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矫正本土化若干问题的思考

社区矫正引入中国应当考虑中国的国情,非监禁刑的大规模适用是社区矫正制度本土化的必然要求,而中国非监禁刑比例极低,应当在立法以及司法层面作出改革:第一,将劳动教养轻罪化,基本纳入社区矫正的范围;第二,在刑事司法中引入审前释放和暂缓起诉制度.文章还对当前社区矫正试点中志愿者的角色进行了探讨.     

论检察机关在社区矫正中的法律监督

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职能机构,在社区矫正工作中充分行使其监督权,对完善和发展社区矫正制度,维护矫正对象合法权益,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社区矫正工作在我国起步较晚,缺乏配套的法律法规,严重影响了检查机关法律监督的效果。完善检察机关参与社区矫正的相关法律法规,强化检察机关的监督职能,是目前我国社区矫正工作亟待解决的问题。     

关于完善我国社区矫正制度的若干思考

我国的社会关系结构已经逐渐从单位制转化为社区制。社区矫正作为非监禁刑的一种,充分体现了刑法理念、刑罚文明的本质要求。目前,我国正在积极探索社区矫正制度,但是,社区矫正制度在日趋完善的同时,依然面临着诸多困境。本文综合分析了学界关于改进和完善社区矫正制度的若干见解,通过分析我国社区矫正制度的实践现状,探讨如何走出这些困境的方法,并从立法层面、执行层面和监督层面提出了具有针对性的建议,以求进一步完善我国的社区矫正制度。     

论社区矫正的法理基础

社区矫正作为现代社会的热点问题,倍受国内外学术界和实务部门的关注。在我国,随着社区矫正试点的推广与运行,社区矫正已成为一项重要的刑罚方式。社区矫正这一理念本身有着深厚的理论基础,在其发展、完善的过程中,受到刑法谦抑思想、犯罪的人格矫正理论、犯罪标签理论、复归理论以及"大社会"观念的深刻影响。     

社区矫正中的检察监督

社区矫正作为一种新的刑罚执行方式,在我国处于试点的阶段。实施对社区矫正的法律监督,是检察机关的一项重要任务。检察机关充分发挥社区矫正检察监督职能,对促进严格执法和公正司法,保障刑罚的依法执行,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促进社会长治久安具有重要的意义。但社区矫正中的检察监督面临各种难题:检察机关履行监督缺失具体规定、检察机关监督的事后性、检察机关的监督手段单一等,这些问题给社区矫正检察监督工作带来不便,影响了检察监督的效果。因此,检察机关要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才能切实履行好社区矫正的监督职能,维护矫正对象合法权益,为创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做出新的贡献。     

论适用情势变更原则应注意的若干问题

情势变更原则就是指合同在合同有效成立以后,非因当事人双方的过错而发生情势变更,致使合同不能履行或如果履行会显失公平,因此,根据诚实信用原则,当事人可以请求变更或解除合同。在审判实践中,适用情势变更原则应注意三个问题:一是注意法律依据或法律的适用;二是注意掌握适用情势变更原则的条件;三是注意情势变更与相关概念或制度的区别。唯有如此,才能比较客观正确地审理涉及情势变更的案件,体现司法公正。     

论刑事委托:刑事执行中的合作治理 ———«社区矫正法»相关问题述评

我国«社区矫正法»颁行对社区矫正规范探索与实践经验予以立法确认?渗透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惩罚与教育相 结合的刑罚目的? 社区矫正作为一种刑罚执行方式?一方面蕴含国家刑罚权实现中的公权性、公信性?另一方面基于罪犯矫 治质量的考量?亟须专业知识供给与公众有序参与支持? 当前刑事司法理论对上述复合性色彩存在一定解释力不足的困境? 从社会治理合作转向及公法理论变迁的角度?有必要反思刑事司法权力运行逻辑?提出刑事委托理论架构?弥合刑事司法权 力在风险规制与治理中的紧张关系? 通过对刑事委托的内涵生成、价值谱系予以辨识?从矫正方案制定中的科学咨询、矫正 质量评价中的规制同行评审、矫正实施过程中的公众参与对该理论予以实践检验、印证?并对其未来演变轨迹予以展望?以期 为完善刑事司法理论体系、制度体系提供样本参照?     

论社区矫正之完善

在阐述我国社区矫正制度存在的不足的基础上,重点分析了美国的公众保护模式和日本的更生保护模式,以便吸收国外优秀的经验,进而提出完善我国社区矫正制度的建议:不断制定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切实做到有法可依;在法律中提高我国社区矫正的适用率;扩大适用范围;完善立法,加强监督,防止司法不公和司法腐败;政府应加大经费投入,扩大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的队伍。     

论社区矫正的检察监督

社区矫正作为一种非监禁刑罚执行方法,对预防犯罪、化解社会矛盾、构建和谐社会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如何使这一司法政策达到预期的社会效果,使刑罚的执行不逾越法律的轨道,对社区矫正的执行者、执行内容、执行过程进行检察监督极具紧迫性和必要性。与监禁刑检察监督相比,非监禁刑的检察监督具有特殊性,探讨构建一个行之有效的检察监督机制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     

