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日乎,反日乎--试析南京大屠杀期间美国传教士对日军之态度

在目睹日军的野蛮暴行之前,传教士们对日军的军纪充满信心,认为日军是一支仁义之师.南京沦陷后,日军烧杀淫掠的疯狂暴行促使传教士们改变对它的态度,但印使在抗议、阻止、揭露日军暴行的时候,传教士们也努力发现日本士兵中表现较好的人与行为.对日本民族与日本人民,他们则一直都持欣赏的态度,他们所反对的,只是日军的暴虐,而不是日本国或日本人民,那种关于他们反日的指责不足为信.     

觉醒联盟述论

觉醒联盟是抗日战争时期在华日本人成立的第一个反战组织。它仅存在于八路军所辖的抗日根据地中。这一组织的建立和活动,及其所发挥的作用,既勾勒出在华日本人反战组织发展的一般概貌,同时也充分说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战争,是中日两国人民共同反对的。日本士兵和中国人民在战争中结成抗日统一战线,是中日两国人民团结友好的深刻表现,是中日关系史上美好的一页。     

从日本江户时代的材料看“南京”、“南京话”问题

以日本汉语教育史为依据推断出南京官话的地位在清朝晚期才被北京话取代的说法,值得怀疑。这一说法主要是源于三个误解:首先,在江户时代,日本教的汉语(唐话)只有南京官话一种;其次,把江户时代所谓的"南京"当做现在所说的南京;第三,19世纪后期(清朝晚期),日本朝野的汉语教学几乎同时由南京话教育转变为北京话教育。根据日本江户时代的材料来看,从江户时代一直到明治时代初期在教了"南京话"、"南京官话"之后日本汉语教学转换为北京话教育,是事实,但是并不能据此证实南京官话在清代占有标准地位,一直到清朝晚期才被北京音取代的说法是正确的。     

再论《江华条约》与清政府——兼答权赫秀先生

清朝册封朝鲜世子正使实为吉和,而非《德宗实录》记载的志和。吉和、乌拉喜崇阿曾向朝鲜指出防范日本侵略的必要,对日本逼签的开馆通商条约表示忧虑,肯定并赞扬了朝鲜以往在日本书契问题上表现出的坚持中朝传统宗藩关系的态度。并未发现他们对朝鲜有与日本订约的劝告。在朝日谈判期间举行册封闵妃之子李坧为世子的仪式,客观上为主和的闵妃集团加了码。朝鲜高宗和闵妃集团不肯向清使披露朝日会谈的进展及真相,却充分利用清使册封的时机,断然决定与日本议约,造成得到清使支持的假象,以瓦解国内主战派。《申报》报道及日人菊池谦让的记载均非信史。     

南京大屠杀期间有朝鲜人组成的日本军吗?

"南京大屠杀期间究竟有无朝鲜人组成的日本军"这个问题,在网络上一度被炒得沸沸扬扬,成为一个争论的焦点.论者运用参加南京大屠杀日军部队的建制、近代韩国建国历史与战时征兵制等史料,对这一论题进行理性的、实事求是的史学分析,得出南京大屠杀期间肯定没有朝鲜人组成的日本军的结论.以廓清认知,还历史的真相.     

侵华日军与协和语

协和语的产生、发展和终结皆与战争密切相关,是日本侵华的一种见证。协和语最初是日本士兵使用的混合语,因此亦被称为"大兵中国语",并且具备日语和汉语淆杂的基本特征。换言之,协和语是一种伴随殖民入侵和占领而出现的语言现象,在日本侵华的特定历史时期甚至成为日本人和中国人语言交流的主要方式。文章通过具体的语言例证,以侵华日军为个案,剖析他们使用的"大兵中国语"即协和语的特点和规律。此外,通过对特殊时期特殊语言现象的挖掘,亦从语言的侧面还原了日本侵华战争的历史原貌。     

