粟特人在焉耆

塔里木盆地周边的西域绿洲王国是中古时期活跃在陆上丝绸之路沿线的粟特人东来经商、迁徙的重要地点。作为西域北道的重要绿洲,焉耆在历史上也是粟特人活动的重要一站。不过,史籍对于粟特人在焉耆的活动所载甚少,所幸考古发现提供了不少重要材料。七个星发现的粟特文银碗和纳骨器表明5～8世纪时在焉耆的粟特人有些是祆教徒,但粟特语佛经残片则表明有些已经皈依了佛教,这很可能是和当地佛教团体之间密切的经济合作的结果。9、10世纪时,焉耆处于西州回鹘汗国治下,摩尼教是西域北道当时流行的宗教。吐鲁番出土《摩尼教赞美诗》跋文所列举的焉耆摩尼教徒中,将近一半是粟特人。吐鲁番、和田出土的粟特语、回鹘语文书显示,焉耆的粟特摩尼教教徒有一些是在中亚地区和塔里木盆地之间从事棉布买卖的商人。为了便于开展贸易,西域北道沿线绿洲的粟特胡人之间可能存在着一个网络,与此同时,与当地佛教团体之间的商业合作也是必不可少的,毕竟在当地根基和影响力很深的佛教也深得回鹘统治上层的青睐。     

重构与攀附:粟特移民祖先认同变迁研究

通过对在洛阳出土的57方粟特人墓志分析可以看出,进入中原地区的粟特人,为了融入汉民族群体,受中原文化影响,开始对自己的祖先来源进行重新建构,即由最初认同先祖来自西域演变为对汉民族的认同,表现为:在姓氏起源上追求与汉民族同姓一致,在郡望堂号上攀附汉民族同姓望族,但不同姓氏群体在同化进度和程度上又表现出较大的差异。     

西域粟特移民聚落补考

本文根据近年来考古新发现和粟特文资料的新解读成果, 对粟特人在怛逻斯、碎叶、弓月、勃律、渴槃陀、于阗、楼兰、龟兹、焉耆、高昌等地留下的遗迹做了仔细的勾稽和讨论, 指出不论是北方草原路上的弓月, 还是南向印度的洪札河谷, 不论是葱岭高原上的渴槃陀, 还是塔里木盆地中的神山堡, 都成为粟特人的商贸点、货物集散地甚至聚居地。粟特商人并不总是由西向东兴贩宝石香料, 他们也以长安、武威等中原城市为基地, 由东向西运转金银丝绢, 然而不论向东还是向西, 上述西域王国的城镇必然成为粟特人的中间站, 同时也从丝路贸易中获取到丰厚的利益。     

中古西域民汉文买卖契约比较研究

本文以买卖契约为例,将古代西域各种民族文字的契约,如粟特文、于阗文、回鹘文等契约文书,与汉文契约作出比较,发现在契约的程式、内容甚至用语上,都具有一致性。这是西域各族在与汉族人民长期经济文化交往中,对汉文契约模式的认同,从而适应、仿效的结果,也是西域各族对中原传统契约文化的一种传承。     

明朝与瓦剌“贡赐”贸易中的回回——回回民族研究之五

明代瓦刺是蒙古族的一支,元代称之为斡亦刺。十三世纪蒙古人统一西域,建立了四大汗国,在西域各地广辟官道,遍设驿站,减少了丝绸之路上的艰难险阻。而紧随蒙古人入主西域的回回凭借其出类拔萃的商业才能和得天独厚的多语言条件,很快与西域的商业前辈畏兀儿人齐驾并驱,并取而代之,成为继粟特人,畏兀儿人之后,垄断丝绸之路的最后一个商业民族。     

东魏、北齐凉州考

东魏、北齐曾在境内侨置凉州,这个凉州不见于《魏书·地形志》《隋书·地理志》《北齐地理志》《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十六国北朝卷》等古今地理志著作。文章从史籍、墓志中辑得13条东魏、北齐凉州及其所辖盘和县官员的资料,既可补史载之阙,又揭示了凉州地名的东西移动。这些凉州官员有一半源自河西或西域,其中不少是粟特等西域胡人。东魏、北齐侨置凉州的目的,是为了安置从河西凉州及灵州等地迁徙来的民众,尤其是粟特人对东魏、北齐的胡化风气产生了深刻影响。这种西胡化风气在东魏时就已流行,此点拓展了陈寅恪提出的北齐西胡化的观点。     

中亚锡尔河北岸的康居王庭

本文根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探讨锡尔河北岸的康居王庭和粟特古城。我们的结论是:第一,1968年锡尔河中游北岸,以及2001年撒马尔干城郊外发现的游牧人偏洞室墓,当即康居古墓;第二,2004年锡尔河支流阿雷西河畔库勒塔佩遗址发现15块康居国粟特文粘土砖。这里水草丰美,并发现粟特铭文,当即康居王冬都"蕃内地";第三,康居王夏宫"乐越诺地"在今锡尔河中游北岸讹答剌城附近。此城与康居王冬都"蕃内地"(今库勒塔佩)直线距离约134里,与《汉书·西域传》说康居两王庭相距"一百五十九里"完全相符;第四,卑阗城本为康居境内一座粟特城镇。粟特人摆脱康居国统治独立后,卑阗城成为石国都城。故址在今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市西南80公里的康卡古城。张骞出使西域时觐见康居王当在卑阗城。     

吐鲁番交河沟西墓地新出土高昌墓砖及其相关问题

本文从铭文格式、书法风格等角度对近年吐鲁番交河沟西墓地新出土的5方墓志进行了分析研究,并通过铭文内容,对隋唐时期生存在交河地区的粟特人的状态进行了探讨,指出了交河地区粟特人与高昌地区粟特人的不同等。     