社区矫正制度论析

社区矫正作为一项新兴的刑罚执行措施,已成为世界各国刑罚执行的潮流趋势之一,并为我国所引入.其所体现的人道化、社会化、经济化和罪犯回归理论价值,是我国刑罚制度改革的必然选择.然而,由于社区矫正在我国作为一个刚被引进不久的"舶来品",在实践中的发展并不如人意,现行法律、法规、执行体制等方面,都存在许多缺陷甚至盲点.因此,加强对社区矫正的理论研究和制度完善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将有利地推进我国行刑方式的改革和新的刑罚执行制度的建立,预防和减少重新犯罪,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     

正确处理学校道德教育中的几个主要关系

我国学校的德育,包含了思想教育、政治教育、道德教育。鉴于学校德育因特殊原因长期存在的重思想政治教育、轻道德教育的倾向及其可接受性差、效果不佳、功能弱化等诸弊端,学校道德教育必须正视和处理好几个主要关系:应把道德教育置于思想、政治、道德诸关系中的基础地位;应特别关注道德实践活动对道德知识传授的强化和内化;应从学生角色道德规范的强化入手,以贴近学生生活实际的外在约束推动学生的道德主体自觉。     

正确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

二战以后,在经济全球化和新科技革命浪潮的推动下,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通过自我调整,促进了其社会的生产力继续发展,赢得了相对较长时期的稳定和繁荣。但同时由于其基本矛盾依然存在,而且在全球范围内日趋深化又严重地制约着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的长期持续稳定地发展。因此,科学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的这些新变化,对于我们坚定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和21世纪社会主义运动的复兴和高涨具有重要意义。     

社会变迁中的家庭和谐问题思考

针对中国家庭面临的诸如未婚同居、婚外性行为、＂第三者＂、高离婚率、＂同性恋＂等新情况新问题,从社会学的角度进行了分析,指出只有回到对人类社会婚姻制度本质的再认识上,才能对建设和谐家庭形成合理的判断：在家庭之中,每个成员仍要履行婚姻家庭义务,遵守婚姻家庭的社会规则。     

红利变化背景下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路径转型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长期支持中国经济高增长的体制转轨红利、人口红利、投资红利、资源红利和外资与外贸红利逐渐消退。各项传统红利的消退使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必要性与迫切性日益凸显。因此,在传统红利消退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发展方式在转变着眼点上要实现从短期向长期的转变,在转变突破口上要从传统红利空间向新红利空间的转变,在转变重点上要从需求管理向供给管理转变,在转变目标上要实现从追求数量向追求质量的转变,以推动新的红利空间的形成。     

对唐代科学技术水平的再认识

通过对唐代科学技术史研究的学术史考察,可以确定唐代行业技术取得了众多突破性的进步,从而生发出唐后期奠基于文化繁荣基础上的新经济成长方式。科技启蒙教育、科技实科学校、科技人才选拔任用制度及创新精神指归,构成了唐代科学文化的独特内涵。科学史研究者就唐代所取得的科学技术成就,认为唐代科技的创新与持续发展已使古代科技达到成熟阶段,对唐代科技的整体水平进行了实事求是的评估。唐代的人文主义氛围是浓厚的,而其不乏科学文化氛围也是可以肯定的。     

单一出厂定价制度下区位假设与厂商选址决策

本文修改Hotelling（1929）模型的基本假定，假定厂商边际生产成本为正，交通成本由消费者负担，厂商区位可以为内生变量，也可以为外生变量，在此假定前提下，分析厂商的最优的区位一价格策略，以探讨最大差异化原则或者最小差异化原则何时成立，或者不成立。     

罪犯再社会化过程中出监监狱（区）的矫正管理新探

在罪犯再社会化过程中,出监监狱（区）的出现突破了传统的行刑方式,重在为即将出狱的罪犯提供最大的保护,以增强其适应社会的能力,实现监狱对罪犯的人本化管理。由于此举尚在试行过程中,具体实施中仍存在一些不足。对部分犯人的调查和比较国内外矫正管理研究表明,对即将出狱犯人的矫正管理应着重从管理模式的角度加强＂管理空间＂和＂制度机制＂的建设,使罪犯在管理过程中得到矫正、调整、恢复和引导。     

单一出厂定价制度下区位假设与厂商选址决策

本文修改Hotelling（1929）模型的基本假定,假定厂商边际生产成本为正,交通成本由消费者负担,厂商区位可以为内生变量,也可以为外生变量,在此假定前提下,分析厂商的最优的区位一价格策略,以探讨最大差异化原则或者最小差异化原则何时成立,或者不成立。     

农村社会纠纷解决机制的变迁研究

中国农村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蜕变的过程中其纠纷日益复杂化,与之相应的纠纷解决机制也逐渐多元化.同时,作为正式纠纷解决机制的国家法律制度在当今的农村社会纠纷解决过程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国家法律与传统的纠纷解决模式共同建构了当下中国农村社会中的纠纷解决的多元机制.     

土地承包资格与农村户籍的关联

土地承包资格与农村户籍的关联诱致“非转农”的拉力;城市资本和生产技术反哺农业,机会成本产生了“非转农”的推力,因此,农村户籍的经济价值相对在提高,城市户籍的社会价值相对在贬值,建立国际通行的户口登记制度,积极调整户口迁移政策,以落户条件取代计划指标,才能促进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