当前“虐待老年人”问题的现象及对策研究

自从1980年初以来,虐待老年人问题作为重要的人权问题日益引起公众的注意。但是现有的研究对虐待老年人问题并不成熟。文章在明确"虐待老年人"定义的基础上,将虐待老年人的类型分为身体虐待、精神虐待、经济剥削、疏于照料、性虐待、自我疏忽等六类,并从自身和外界两方面因素分析虐待老年人的原因,提出对受虐老年人保护和支持的对策。     

明清小说中的"金陵情结"

许多明清小说都对古都南京表现出特别的热情,从对南京各种风土人情、人文景观的关注和描绘,到<红楼梦>与<儒林外史>中,沉淀为一种内涵丰富、意蕴深沉的"金陵情结",以及我们对这种"情结"文化内涵的剖析,这些都为我们理解南京文化提供了新的角度.     

道真文学与白居易诗歌

菅原道真是日本平安时期的著名诗人。在日本时代风潮和儒家诗教的影响下,作者接受了中国白居易"救济人病,裨补时阙"的文学主张,创作了《寒早十首》、《舟行五事》等诸多贴近社会、关注民生的现实主义作品;白居易对"世路"、人生的观察与思考使道真进一步加深了对人性的认识,从而深化了作品的主题与内涵。论修辞,道真亦从白诗中汲取了大量滋养,表现出平易而不失雅致的诗风。概言之,道真文学从主题、意境到语言表现都受到白诗的浸润,两者的关系至为密切。     

日本汉诗中的"和习":从稚拙表现到本土化尝试

日本汉诗中的"和习"是日本人最初尝试汉诗文创作时不可避免的现象,而经过长期吸收、消化中国文学之后,日本人在创作汉诗时为了体现民族文学特色,有时故意在诗文中表现日本语的特点即"和习",这应该看成是汉诗日语化(本土化)的表现形态之一,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使日本汉诗内容与形式趋于和谐统一.     

大江健三郎的森林情结

大江健三郎是日本第二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他巧妙借用了根植于日本人心中的原始自然观--"森林思想",将边缘文化成功地导入其文学作品之中,使"森林"的象征意蕴变得异常丰富.将森林中的神话和传说所包孕的独特宇宙观、生死观再现于文本中,映衬出本民族的灵魂、传统和文化之根,寻觅治疗痼疾难愈的现代文明的良方,为日本人与日本文化迈向"再生"提供契机.     

近代日本教科书中的中国形象

教科书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控制工具,是近代日本人在确认"自我身份"过程中最为重要的文化载体。在近代日本教科书中,中国被描写为"未开化"的"旧国",以此反衬近代日本先进的文明程度。而在具体的中国故事的书写过程中,日本人往往立足于自身的价值判断和政治企图,对史实进行取舍、改编和评价,从而创造出不少扭曲了的中国形象。这些中国形象为日本民众支持并参与近代侵略战争奠定了思想基础。     

南京大屠杀所造成的社会经济后果研究

侵华日军在1937年12月13日攻陷南京后,大肆杀、烧、淫、掠,屠杀手无寸铁的和平居民与放下了武器的士兵达30万人以上,发生强奸妇女的暴行达2万起以上,使南京城1/3的街道和建筑物被毁坏,公私财产损失达2000多亿元。一个经济发达的文化古     

战时日本当局在国内是如何封锁南京大屠杀真相的?

