榆林地区佛教、道教的历史演进和发展现状考察

佛教在汉代开始传入榆林,魏晋时已建有僧寺,隋唐时进一步发展,明代时,为防蒙古人的侵扰,榆林各地明长城沿线上的佛教盛于一时。戴兴寺是榆林佛教历史变迁与发展的代表;道教在唐宋时就传入了榆林,明成化年后,道教最为兴盛。佳县白云观是榆林道教信仰的典型代表,也是西北地区保存最完整、最宏大的道教古建筑群。佛、道教在历史发展中,二者相互融合,道、释合一。依据地方史志、实地考察,展现榆林地区佛教、道教的历史与现状的基本概貌。     

早期佛教时间观的演进历程——以三世和三世法问题为中心

过去、现在和未来三世是与佛教修行解脱密切相关的时间观念,它关涉已修和未修、已断和未断。早期佛教以三世和三世法问题为着力点讨论时间之于修行解脱的意义。特别是说一切有部通过对知识和对象外在性问题的讨论展开三世实有的知识论论证,继而又在对作用与功能的区分中完成三世实有的价值论证成。在论证过程中不断强化三世和三世法的同一性,强调三世相续流转乃是有为法建立之基础,而有为法则是无为法存在之前提,这就将三世问题与一切法实有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说一切有部对于以空间理解时间有着特殊的认识,主张时间、空间和概念三者通过其各自最小单位“刹那”“极微”“字”积聚而共同构成有为法。如此,则既不否定以空间理解时间的传统理路,又在相续和作用的过程中显豁出因果关系的本质。     

略论汉俄语言对比研究的意义、现状及角度

本文简要论述了汉俄语言对比研究的现状、意义以及角度。     

基督教佛教兴起对欧亚地区竞争力的影响(之一)——从统一到分裂:古代欧洲地区竞争力优势的形成和丧失——与中国比较

地区竞争力本质上是体系竞争力。古代欧洲与亚洲的地区竞争关系更多地表现为罗马体系和中华体系此消彼长的关系。基督教和佛教分别在欧洲和亚洲并行兴起是影响古代欧亚大陆政治变化的重大事件,它对后来欧洲和亚洲政治结构的形成及地区竞争力的变化产生了重大影响。本刊从本期起将以连载的方式发表这篇长论。论文以纪元初基督教和佛教在欧亚并行兴起为视角,比较研究东西方两大体系这段以千年为刻度的此消彼长的历史,并以地区竞争力作为比较参数。本文认为:一个中心为忠、两个中心为患是古代东西方政治及其表现的鲜明特点;严重的政教二元冲突是造成中世纪欧洲地缘政治破碎化的关键因素;分封的世俗王权和集权式的教权二元内耗,使欧洲从近千年的罗马统一时代进入到中世纪天下共苦战斗不休的千年乱局;由于中世纪中国比较好地解决了政教矛盾,其政治则从五胡乱华式的诸侯割据转为高度统一且有巨大包容力的结构,中华体系由此成为中世纪世界文明的重心,亚洲也由此进入以中国为中心的华夏体系。     

从婆和婆吒著梵文《胜乐轮注》写本看佛教密宗的哲学思想（一）

《胜乐轮经》为佛教密宗金刚乘无上瑜伽部的主要经典之一。婆和婆吒在其所著《胜乐轮注》的第一品中较为系统地阐述了佛教密宗的哲学思想。目前 ,国内系统论述佛教密宗哲学体系的原始材料尚不多见 ,本文似乎多少可以弥补这一缺憾。     

巴赫金的语言、意义和意识形态观

《文艺学中的形式主义方法》和《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是巴赫金分析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探讨语言与意识形态问题的重要著作。在这两部著作中巴赫金通过梳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提出了自己独特的意识形态概念体系,并以此为基础分析了语言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阐述了语言的物质性、对话性和阶级斗争特点,揭示了语言意义的产生过程,形成了具有唯物主义性质的语言哲学思想。     

从婆和婆吒著梵文《胜乐轮注》写本看佛教密宗的哲学思想(二)

《胜乐轮经》为佛教密宗金刚乘无上瑜伽部的主要经典之一。婆和婆吒在其所著《胜乐轮注》的第一品中较为系统地阐述了佛教密宗的哲学思想。目前,国内系统论述佛教密宗哲学体系的原始材料尚不多见,本文似乎多少可以弥补这一缺憾。     

浅谈语言学、心理学及语言教学在理论和实践中的应用

父母、教师总是对孩子们能够轻松地获得语言而感到困惑、震惊,无论是长辈的,还是玩伴的语言。他们为此和青少年、成人缓慢地学习第二、第三语言的情况相比较,常常纳闷一个人应当在学校中怎样学到一种自然的语言。他们想要语言学习者能随时、自信地使用语言。这是一种令人满意而又值得达到的目标。但是怎样在一个有限的时间内、在各种限定之前完成这个目标,它一直是关心学生动机、达到该目标的语言教育工作者们首要思考的问题。     

明代上川南地区的佛教与地方社会

明代上川南地区毗邻乌思藏,是西番朝贡贸易的必经之地,藏传佛教与汉传佛教在这一地区并行不悖,汉藏社会由此得以整合。佛教在“善”与“义”方面调和儒家思想,僧人社会接触之广,地方适应方式之多,令儒家士大夫普遍接受佛教信仰和寺院生活,地方政府的庆贺礼仪也在佛教寺院中完成。佛教仪式帮助乡民解决“死亡”问题,地方大族依赖佛教仪式祭祀祖先、维系家族组织,通过捐献茶园田土供养寺庵僧人来树立地方权威。在明末清初动乱的武装自保中,佛教为地方社会的稳定与延续做出重要贡献。     

