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辽代的法律思想

辽朝统治者在吸收中原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同时 ,又保留了本民族固有的传统的习惯法 ,并加以改造 ,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法律思想。辽代前期的统治者形成了较为深刻的法律观念 :庶事草创 ,量轻重决之 ;权宜立法 ,归于重法 ;休战息民 ,详决滞狱 ;因俗而治 ,南北二元。辽朝中期 ,随着辽代社会由奴隶制进入封建制 ,辽代统治者提出了更为系统的法律规则 :锐意于治 ,更定法令 ;贵贱平等 ,准法同科 ;宽平法律 ,用刑详慎 ;明礼义 ,正法度 ,德刑并用 ;赏必信 ,罚必当。辽朝后期的统治者对法律的作用有较充分的认识 ,注重发挥法律的“赏功罚过”的功能 ,维护法律的权威 :一方面 ,主张法律要简明易知 ,轻重得宜 ;另一方面 ,又执行轻罪重刑 ,赏罚无章 ,反映出契丹统治者执政的暴虐与法律的严酷     

家族主义对中国传统法之影响——以刑事法为考察中心

家族主义是中国传统社会和法律的重要特征。由于中国传统法以刑为主,历代法典主要是刑法典,因此,家族主义对中国传统法律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刑事法中。中国传统刑事法中关于父权(家长权)、亲属相犯、缘坐、容隐、复仇、代刑、缓刑和免刑等的规定均体现了家族主义的深刻影响。家族主义对中国传统刑事法的影响是中国传统法律引礼入法、礼法结合的重要体现,充分反映了中国传统法的儒家化和伦理化特征,成为中华法系区别于其它法系的重要标志之一。     

论儒家伦理的家族主义与超家族的关怀

目前 ,有一种观点在学界颇为流行 ,认为儒家伦理的本质或核心就是家族主义 ,并且把家族主义的内涵界定为一种家族利益至上的价值观。实际上 ,在儒家伦理体系中 ,家族利益至上的价值观只适用于普通劳动者阶层 ,而不适用于士大夫阶层。对于士大夫阶层 ,儒家倡导超越家族利益的价值关怀。因此 ,儒家伦理体系是家族主义与超家族关怀的结合。所以 ,以家族主义来概括儒家伦理的本质或核心 ,流于以偏概全 ,是错误的     

中国古代国家治理思想及其实践

先秦时期形成的服事制和“五方之民”思想是中国古代王朝国家治理思想与实践的源头。尽管“华”与“夷”在中国历史上所指的两大群体存在换位和涵盖范围变化的情况,但追求“大一统”“因俗而治”“华夷之辨”和“用夏变夷”却是历代王朝国家治理思想和治理体系的显著特点。多民族国家中国的形成与发展、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乃至中华文明的持续灿烂的深层次原因或许就深藏其中,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精神家园”的主要内容。     

新权威主义视角的晚清中国宪政变革研究

新权威主义是一种政治理念或政治模式。它倡导国家在现代化早期阶段推行新式的权威统治。这种政治模式的适用国情包括国家处于现代化初期阶段、低下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政治制度化程度、扩大的政治参与等。晚清中国推行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法制化建设等一系列宪政实践,与新权威主义一些特征非常相似。新权威主义模式是清末中国政治发展道路的一个选择。     

清代新疆伯克制度考述

伯克制度原是天山以南维吾尔族地区旧有的社会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大小封建主就是等级不同的伯克,且均为世袭。清朝统一新疆后,遵循"因俗而治"的原则,对伯克制进行改造,废除世袭,将其纳入地方官制序列,但旧有的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未从根本上改变。     

杜亚泉多元主义文化观再审视

作为五四时期知名的文化保守主义者,杜亚泉关注国际政局和世界形势,具有开放的文化心态。他对东西文明进行学理意义上的比较,主张多元主义和文化调和论,断定东西文明不仅是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的差异,而且是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差异。他不承认西洋文明在总体上比中国文明优越和进步,认为中国文明可以“救济”西方文明,乃至对世界文明作出补救性贡献。这种文化调和论肯定中华文明有其自身的价值,力主通过东西文明的调和,创建以中国传统文明为根基的中国现代新文明,体现了对民族命运的关怀和对中华文明前途的担忧。这一思想顺应并揭示了五四时期东西文化交汇融合的发展趋势：思想自由、价值多元与开放包容的格局。但他夸大了西方近代文明的弊端,误解了欧战对西方近代文明的消极影响,仅仅看到两种文明的民族性差异而否定两者之间更为明显的时代性差异则是错误的,这无益于东西文化问题的真正解决和中国现代新文明的建构。     

中国传统家族文化的现代审视

家族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变迁中,承载着厚重历史积淀的家族文化满足了人们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需要,今天依然具有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助推社会经济发展和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虽然中国传统家族文化具有极强的历史穿透性,新时代也需要传承弘扬优秀的中国传统家族文化,但在现代社会中,出现了传统家族文化传承主体逐渐缺失、传承过程发生改变的现象,而且有进一步加剧的态势,致使中国传统家族文化日趋衰弱。要传承弘扬优秀的中国传统家族文化,应当在遵循中国传统家族文化变迁规律的基础上继续发扬其现代社会价值,让优秀的中国传统家族文化成为人们心灵和精神的家园。     

日本企业“家族主义”经营模式形成的伦理原因及伦理功能

“家族主义”企业经营模式并非日本独有,但其却是日本企业经营管理模式的重要内容和发展阶段。它的形成和发展是日本传统文化的延续以及这种延续性不断适应环境变化的结果。它不仅对日本企业的发展、经济的腾飞有过十分重要的作用,而且对日本国民精神、企业伦理也有重要的意义。同时,对我国私有经济的发展也具有启示作用。     

