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鲁拜集》看郭沫若诗歌翻译中的“通感”策略

“通感”作为一种心理现象,在文学艺术,尤其是诗歌的创作和鉴赏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好的诗歌翻译犹如文学艺术的再创造,而“通感”这种“以感觉译感觉”策略的运用,能使读者通过联想身临其境,亲见其景,从而内心得到感染,与原作产生共鸣。郭沫若译《鲁拜集》,无论是译者与作者,还是译诗与原诗,个中转变都因“通感”策略的灵活运用而无一丝牵强痕迹,自然天成。这对当前的诗歌翻译理论研究有着一定的学术价值,同时又有助于推动散文、诗歌等“美化文学”翻译实践的发展。     

试论“五四”时期中国文学翻译的现代转型

在"五四"时期,中国文学翻译不仅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更为重要的是实现了从近代翻译形态向现代翻译形态的转型.同清末民初文学翻译相比,本时段有了十分显著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对译品文学性的重视、翻译方法的根本颠覆、翻译家角色意识的建立以及译介态势的多元化等诸多方面.     

郭沫若翻译实践特色研究

郭沫若兼具诗人、作家、学者于一身,因此他的翻译实践活动除了具有一切翻译实践的共性外,突出地表现在将译作与创作相结合、将翻译与研究相结合。他在从事翻译实践的同时不但提出了诸多关于翻译问题的独特见解,如风韵译、创作论、以诗译诗等,而且将其运用到翻译实践,集理论与实践探索于一体。当时正处于中国现代历史上最为波澜壮阔的一个历史时期,因此他的翻译又表现出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他的翻译,从原著选择、翻译取向、翻译策略、翻译方法、翻译风格、翻译语体、翻译类型、翻译模式、翻译特长到翻译地位等方面都具有鲜明的个人特色。     

中西文化对郭沫若在五四时期的诗歌创作的影响

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对郭沫若的诗歌都有着至深的影响。郭沫若恰逢“五四”运动那狂飙突进的特殊时期,中外文化的素养在其诗歌创作中找到了突破口,他因此把现代诗歌推向了一个高峰。     

苏曼殊诗歌翻译选材原因探析

苏曼殊作为近代文学家翻译了以拜伦、雪莱为代表的西方浪漫主义诗人的诗作,并编译了《文学姻缘》、《潮音》、《拜伦诗集》、《汉英三昧集》四部集子。他之所以选择翻译这些诗作,一方面是受到了日本文坛的影响;另一方面被拜伦和雪莱追求自由的浪漫主义气质和革命精神感染。他是中国系统翻译拜伦诗歌的第一人,在翻译上的功绩不可磨灭。     

郭沫若与翻译论战

由于翻译活动的复杂特性,人们对其认识尚且不足,致使这一领域成为一块是非之地.“五四”期间,我国文人间翻译论战颇为频繁,其激烈之程度可谓空前.首先,围绕郭沫若及其创造社同仁与胡适、茅盾及鲁迅等文人的几次翻译论战,分析了论战的缘由以及论战对我国译坛所带来的正面与负面影响,然后对几次翻译“论战”作出了评价     

五四时期文学翻译的方法

五四时期直译的呼声高涨。除了直译意译之外,还有“神译”等提法。白话在翻译文学中升帐挂帅,但并不意味着绝对摒弃文言。对于丰富多样的外国文学作品,根据不同情况,可采取全译、节译、编译、译述等多种方式。     

五四新诗革命背景中的外国诗歌翻译

五四新诗革命是如何受到外国诗歌翻译的影响?当时的翻译者主要选择了泰戈尔、歌德、惠特曼三位诗人进行翻译,目的就是为正在展开的新诗革命寻找理论资源和合法性。徐志摩的征求译诗事件,反映了对翻译实践探索的自觉,更说明了对新诗创作探索的成熟。从他们的翻译实践中,可以知道用中国传统的古体诗去翻译国外的自由体诗,只能是削足适履。这从另一个侧面为新诗革命的白话自由体方向提供了理论支持。     

天人合一:五四时期郭沫若思想的核心

“五四”时期的郭沫若是带着对传统文化的“先见”走向世界的。他通过对传统文化哲学的体悟与主动追求,使传统文化精神获得了新的理解,从而构建起以“天人合一”为核心的哲学思想,泛神论等哲学思想只是使“天人合一”思想具有现代性特征的一个表达方式而已。     

翻译对郭沫若创作的影响

郭沫若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诗人和剧作家 ,其诗歌集《女神》是我国新诗的实际奠基石 ,其历史剧也为我国戏剧的发展开辟了道路。综观其文学成就 ,不难发现他的诗歌戏剧创作都大大受益于外国文学的翻译     

多元系统理论视野下的外国诗歌翻译 与“五四”新诗诞生

翻译文学对"五四"新文学影响深远,这一点尤其体现在外国诗歌的译介对中国新诗的形成上。从多元系统理论角度来看,处于"五四"翻译文学核心的汉译外国诗歌加速了中国传统诗歌创作模式的瓦解,并对中国文化传统范式的颠覆和新文化系统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胡适、梁实秋、郭沫若等人的新诗创作便与他们的外国诗歌翻译紧密相连。总之,译诗是中国新诗诞生的最大推动力。     

