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政放权是对政府能力的更高要求

简政放权是本届政府“开门第一件大事”.在2015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李克强再一次提出,在新一年的工作中,政府要继续勇于自我革命,给市场和社会留足空间,“培育和催生经济社会发展新动力”.下放权力是对现有权力配置格局的调整和改变,涉及到具体层级、部门的利益.李克强还强调说,简政放权是政府的自我革命,不是剪指甲而是割腕.目前,下放权力过程主要面临四个问题:     

简政放权的核心目标是打造精干政府

什么是一个好的现代政府？从行政学的角度,高效、低成本是基本原则。从政治学的角度,公平、公正的实现公共福祉的最大化是核心标准。回溯近30多年来的中国行政改革历程,分析时至今日依然尚未解决的改革难点,我们发现,下一步行政改革的重点依旧是调整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市场、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政府、社会和市场,作为公共领域的三个主体,不同的制度安排会对这三者的角色和功能定位不同。     

提升地方政府简政放权针对性和协同性的思考

当前,地方政府简政放权改革取得重大突破,但在改革的针对性和协同性上仍存在很多问题,权责不一致、放下接不住、接了管不了等现象普遍存在,严重影响了简政放权的成效。通过分析地方政府简政放权含金量不高、协同性较差的现象,可以发现法律法规不健全、权力博弈的存在以及相关制度机制不完善是导致这种现象出现的重要原因。为此,只有通过清理相关规定、统筹顶层设计、完善上下衔接、推进部门协同、加强对地方改革成效的考核、监督和问责等途径,才能进一步提升地方政府简政放权改革的针对性和协同性,确保改革取得预期效果。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角下政府简政放权的五维建构

政府简政放权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一个重要考量指标。积极推进政府简政放权,需要我们以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为契机,实现五个转换:一是理念原则的转换——遵循以人为本、人民幸福理念,打造政府简政放权的内部强大磁力场;二是价值目标的转换——把握公平正义价值取向,找准政府简政放权的内外共通连接点;三是机制体制的转换——法律手段的积极"进场"和行政手段的悄然"退场";四是方式路径的转换——实施协商民主途径,扩充政府简政放权的外部空间能量域;五是自身形象的转换——加强政府自身建设,避免掉入"塔西佗陷阱"。     

精准归位!

无论在哪个行业，无论是否有风投的出现，许多曾经风光无限的市场机会创造者以及商业模式革新者，都似乎挣脱不出那个“若要规模，放弃灵活”的怪圈。这其中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是否真的如国内那位著名的企业研究专家所言“国内企业追求规模，只有死路一条”？在我们给出结论之前，先来给陆波以及他的讯联做一个定义练习，即定义陆波是一个怎样的领导者，而讯联作为一家民营企业，又具有什么样的DNA？     

简政放权过程中政府公共权力“去悬浮”分析

在简政放权过程中,很多地区出现了公共权力下放"悬浮化"现象,主要表现为权力资源错配与权力衔接受阻,导致公共权力难以有效落地。公共权力下放的"悬浮化"是由单向主义的权力配置机制、上级政府错误的放权观念、权力下放薄弱的法律基础、任务驱动的权力下放逻辑等原因造成的。实施权力下放"去悬浮"策略,应构建权力下放与配置的双向机制,以教育与程序为基础进行观念矫正,完善公共权力下放法律法规,确立责任驱动的权力下放逻辑。     

简政放权：力争让老百姓跑一两次就办成事

5月12日上午,国务院召开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职能转变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发表讲话时讲了一件让人哭笑不得的荒唐事：“你都搞不清楚他要什么证明,比如说让一岁小孩开不犯罪证明。”     

下好简政放权这盘棋：进一步简政放权的思路和着力点

【策划人语】 全面深化改革,进一步简政放权是突破口,是总开关。行政审批事项的繁多,不仅带来行政效率的低下,行政服务水平的降低,而且直接导致各种寻租腐败问题越来越多,行政体制改革的阻力也越来越大。因此,在深化改革过程中,如果简政放权的改革不能走在其他改革的前面,并取得突破性进展,其他方面的改革也会难以向前推进。从这个意义上说,简政放权正在以一种制度重构的方式制约政府权力,提高政府公共服务效率,建立公信力,推动经济社会向前发展。要下好这盘事关改革成败的大棋,赢得简政放权改革的胜利,就要有壮士断腕的勇气和决心,切实精简政府机构及人员,转变政府职能,把该管的管好,从不该管的领域退出,向市场放权,向社会放权,向基层放权,最大限度释放出发展的新活力、新动力,务必下好简政放权这盘大棋。     