试论生活禅对当代心理生活的影响

生活禅是净慧法师多年来提倡的佛教理念。他认为“生活禅”就是“禅生活”,就是“人间佛教”思想的真正体现,就是从现实中的“我”去“悟道”。生活禅的理念来源于禅教合一的思想,从生活禅的教证和祖证可以反映出,生活禅是对祖师禅的继承和超越。生活禅的基本特征是承禅入禅、融经入禅、以禅融教以及最大的特征是突破和超越。生活禅对当代心理生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表现在它对当代心理学理论的建构、对当代心理生活实践等方面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启发和鉴赏意义。     

老子与原始佛教哲学思想比较

老子与原始佛教在哲学思想上有其相同和不同之处。原始佛教对抽象的世界观问题并不关注,而老子则建构起道生万物的生成论世界观。两者世界观的共同点是对现象世界溯源式的认识思维方式及关于人生现象生成过程的描述。在价值观上,二者均追求精神的超越：老子对于现实政治、人生仍有自身的现实祈向和价值追求,原始佛教则否定现实人生的价值;老子将＂道＂视作现象世界的本根性存在,建立了＂道生万物＂的生成论世界观。在思维脉络上,老子首先强调＂道＂的超越,然后又从道的高度反观人生、指导人生;原始佛教则通过对人生现象无常苦空本性的体悟实现对人生痛苦的超越,其超越是藉由洞观的智慧达成的。     

儒、释、道对中唐诗歌的影响

在儒、释、道三教发生裂变的中唐时代 ,中唐诗歌在美学面貌上表现得异常丰富、复杂。此时的诗人在较为自觉的审美理想的指导下 ,逐渐形成了相对明晰的美学流派。在众多的流派之中 ,择其大端可分为以元稹和白居易为代表的“浅切派”、以韩愈和孟郊为代表的“险怪派”、以刘长卿和韦应物为代表的“隐逸派”等三支。从文化资源上看 ,这三种美学倾向显然分别与儒、释、道三教存在着相当紧密的内在联系     

“路径依赖”与中国古代的重农抑商制度

"路径依赖"在中国古代重农抑商制度的形成、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战国时期,重农、抑商思想开始有机结合并有所发展,与其有关的制度建设在秦国取得成功;秦朝继承、发展了重农抑商制度;在西汉,这项制度得到了充分检验,并形成了制度选择到制度确立的制度变迁模型.由于"路径依赖"的存在,这一模型在中国经济制度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     

论白寿彝先生对汉代史学思想史的研究

汉代史学思想在中国史学与史学思想发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白寿彝在汉代史学研究方面作出了独特的历史贡献。他认为,汉代史学思想史的发展走向,是从西汉正统与异端的对垒,到两汉之际折中主义思潮的出现。司马迁的进步的历史观是正统思想的对立物,折中主义历史观则是作为司马迁进步历史观之对立物而出现的     

试论郝经文学创作的渊源与造诣

郝经以理学著名,对其文学成就与文学史地位历来较少注意。文章以郝氏文论为主并联系其各体文学方面的创作实践,探索其文学创作的渊源及其艺术上所达到的成就,指出郝经以金代中期以来形成的"国朝文派"为其文学基础,并上溯到以北宋中期文学为下限的整个古代文学传统,对宣和以下的宋代文学则有所贬抑,隐含有以金元文学为正统的文学史观。郝经同时继承宋金时代理学与文学两方面的传统,重视诗赋文章的艺术表现,注重才情,表现出气格与法度并重的创作倾向。其古文继承唐宋古文家的思想与艺术传统,古体诗与辞赋则追仿汉魏六朝的风格。郝经作为一个处于复杂交错的政治、族群及文化背景中的文学家,是十分值得研究的。     

秦及汉初政权对地方政治制度的探索及其意义

秦汉在地方政治制度的探索上,经历了不同的历程。秦延续传统一步到位实施郡县制,汉片面以秦亡为教训,历经数代三个阶段的艰苦探索,最终也确立了郡县制。两朝的历史及治国思想是形成两者不同的主要原因。秦汉确立的郡县制从根本上瓦解了我国早期带有浓厚血缘关系的世袭制度,催生了官僚制度,给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政体打下了坚实的制度基础,标志着自夏商周以来沿袭已久的职官制度出现根本性的变革,是中国古代地方政治制度发展史上的重要一页。     

浅析古代文学作品的多元文化形态——以汉魏六朝小说为例

古代文学史上的很多作品都具有多元文化形态的特征.汉魏六朝小说体现了地理博物学、史学和宗教的多元文化特点,又具有文学想象、叙事、写人等小说文体元素.这种多元文化形态的存在在各个方面制约了作品的文学性,其情节、形式乃至艺术手法往往成为某种文化形式或著述动机的附着因素.文学史写作应格外注意这一特征.     

汉魏六朝散体赋中“歌曰”之源头与流变

汉魏六朝散体赋中的"歌曰"体现了对屈原、宋玉赋的沿革。渲染音乐情境的"歌曰"源于《招魂》《大招》中对音乐场面的描摹,并在乐器、歌舞题材赋中成为一种创作模式,且渐有作者情志之寄托;对话体及代言体的"歌曰"源自《讽赋》《登徒子好色赋》,其作用在于抒写主人公心志和实现赋中角色的互动,这类"歌曰"往往有较为明显的角色感,南朝宫廷赋中则出现了代言女性心志而无角色感,使赋中情境与抒情主人公相融无间的"歌曰";以"歌曰"、"诗曰"、"谣曰"、"重曰"等形式出现的双重乃至多重总领心绪语是由屈原赋中"重曰"、"少歌曰"、"倡曰"、"乱曰"等发展而来,南朝假设古人作赋情境之赋,也可视为对屈赋双重或多重总领心绪语创作模式的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