略论"五四"时期外国戏剧的翻译

“五四”时期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由于启蒙运动和新文学的迫切需求,文学翻译得到高度重视,戏剧翻译当属其中,并在某种程度上是为当时的政治服务的,达到了启蒙民众、救国救民的目的,也丰富了对戏剧体裁的掌握。五四时期戏剧翻译现象产生的历史背景既包括当时进步知识分子追求民主自由等观念的政治背景,又包括一定的文化背景,即中国文化、文学、文学观念均处于转型期,对戏剧翻译的需求应运而生。“五四”时期戏剧翻译的主要特点有：作家在翻译外国作品时均采取了颇为“自由”的翻译手法;他们所选取的外国作品主要以浪漫主义为取向;这一时期的作品均取自西方一流文学大师的作品。“五四”时期外国戏剧的翻译产生了重要的历史意义,无论从艺术形式或思想内容而言,中国现代剧作家的戏剧都从翻译中获得了创作灵感,并将这一外来影响和本土创作结合起来,从而奠定了自己的创作道路。     

论诗歌翻译的“创造性叛逆”与“三美”

翻译是一种"创造性的叛逆".对于诗歌这一独特的体裁,由于其形式精炼而意象丰富,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表现得尤为突出.许渊冲先生提出,"三美"是诗歌翻译的最高境界.其诸多诗歌译文创造性地对原诗进行叛逆,实现了译文的增值效果,更好地传达了原诗的"三美".     

论郭沫若翻译与创作之间的相互影响

郭沫若是我国著名诗人和剧作家.综观其文学成就,我们不难发现,其诗歌、戏剧和小说的创作大大受益于外国文学的翻译,同时他的创作也促进了其翻译水平的提高.在翻译与创作两者间相互影响下,郭沫若在翻译和创作上均取得了非凡的成就     

论郭沫若翻译与创作之间的相互影响

郭沫若是我国著名诗人和剧作家.综观其文学成就,我们不难发现,其诗歌、戏剧和小说的创作大大受益于外国文学的翻译,同时他的创作也促进了其翻译水平的提高.在翻译与创作两者间相互影响下,郭沫若在翻译和创作上均取得了非凡的成就.     

郭沫若浪漫主义诗歌与新诗范式问题

郭沫若当之无愧是中国新诗的奠基者。论文试图从郭沫若浪漫主义创作的以感情为诗本体、以自由诗为诗体的诗歌,分析中国初期诗人及郭沫若浪漫主义诗歌对诗歌形式、本体的言说方式下的历史功绩和艺术过失。     

辛亥革命时期至“五四”时期翻译文学的价值取向

辛亥革命时期为我所用的原则决定了此期翻译活动对原著的非忠实态度,草率从事蔚成了此期翻译的时代空气。至“五四”时期,译者提倡直译,承认自己作品对西方文学的仿效性,这形成了“五四”时期一代文学作者集体性的选择     

五四时期文学翻译主体的构成与姿态

五四时期文学翻译队伍空前壮大,留学生是其重要成分,国内新式学校的外国语教育,也培养了大批翻译人才,近代翻译文学成绩斐然的前辈仍在发挥作用,此外还有自学成材的翻译者。在选材、翻译及成果的发表诸方面,翻译者有竞争,也有相互支持,译作的署名方式透露出对译者地位的突出。译作的引言、译序、跋语、附记及各种注释,均能显示出译者的思想、感情、才华等主体姿态。     

查良铮的诗歌翻译及其翻译思想

译者的翻译风格、翻译策略与译者所处的社会环境、译者的文化教育背景、以及译者的个人兴趣和审美风格密不可分。查良铮诗歌翻译研究主要从文本分析层面探讨其翻译风格与翻译策略,以及译者的诗歌翻译与诗歌创作的互动联系。翻译家查良铮认为诗歌翻译不应完全拘泥于"以顿代步"的译诗原则,而应该在原诗的基础上,遵循"牺牲"和"补偿"的原则,充分运用注释在翻译中补充说明的功能,发挥译者的主体性;诗歌翻译应遵循"以诗译诗"的原则,译诗应在风格和内容上保留原诗的意象与意境。     

论诗歌的“移植”翻译——以庞德诗歌译本的文化“迁移”为例

诗歌翻译历来是文学翻译中的难题。翻译的文化研究理论为诗歌翻译开辟了新视角,使诗歌在不可译争论的困境中展现了生机。诗歌"移植"研究认为,诗歌并非不可译,却需译者将诗歌从语言符号中解放出来,为诗歌的种子寻找适合的新土壤,使其自然成长、开花结果,进而成为目的语文学系统中的奇葩。本文通过研究庞德诗歌译本中的文化"迁移"现象,说明诗歌翻译的"移植"策略:在目的语中寻找空白,确定诗歌移植的适合土壤;解构诗歌组成要素,确定首要还原要素成为移植种子;深入体会原诗诗境,采用有机翻译过程,令译诗自然成形,成为形神兼备的有机整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