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抓住战时日本国内新闻传媒对南京大屠杀无任何报道、日本广大民众更一无所知大做文章,以此证明南京大屠杀史无其事,乃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编造与中国人民的"虚构"。这当然是本末倒置!本文揭示了战时日本当局在日本国内精心采取的种种措施,千方百计阻止与扼杀对南京大屠杀的任何报道与流传,从而严密封锁了南京大屠杀真相,导致了广大日本民众对这一血腥惨案几乎一无所知。日本右翼势力不能正视甚至掩盖这一历史事实,只能暴露他们的的蛮横无理与别有用心。     

日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现代应对

文章以全球化、全球在地化理论为基本理论构架,围绕日本东海及周边地区的神社祭礼活动,对全球化背景下日本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的复兴现象进行研究,发现日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国家、社会和市场的综合作用下复兴、蜕变并被有选择地推向世界,是全球化冲击的结果;日本在保护和重视传统文化的同时,出现"选择性地发展个别性"的基本应对模式;受现代化历程、国家结构以及宗教和文化意识的影响,日本在传统文化领域参与全球化进程的时间滞后于其经济领域,表现出应对全球化的富有特色的"在地"实践。     

比较视野中的中日文化与文学

中国文化核心是儒家精神.以"内圣外王"思想、忧患意识和积极进取精神为重要内容的儒家文化精神,作用在文学上,使中国文学表现出鲜明而强烈的社会性和政治性.日本文化核心是以"神道"为主干和有选择地融会了佛教的宗教精神.根植于宗教文化的日本文学注重情趣,欣赏超然的文学,突出个人表达和内心告白,忽视文学功利性的社会意义.     

侵华日军"以华制华"政策的标本——评伪"南京市自治委员会"

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占中国的首都南京后,日本当局为了对占领区的中国人民实施有效而方便的统治,在政治上,就一次次地组织、拼凑由中国人组成的傀儡政府.本文系统、深入地论述了南京第一个伪政权"南京市自治委员会"由日军当局扶植成立的过程,及其存在约四个月期间的工作与社会功能,揭示了日本当局通过这个"过渡时期"的傀儡政府与汉奸组织,实施"以华制华"统治政策的罪恶用心.     

小人物的群像——井上靖历史小说人物分析

井上靖在其创作的历史小说中塑造了许多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小人物形象,从文学分析的角度可将其定位为"脱落者"与"边缘人",正是这样一批平凡普通的小人物看似平淡无奇的生命轨迹构成了井上靖历史小说的主体脉络,而这一系列小人物形象的成功塑造不仅表现出作家对平凡个体生存命运的关注,亦反映出作家对日本社会现实的深刻反思和文化心态中的民族忧患意识。     

南京事件70年后的日本与世界

2007年,正值南京事件70周年,世界各国纷纷策划以南京事件为题的纪录片或电影.然而,已作为历史事实被认定的南京事件并没有成为日本国民的共同认识,也没有成为"国民记忆",南京事件否定派的言论在日本甚嚣尘上.这一问题表明:由于企图歪曲、抹杀、忘却日本战争犯罪史的历史修正主义势力占据了自民党政府(一部分为民主党)的中枢,导致日本的民主处于危机之中,日本国民对于战争的认识也处于危机之中.现在,日本和战时一样,遭到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对这种现状抱有危机意识的日本律师、学者、教师、市民等组织起来,举办各种国际学术研讨会,希望以此为契机调动日本社会和国际社会的积极因素,打破日本对于战争和历史认识的闭塞状态,挽救民主危机.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对日广播宣传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注重利用新兴媒介——广播进行对外宣传,特别是国际广播电台用十几种语言向各国播音。一方面是争取友好国家的同情援助,另一方面是对敌实施宣传战。就对日宣传而言,因日俘更了解日本官兵及民众心理,国民政府注重利用日本反战人士及俘虏,向日本国内及占领区民众、前线士兵等进行广播宣传。从抗战爆发到1941年底对日广播宣传活动暂停为止,国民政府对日广播宣传主要从反侵略理论来呼吁日本人反战,较为抽象。1943年初对日广播宣传活动再开后,主要通过战况和情势分析,使得日本人厌战、反战。日本在战败前夕,企图采取本土决战,实行“一亿玉碎”的负隅顽抗。国民政府广播宣传呼吁日本民众弃战,救己救国,并建立民主日本政权等。国民政府对日广播宣传有其局限性,不能高估了其在对日宣传中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