地方政府在简政放权中突破“公共悖论”的路径探究

"公共悖论"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是世界各国政府共同面临的难题。通过对国内地方政府在简政放权改革中的实践活动表现与公共行政理论和人民期待之间的反差进行分析,从公共行政自身、政府权力运行逻辑以及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关系等角度对"公共悖论"的成因展开剖析,并在此基础上,倡导处在转型期的地方政府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实现管理性与公共性的协调统一;尽快公布权力清单、责任清单和负面清单,积极承担公共责任;鼓励塑造健康的公民精神,迎接公共性价值理念的回归,从而帮助地方政府走出"公共悖论"的怪圈。     

下好简政放权这盘棋

正【策划人语】全面深化改革,进一步简政放权是突破口,是总开关。行政审批事项的繁多,不仅带来行政效率的低下,行政服务水平的降低,而且直接导致各种寻租腐败问题越来越多,行政体制改革的阻力也越来越大。因此,在深化改革过程中,如果简政放权的改革不能走在其他改革的前面,并取得突破性进展,其他方面的改革也会难以向前推进。     

深圳：工会归位

工人民主选举工会领头人,工会真正成为工人的代表人、利益的维护者,这不是新的创举,只是还原了工会的本来面目和角色定位。     

简政放权:关键在于转变政府职能

正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认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而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切实做到简政放权,关键在于转变政府职能。     

推进简政放权 激发市场活力

正《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而在如何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方面又明确提出,要推动简政放权等方面的改革来"加快转变政府职能"。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全面深化改革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角度,描绘了中国未来推进改革的明确走向与宏伟蓝图。     

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

监督是反腐的利器,但怎样的监督才切实管用,却是个不容含糊的反腐路径问题。古往今来,历史上许多政权整肃吏治的前车之鉴一再表明,仅仅依靠体制内的自我监督、自我净化,最终都难以从根本上遏制腐败,跳脱不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预防和惩治腐败要取得更大成效,关键是要创新反腐路径,变体制内的同体监督为体制外的异体监督,更多地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正因为如此,1945年在延安窑洞,当黄炎培先生向毛泽东同志提出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的问题时,毛主席作出了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回答:我们已找到了一条新路,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懈怠,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让民意领跑政府决策

近年来,哈尔滨市委、市政府建立了“民心工程干不干,百姓说了算”的人民建议征集制度,至今已有数万条百姓建议被政府采纳。哈尔滨市委主要领导说:“我们希望所有的领导在深入学习理论知识、拓宽发展眼界的同时,更要听听基层群众、专家学者的建议,让民声、民意领跑政府决策,以理论学习成果促进经济建设发展。”让民意领跑政府决策,是因为人民群众是智慧的化身,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推动者。尊重民意、顺应民意,从本质上说,便是维护人民民主权利的体现。实践已经证明,凡符合民意的政府决策必能得到广大群众的认同和拥护。让民意…     

简政放权不能止于封存公章

<正>日前,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赴天津考察调研。在总理的见证下,109枚公章被永久封存在一个长方形的箱子里,成为历史。天津滨海新区行政审批局办事大厅一下子封存了109枚公章,折射出当地政府简政放权的力度之大。显然,这些被封存的公章过去每一枚都束缚了很多人,折腾了很多人,也为之付出了高昂的行政成本和社会成本。如今这些公章被永久封存,而且是     

打响简政放权“当头炮”

从某种意义上说，一部改革开放史。就是一部简政放权史。简政放权的力度决定软环境的满意度。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是政府职能转变的突破口，就是要从制度上约束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使政府管理从依赖“审批式管理”的模式向通过“服务式管理”的负面清单模式转变，以市场和社会的活力推动中国经济升级版。     

中国梦与中国经济升级版年度系列报告⑥ 简政放权打造现代政府治理升级版

不仅要取消和下放权力,还要改善和加强政府管理,关键是要在搞活微观经济的基础上搞好宏观管理,创新行政管理方式,增强政府治理能力,健全公共服务体系,提高政府效能,建设现代政府。这是提升政府公信力、执行力和权威性,更好地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人民群众的必然要求。5月13日,国务院机构职能转变动员电视电话会议召开,李克强总理在会上的讲话,每一句都很实在,近远期的目标谈得很明确,路径方法都适合到位。此次会议如果用一句话来说,可以归纳为"该放的权坚决放     

后简政放权时代的乡村治理

<正>比较理想的乡村治理模式应该是乡镇政府、村民委员会、社会中介组织、村民等多种治理主体构成的网状治理结构。通过这种多元合作治理模式,乡镇人民政府、村党支部、村民委员会及其他社会组织和村民等都能平等、主动、积极地参与到对乡村社会各项事务的管理中,并通过各治理主体之间的良性互动和平等合作,维护和实现乡村公共利益,推动农村社会有序良性发展。要明确县级政府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和责任,使其担负起乡村治理的财政保障职责,并监督乡村良治在本区域的顺利实施。要切实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