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AP：测量“关系”之间关系的一种方法

常规统计方法要求变量之间独立，而关系数据恰恰违背这个假设。如何测量关系之间的关系？QAP是可用的一种方法。本文介绍了QAP的原理，并通过UCINET用实际例子展示QAP相关和QAP回归的应用。QAP不但可以测量两种关系数据之间的回归，还可以测量相关，测量“属性数据”和“关系数据”之间的关系，该方法因而独具特色。     

将知识转化为行动──当代应用人类学家的追求

将知识转化为行动──当代应用人类学家的追求黄育馥如何将社会科学知识转化为行动？如何使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充分得到利用？社会科学家如何在社会发展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这是当代社会科学界关心和讨论的问题，也是人类学界经常研究的问题。近几十年来，随着西方人类学家...     

主观变量解释主观变量:方法论辨析

社会学经验研究经常会需要处理诸如态度、感受、偏好这样的主观变量，无论从理论上还是方法上，对特定主观变量的理解往往会涉及另外一个主观变量。尽管如此，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社会学者往往对“主观解释主观”的分析进路持有相当程度的保留态度，从而尽可能地采用客观变量来解释主观变量，或者探究主观变量对于客观变量的影响。“主观解释主观”的分析进路究竟有什么方法论上的“缺陷”?更为重要的是，采用什么手段可以尽可能避免这些“缺陷”以拓宽研究者的经验解释能力?这些问题到目前为止都还缺乏系统研究。在此背景下，本文考察了“主观解释主观”的分析进路所存在的混淆偏误问题，并从理论论辩、变量测量和数据分析三个方面讨论了一系列的应对策略。针对每一个应对策略，本文展示了经验实例，并对该策略的优缺点和适用情况进行了剖析和对比。此外，本文也具体分析了诸如因果关系方向、判断混淆偏误的敏感性检验、测量误差等未尽议题。本文希望通过这些讨论能增强社会学解释路径的多样性，促进社会学与其他学科（例如心理学、政治学等）的交流与互鉴。     

论著提要

在西方社会科学著作中,文明并不是一个广泛使用的词语。这个概念(单数)在1914年以前的人类学著作中使用较多,它指的是一个假定的进化过程即原始→野蛮→文明的终结阶段。在20世纪,它大多只在象斯宾格勒和汤因比这样的宏大比较家(grand comparativists)当中使用,还有就是在对东方主义的研究中使用较多,在那里使用的是复数。总的来说,社会科学家不太乐意谈论文明。但在1987年,美国社会学协会召开了一次关于文明的主题会议。在现实世界中,有两种主要现象可以说明重新关注这个概念的原因。一方面,对于     

平均数应用理论的探讨

统计平均数即变量(标志)在总体各单位上取值(标志值)的平均值,它是反映总体特征的重要参数。其实,对于某些问题,其它平均方法〔参见公式(1·2)〕也完全可以获得和算术平均法一样的合理应用。 一、变量的变异模型和不同平均方法的选择 一个变量的平均数反映事物的统计规律,正确选择平均方法至关重要。在理论统计和应用统计中曾经提出,算术平均数的合理应用是以下述假定为前提,即 Xi= μ εi　(1·1)其中Xi为第i个单位上的变量值,u为常量,μ为第i个单位的偏差(误差),且假定ε的总体平均数为零。模型(1·l)可用来说明观测数据的形成([1]26页…     

羞耻心是一个反思国民性的绝好命题

现在要做的就是，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教育，去行政化，让教育回归教育。这是一个国家的底层设计。 我们同家历来是讲集体主义的，对待耻辱问题也是这样。比如在对日问题上，我们一方面高调地说慰安妇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罪恶，但是在日常生活中，所有的慰安妇都是被歧视的，足以折射出民族耻辱和个人耻辱的关系。中闻人总是讲忠孝节义，舍身取义。对于弱者有很多的要求，当俘虏都不行。很多当年做过俘虏的志愿军回来以后，几十年都抬不起头来。按同际上通行的规则，你的抵抗失去意义的时候，只能增加生命的牺牲，这时投降不算是耻辱。而我们自己的规则是，你投降了就是叛变了。这样的例子有很多。     