泛家族主义文化与浙江省家族制企业模式的演进

家族主义被认为是中国人行为的核心 ,但泛家族主义比家族主义本身更能描述中国人在团队、组织、社会中行为处事的精髓。文章分析了泛家族主义文化在家族式企业管理中的四种具体表现 ,指出家族式管理是泛家族主义文化通过路径依赖而作用的结果 ,也是在现有的社会资本条件下企业迫不得已的一种选择。适时地超越亲情熟识的人格化社会网络交易而进入非人格化的制度性交易将有助于浙江省家族企业管理的改善 ,浙江省家族企业模式的下一步演进也必须在继承和超越泛家族主义文化的基础上展开     

工具主义·进化主义·世界主义——论晚清至五四语文运动的现代性动力

“语文”运动系指晚清至五四期间的切音字运动、简字运动、白话文运动、世界语运动以及国语运动等一系列语言变革活动。工具主义、进化主义和世界主义是这场语文变革的三大动力。在这场语文运动之中,一方面,语文运动家以工具主义、进化主义和世界主义为理论号召,实现了中国语文的现代性转变;另一方面,由这三大理论原则演绎的工具理性、进步原则和世界视野本身又成为了中国语文现代性的内在素质。这些因素在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历史进程中,又与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成分化合分解,共同推动了中国语文现代化的发展。     

家族制企业管理模式的演进--基于泛家族主义文化视角的思考

长期以来 ,“家族主义”都是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概念 ,但事实上泛家族主义比家族主义本身更能描述中国人在团队、组织、社会中行为处事的精髓。文章剖析了家族主义在解释现实方面面临的困惑 ,研究了泛家族主义文化在家族制企业管理中的四种具体表现 ,并指出家族企业模式的下一步演进也必须在继承和超越泛家族主义文化的基础上展开     

论中国20世纪90年代的家族小说

当代家族小说经过多年的发展、探索,终于在20世纪90年代走向思想的成熟与艺术的辉煌。世纪末的家族叙事既有现代家族小说的艺术范式,又融入讲述话语年代的形式革新。革命大家庭的叙事与家族颓败故事的讲述并行不悖,新生的革命家庭不乏家族主义的幽灵,而处于衰败过程中的旧家庭却充满着让叛逆者难以割舍的血缘亲情;现代与传统的汇流,眷恋与决绝的困惑,激进与保守的渗透如此矛盾地出现于世纪之交的家族小说中。     

民族文化场域中的继承与坚守:晚清满洲凤瑞家族的文学创作

杭州驻防凤瑞家族是清代典型的少数民族文学家族。这一文学家族的诗歌创作葆有对宗族的血脉记忆、对母教权威的确认和对忠孝精神的接续,呈现出明显的家学传承特点。而且,在驻防旗人职责的驱遣下,凤瑞家族文学创作还表现出与晚清动荡政局更为密切的关联,较之普通江南文学家族,具有更多的经世色彩。驻防旗人所处的特定民族文化场域造就了这一文学家族的独特性。清代八旗文学与中原文学在深层上融而未合的状态在此得以管窥,中华文学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也由此呈现出来。     

20世纪中国家族小说之历史变迁

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家"成了一个独特而又常见的叙事角度."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家族小说以反封建为主题,"家"是一种旧文化、旧制度的象征,是作家批判的对象;建国"十七年",家族小说以迎合无产阶级文学观念,文学创作与革命历史叙说相结合;80年代以后,家族小说企图完成对历史的重新书写,以此表达个人的生存欲望.     

语言批评“中国化”的再审视

“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一是科学审视语言批评“中国化”过程中的特定知识取向及其运作实施,检验其思想成果和正反效应的理论前提和现实根据。这一意指包括双向交互的两个层面： 其一,对于从语言维度出发来研究文学、文学活动的语言批评而言,“中国化”不仅是一个必须遵循的基本立场,也是一种实践活动的探索性过程;其二,对于“中国化”的知识诉求与贯彻来说,在强调语言批评必须关注当代中国的文艺现实和文化传统的同时,还需反思这种诉求对准确理解和科学运用语言批评的影响。     

严格规则主义及其对中国宪政之影响

严格规则主义是一种力图在司法活动中排除自由裁量的观念,我们必须克服它对宪政的消极影响,包括宪法规范重实体轻程序,宪法实施依靠外在强制与监督,宪法被排除在司法领域之外,人权不能切实保障及宪政民主程度不高.     

《神州集》对中国女性的再审视

庞德通过对费诺罗莎手稿的选译、节译和改译,编成了《神州集》。在这本诗集中,女性有着重要地位,她们不仅表现了中国女性的特点,还暗示出中国男性的形象。这些女性或堕落或充满肉欲或是纯美形象,她们背后的男性或堕落或性冷淡或不能欣赏美。这种定型的中国男女形象实际上是东方主义的表现,体现了中国与西方之间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在文学上服务了西方对中国的征服行为。     

“中国之治”视域下人类文明新形态开启的多维审视

“中国之治”的发展过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完善的过程,也是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还是开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过程。“中国之治”不同于传统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它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发展和创新了马克思主义治理理论,在对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扬弃中生发出一种新的文明形态。“中国之治”视域下人类文明新形态开启的根本保证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物质基础是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升,核心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基石是充分激活中华民族文化基因,关键是不断彰显制度优势和提高治理效能,基本要求是“五大文明”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