的成功案例均展现了原诗精髓:以诗译诗,气韵神采,跃然纸上。     

新诗十批判书

“新诗”宜改称现代“白话诗”,它应该与文言诗一起改革与发展,以解除白话诗创作的危机,求得中华诗歌的伟大复兴。它不应该去了音乐的成分,不能提倡“诗的散文关”,而要加强音乐性,批评诗的散文化、自由化,讲究诗美,讲究形式美,倡导新格律诗,与散文严格划清界限。为此,它必须首先继承和发扬中国古典诗歌的优良传统,汲取古典诗词、民歌的营养,其次才是吸收、借鉴外国优秀诗歌的某些长处,并做到为我所用。     

在瓦雷里影响下卞之琳诗歌的变构

法国象征派诗人瓦雷里对中国现代诗人卞之琳诗歌创作的影响已为学界所共识,然而长期以来对二者影响关系的研究大多只是将二者置于法国象征主义对中国现代诗歌影响的大背景之下,而少有将二者作为个体使其直接进行文本对话的探讨。事实上,卞之琳对瓦雷里的译介是其接受瓦雷里影响的重要途径。结合二者具体作品,从诗思（＂结晶＂态度、智性品格、元诗意识）以及诗艺（＂意象群＂的重叠、格律诗体的运用、对诗艺的重视）两大方面对卞之琳诗歌创作受到的来自瓦雷里的影响作出了探讨,可将卞之琳对瓦雷里的继承与发展作出较为全面的阐发。     

新诗戏剧化体式例释

新诗戏剧化的原则是表现上的客观性和间接性 ,体现了新诗现代化的发展方向。中国新诗戏剧化体式的典型类别是新诗戏剧独白体、新诗戏剧旁白体、新诗抒情诗剧体和新诗戏剧对白体 ,本文对闻一多、卞之琳等优秀的新诗分别予以例释     

藕断丝连：现代新诗与古典诗歌的相似性

现代白话诗虽然与古典诗歌有巨大的区别,但它从各个方面都受到古典诗歌的影响。其词句语法和写作习惯、意象的选用和特点,以及修辞手法等方面都与古典诗歌有着一脉相承的联系。这些现象说明新诗与古典诗歌并非二元对立的关系。如何正确处理现代与传统的关系,最终会决定现代诗歌成就的高低。     

中国诗歌百年回顾与思考

20世纪 ,中国诗歌成功地完成了文体语言 (由文言向白话 )的转换。但是 ,在诗歌韵律与体式的构建方面 ,还存在认识的误区和实践的严重滞后 ,明显制约了诗歌的稳健发展。在内容方面 ,新诗则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多样化尝试。不管是韵律与体式的构建还是内容的探索 ,2 0世纪中国诗歌都有走极端的倾向 ,前者在极端自由与过分刻板的格律之间选择 ,后者则在极端主观与绝对现实、单一的崇高 (或英雄主义 )与完全的世俗乃至平庸之间徘徊。这是转型与探索时期的明显特征。诗作者应该以开放、宽阔的心态 ,致力于发掘现代白话的魅力 ,构建与白话相适应的新诗韵律和必要体式 ,拓展诗歌的内容和境界 ,推动新诗不断完善和发展。只有这样 ,中国诗歌才会在新的世纪 ,创造出新的辉煌     

艾青诗论：致力于新诗美学体系的建立

艾青诗论致力于新诗美学体系的建立,确立了诗与现实、诗与时代等正确的审美关系,提倡诗的真善美统一,视诗的创作过程为复杂的形象思维化合过程,主张诗的形式应追求和谐、平衡,对诗人提出了高而严的要求,其美学体系相当系统、完整、独特。     

古诗今译:另一种"新诗"

“五四”时期的古诗今译活动是一个饶有意味的话题。它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和“新诗”写作紧密联系在一起。古诗今译是对“新诗”写作的有益探测和锻炼,而古诗今译所生产的文本,也是一种“新诗”,一种被更新的诗。就整体而言,古诗今译最重要的意义,是为早期新诗的合法性提供了一种姿态性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