媒介素养视角下的麻风病康复者群体回归社会路径探究--以湖北省为例

麻风病康复者群体是中国社会中一个特殊的弱势群体，因长期存在的结构性原因，这一群体被长期“污名化”、边缘化，让他们回归社会是一个艰难而缓慢的过程。本文从媒介素养的视角出发，以湖北省为例，在分析麻风病康复者与媒介的接触情况和探讨消解他们在媒介近用过程中所面临的种种障碍和困难基础上，就麻风病康复者群体通过媒介素养的提高，以健康积极的心态回归社会的有效路径提出几点建议。     

日本当代文学研究的新收获——读《日本当代文学研究》

日本当代文学研究的新收获——读《日本当代文学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李均洋出席学术会议或在大学授课，同行之间常有这么一种说法，日本文学研究是“中间多，两头少”，即研究近世特别是研究近代的多，研究古代和当代的少。没有具体统计论文和专著，但这似乎是一...     

关于社会学“文章数据”分析方法的研究

本文目的在于论述文章形式的数据(通过采访调查所得到的、用自然语言记述下来的资料)之分析方法,而不是数值或符号的分析方法.通过社会调查获得的数据,按其性质可分为以广义分析法表现出的数据和文章形式的数据两种.文章形式的数据包括采访时的记录、被调查者本人的记录以及历史资料等.文章形式的数据,其本质在于它是一次资料.众所周知,所谓数据,实际上是变量的实际测量值.因此,一组数据的结构取决于收集数据前所作出的关于变量结构的假定.例如以问卷方式进行调查时,问卷上的各种提问与调查假定的变量相符,则对问题的回答相当于变量的实际测量值.但是,文章数据的变量结构不会在调查及收集数据之前就已确定,即文章数据的结构不可能在收集数据之前预先决定下来,而是根据得到的数据的内容事后加以归纳.因此文章数据的特性可在一次资料的特性中找到,而这一点,正是文章数据(质的数据)的长处,许多重大的发现也是从这一特性中产生的.目前,文章形式的数据之分析方法一直采用"内     

苏联对新技术革命冲击的实践对策

近些年来,在苏联的社会生活中,“科学技术革命”已经成了一个专门的术语,在文献中,它一般是以HTP这一缩写词出现,这表明“科学技术革命”是一个使用极其频繁的概念。的确,科学技术革命问题不仅是今天苏联理论界十分关注的一个学术问题,而且也是苏联党和国家的决策部门极为重视的一个战略问题。澳大利亚学者T·H·里格比和R·F·密勒在1976年出版的一本研究苏联科技革命的专著中指出:“尽管西方对存在一次所谓‘科学技术革命’曾经鼓噪一时。但是只有少数有远见的科学家和著作家注意到了这场革命的特殊本质及其对经济和社会的意义。相反,科学技术革命在苏联却受到了极其广泛的注意。共产党和政府的领导人以及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著     

中美洲后农业社会的形成

未来学一般只注重对先进的工业化社会进行研究。自二次大战以来,社会科学家们也开始从未来的角度去研究欠发达世界,因而设想出从农业社会过渡到工业社会,最终发展到后工业社会的演进过程。本文认为,出现第四种社会形式——“后农业”社会的条件已经成熟。这种社会形式是由第三世界中业已明显的某种经济趋势和政治力量所造成的。可以给后农业社会下这样一个定义:它是一国     

中国消费函数模型分析

消费函数模型是表现消费者行为的重要方式,也是研究国民收入、消费支出、积累等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相互关系的有效手段。然而一味套用西方的消费理论来解释中国的消费现状,总是难以把握消费活动的特点,掌握消费现象的规律。本文通过中国消费函数的实证分析,对各种消费理论进行了优劣对比,探讨消费理论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为寻求一个更能体现中国消费特征的消费函数进行尝试。     

比较-历史社会学中多元现代性理论的困境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比较-历史领域的社会科学家就已经对现代化理论以及某些被发展起来的相关理论视角提出了批判性评价。同时，人们在文化对集体性的人类实践的影响力方面存在着广泛的研究旨趣，强调了以共同体为基础的社会要素的影响力，揭示了关于人类议事日程的多种解释的存在。最近关于多元现代性的话语主要是由这两种智识倾向形成的。尤其是，伴随着在全球范围内对不同的现代性表象进行历史和比较解释的提议，文明分析在“多元现代性”理论中重新获得了某种重要意义。尽管这个领域的学者们已经广泛地认识到多元现代性在解释当代现代性现象中可能具有的重要作用，但是他们也发现存在着理论上和经验上互相质疑的不同探讨。在这篇论文中，我试图通过对现代性和多元现代性叙事中的三个要素的强调来揭示这种智识上的张力：现代性的行动者和主体；认识历史时间的时刻；现代性获得历史真实性的空间。     