回鹘社会文化发展逆演进现象考析

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大凡文明较低的民族在征服了文明较高的民族之后,征服者的文化往往被文明较高的被征服者所征服,这是一般通例。但回鹘之历史演进却与之迥然有别。回鹘于9世纪中叶由漠北迁入西域后,不仅征服了文明较高的当地民族,而且以较低的文明同化了文明程度比之高得多的汉人、吐火罗人、粟特人和于阗人,形成了独特的逆演进现象。之所以出现这种稀见的逆演进现象,原因在于不论是在漠北还是西迁后,回鹘的经济都具有农牧业并重的倾向,形成了农耕文化与草原文化并存的二重性特质,这些特质使回鹘文化更富有弹性,从而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广泛吸收外来文化以成就自己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     

阿姆河宝藏及其反映的早期粟特文化

本文通过对出土于粟特本土的"阿姆河宝藏"的具体分析,对粟特早期文化及其与后期文化之间的关系,以及粟特文化对中原文化的影响,特别是对隋唐时期在中原地区大量出现的金银器的影响,进行了比较研究,并对金银器中所谓粟特类型的分类标准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隋代大兴城的西域胡人及其聚居区的形成

作为结束魏晋南北朝数百年来分裂局面之后出现的统一王朝，隋、唐两朝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位居当时东西方最强大的帝国之列，吸引了诸多外来民族人士前来。特别是作为帝都的大兴城（长安城），对于西域地区的胡人有着极强的吸引力。长安生活的外来胡人虽数量众多，但并非杂乱元序，而是在特定区域基于自身的民族身份、语言文字、宗教信仰等因素Et渐形成了颇具特色的胡人聚居区。对于唐代长安生活的西域胡人及其聚居区，前辈学者已做过不少研究，但对于唐以前隋代在大兴城生活的胡人的居住格局，则鲜有人论述。本文拟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对于探讨隋代胡人在大兴城的聚居区的形成与发展提出一点认识。     

明代吐鲁番地区的社会经济和宗教文化

元未明初的西域政局变幻莫测,位于交通要道的土鲁番地区战略地位日显突出。随着东察合台汗国对土鲁番地区政治控制的增强,大批蒙古贵族和民众的定居化,以及该地区与中原地区商贸联系的加强,土鲁番地区的社会经济和文化面貌出现了历史性转变,并对明代西域历史进程产生了深刻影响。     

汉明帝与东汉的文化发展——兼论汉明帝时期的中外交流

在东汉文化的发展过程当中,汉明帝的作用不可忽视。汉明帝重视文化建设,注意通过各种政策、措施推动文化的发展。同时,汉明帝也极为重视对外交流。他致力于重开西域,并通过积极的措施稳固与西域的联系。佛教的东传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得以实现。如此一来,东汉文化就出现了繁荣发展的局面。     

汉唐“风土记”中的西域风土映像——兼论华夷文化观在汉唐时期的转变

汉唐时期,由于中外文化交流的兴盛,涌现出诸如《高僧法显西行记》、《佛国记》、《奉使高丽记》、《大唐西域记》等大量僧俗士人的西域行纪。这些著作的作者,以亲身的见闻和阅历,记载了大量的异域见闻,对于向中原人介绍异域风俗,促进西域文化在中原地区的传播,起了重要的作用。借助这种生动的西域风土映像,中原士人传统的华夷文化观念也发生了微调,变得更为开放,对西域文化也更易于理解、认知和接受。     

论龟兹石窟研究的重大意义

龟兹石窟文化不仅是龟兹民族的文化成就,更是古代新疆少数民族的文化成就。对龟兹石窟的研究表明,无论是从历史文献记载还是出土文物实证来看,以西汉中央政权在新疆设立西域都护府为标志,新疆从行政区划上便已列入我国中央政府的管辖区域,成为我们伟大祖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同时,研究还表明,古代新疆文明是在以佛教为主导并融合其他多种宗教文化的基础上共同创造出来的,与佛教文化相比,伊斯兰教文化在古代西域地区是一种晚来的宗教文化。     

西域高尖帽文化解析

本文论述了西域高尖帽的分布、类型、与相关民族的文化关系、渊源 ,以及所体现的民族文化符号意义等。     

两汉时期西域屯垦的基本特征

本文从屯垦戍边的源流、屯垦戍边的目的、屯垦戍边文化价值三个方面对两汉时期西域屯垦的基本特征进行了揭示。     

《突厥语大词典》等文献中的粟特语借词

本文以历史上的文化接触为背景,对《突厥语大词典》等文献中的粟特语借词进行考证。     

西域史前文明发展的若干理论问题

本文对涉及西域史前文明发展的理论问题进行了讨论,指出,西域史前文明的发展演变在于不断接受来自于周边地区古代文明中心的影响作用,同时,也受到环境因素的极大制约。它的主要特点表现为农业文化与畜牧业文化的长期共存发展和相互借鉴。草原游牧文化的不断南下和东进,是造成大范围文化传播和人群迁移活动的主要动因,新疆地区则是连接东西方古代文明的桥梁和纽带。     

增强西南高校批判功能的意义与策略

高等教育的批判功能,就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出于社会良知、本着对社会真诚负责的态度而对社会进行的反省与引导。它是一种不因权威与流行而认同、也不必站在其对立面的文化活动。发挥批判功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对社会必须承担的一种责任,也是技术创新与文化创新的基础。因此,增强西部高等教育的批判功能,有利于顺应强化批判功能的发展趋势,有助于西部教育创新体系的发展。这就要确立“探索和应用高深学问”这一高等教育组织观,充分认识西部开发对批判功能的依赖性,努力提高师生们的批判素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