叙述的历史：辛亥革命的当下解读—兼评张鸣《辛亥：摇晃的中国》

历史的书写（handwriting）是当今历史研究中讨论最多的一个话题之一，传统史学的撰述方式遭到了后现代主义者的质疑。海登·怀特在历史的书写方面提出了更多的观点，其中在情节化解释方面，他认为，“通过鉴别所讲述故事的类别来确定该故事的‘意义’，这就叫做情节化解释”作为情节化解释的其中之一反讽，更带有一定的历史意义。     

论为政以德对传统中国政治合法性的塑造和影响

西周政治家们用德来解释为政的资格问题，为现实中君权易位和王朝更迭寻找正当性说明，这是为政以德理念形成的源起。为政以德理念从三个层面对政治提出了具体的合法性要求，即以德配天的天命合法性、德政仁政的民心合法性和德化天下的文化合法性。为政以德是兼具规范和经验因素的合法性理论，体现了中国传统政治追求中“和”的精神。道势两立、君师分离传统在中国的确立，使为政者无法掌控对“德”的解释权，这是为政以德不致落空的一个关键。为政以德理念引导政治符合德的要求，也起到了规范和约束政治权力的作用。     

内外有别的政治：酷儿理论，后结构主义和性社会学观点

在过去10年间,以“酷儿理论”闻名于世的知识领域以惊人的速度发展起来。然而,对于社会科学家和历史学家来说。这一研究的意义似乎大多是可质疑的。酷儿理论主要存在于人文学科当中——属于文学、电影和文化研究的学科。与此同时,这一研究深受后结构主义的影响,这一领域的研究一向被许多美国社会科学家视为文本主义、理论上的精英主义。在政治立场上十分可疑(Anderson 1983;Dews1987;Palmer 1990)。同这种拒斥的态度相反。我愿意展示这些理论如何能够为社会研究和政治所用。     

SPECIAL ISSUE： EXAMINING THE DEATH PENALTY IN CHINA An empirical study of the application of death penalty

本文以最高法院示范性案例中的全部“死罪”案例为样本进行法律解释学的实证研究，发现了犯罪中是否构成死罪、死罪中是否适用死刑、死刑中是否立即执行的一些重要不同，并根据这些发现认为，法律解释既是规范判断又是自主判断，应尽可能提高法律本身的明确性以呼唤死刑适用更大程度上向规范层面的回归。     

主成分分析法在供应链绩效评价中的应用探析

主成分分析法可以从众多的观测变量中找出几个相互独立的变量来解释原有的变量,将其应用于对供应链绩效进行评价,可以将评价的过程分解为七个步骤,不仅能够较全面地反映企业某项经营活动的效益,而且能够克服原指标间信息重叠的问题,通过主成分分析所构造出的综合评价函数是基于数据分析的,能够很好地反映出指标间的内在结构关系。     

马克斯·韦伯的方法论：基于渊源的再研究

作为转化知识的手段，方法是理论问题获得解决的关键。马克斯·韦伯在社会科学界的地位，很重要的一部分源自其方法论贡献。他的方法论学者的地位来自其价值无涉及价值关联、理解与解释、方法论个人主义、理想型等理论成就。     

文化因素对人口流动的长期影响：基于中国历史经验的实证分析

文化差异作为解释移民活动的决定因素已不是一个新的视角，然而截至目前,学界尚未对两者之间的量化因果关系进行过讨论。本文利用中国历史上的移民数据，采用新的文化差异度量指标（姓氏基因距离）来揭示地区间文化差异对移民活动的因果影响。研究发现：采用姓氏基因距离度量的地区间文化差异对移民行为具有较强的负向影响，即移民数量随着文化差异的缩小而增加，并且即使控制其他经济、地理等因素以及采用工具变量法进行两阶段回归，该结果依然稳健。本文不仅为理解文化差异与移民行为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扎实的实证证据，同时也对理解中国自10世纪以来的移民特征及其决定因素有所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