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对青年马克思的影响

黄克剑同志在《马克思早期哲学思想发展分期论要》(载《学习与探索》1983年第4期以下简称《论要》)一文中认为,马克思在1843年初与黑格尔唯心主义决裂之后,就径直走上了辩证的、历史的唯物主义道路,并不存在一个与费尔巴哈人本主义思想决裂的“第二次转折”;青年马克思“接受的是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而不是他的“人本主义的道德说教”。由此他断言,“那种认为青年马克思有过一个费尔巴哈思想阶段的传统看法,是既没有社会历史依据,也没有理论逻辑依据的。”     

略论《桃花源记》的批判意义

对《桃花源记》(及诗,下同)的思想意义,历来认识颇不一致。本文试图把它放到陶渊明的创作和生活道路中,放到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加以考察,说明这篇作品对诗人归隐生活的否定意义和对当时社会现实的批判意义。从而认识《桃花源记》的思想价值。 对诗人归隐生活的否定 归隐田园是陶渊明生活和创作道路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为“济苍生”理想和“苦长饥”的生活驱使,诗人一度厕身官场。但在门阀制度森严的当时,他“有志不获骋”。他厌恶“怀役不遑寐,中宵尚孤征”的仕途奔波生涯,又“耻为五斗米折腰。”他涤涤地向往园林生活。“园田日梦想,安…     

试论徐志摩的诗歌创作

茅盾从分析徐志摩的主要诗作和散文作品中认为“他是布尔乔亚的代表诗人” (《徐志摩论》),钱杏　说徐“是彻头彻尾的一个进步的资产阶级作家”(《徐志摩先生的自画象》)。我觉得这些论断基本上是符合实际的。现在的问题是,作为进步的资产阶级作家,在中国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其作品究竟有着怎样的特征,或者说他的作品是怎样地反映着生活的? 徐志摩,由于他的出身、经历和文化教养的关系,他的社会理想追求倾向于西欧资本主义制度,特别醉心于英国式的自由和民主。这样的追求在当时应该说是不足为奇的。那个时候,一切尚有追求的知识分子,马克思主…     

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内部诸矛盾的理论

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内部诸矛盾的理论以最完备的形式体现在他的《资本论》,特别是该书的第1卷中。一个人只要接受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阶级社会所特有的异化及内部诸矛盾的基本看法,他就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关于危机的理论模式必须根据资本主义历史发展的具体阶段经常加以修正(不能一劳永逸地制定下来)。     

鸟类兴象的起源与鸟图腾崇拜

“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以鸟类为“他物”起兴的诗在我国先秦时代的诗歌中尚存很多。本文不是研究这类兴在诗中的一般的审美意义和作用,而是从发生学的角度考察它的起源以及与此有关的问题;从“他物”自身来看,也就是考察这具有审美意义的“他物”的前身的历史性质。 首先来看一看以鸟类起兴的诗的一般情况:“宛彼鸣鸠,翰飞戾天。我心忧伤,念昔先人。明发不寐,有怀二人。”(《小雅·小宛》第一章)朱熹《集传》云:“二人,父母也……彼宛然之小鸟,亦翰飞而至于天矣,则我心之忧伤,岂能不念昔之先人哉?是以明发不寐,而有怀乎父母也…     

论形象思维的美学特征

从美学意义上讲 ,形象思维是一种美的思维。早在 2 0 0多年前 ,被后人称为美学之父的鲍姆嘉登在他的美学专著中就提出了“以美的方式去思维”①的观点 ,他所创立的“美学”即是“以美的方式去思维的艺术理论”② 。后来的黑格尔在他的《美学》中也发表了类似的见解。随着时间的推移 ,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 :形象思维是有美学价值的思维活动。形象思维的过程与审美的过程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作家、艺术家的审美理想和审美评价必然会渗透到形象思维的整个过程中去。因此 ,作为形象思维结晶的艺术品 ,具有无可争辩的审美价值 ,能给人以美…     

现代传播与《女神》的出场及其经典化

《女神》的出场及其经典化是现代多重话语和传播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在文本、媒体与读者的互动、互涉过程中,《女神》不仅确立起在中国新诗坛的合法地位,而且在特定历史文化阅读、阐释下,逐步建立起中国现代浪漫主义诗歌的价值理想与审美规范。     

以《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捍卫者康熙帝》一课为例--谈如何评价康熙帝

《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捍卫者康熙帝》选自人教版选修4第3课,本课主要向学生介绍了我国清朝第二代皇帝康熙对中国历史的发展所做出的杰出贡献。那么,如何评价康熙一生所为呢？其实,晚年的康熙帝曾对自己的一生作过评价,他引用诸葛亮的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阎崇年在《正说清朝十二帝》中也说：“无论就中国历史作纵向比较,或就世界历史作横向比较,都可以说康熙大帝是中国皇朝史上的千年一帝,也是世界史上的千年名君。”《清史稿?圣祖本纪》中记载：“（康熙）早承大业,勤政爱民,经文纬武,寰宇一统,虽曰守成,实同开创焉。”但近年来对于康熙的评价也有了不同的声音,例如：杜车别在《文明断裂的悲剧--被满清割断的明朝与近现代中国》中说：“康熙对维护自己的统治不遗余力,也可以这样说,他是满族的“伟大领袖”,是中国人的罪人。”历史学家郭长庚在《应当重新评价康熙帝》说：“康熙作为一个有才无识、因循误国的封建皇帝,实在不值得后世推崇与美誉。”     

人民、群体及其他"南京大屠杀"与日本人的精神构造

我的朋友摩罗在其思想随笔《巨人何以成为巨人》中写道 :“有什么样的人民就会有什么样的领袖 ,从而也就有什么样的民族和社会”。他在谈及人民的尊严意识与人道主义倾向时说 ,“他们以自己良好的人文素质和历史良知 ,在国家机器与历史要求、民族利益、革命思想之间构成了一种弹性 ,正是这弹性使得新思想、新力量不但未遭毁灭 ,反而勃然发展。“巨人的力量”来自全体人民的人文理想和整个民族的历史良知。《巨人何以成为巨人》的副标题是“读赫尔岑《往事与随想》第一册”。摩罗带给我的反思是 ,“矮子何以成为矮子”、“小人何以成为小人”…     

“看花”不易 “做花”更难——读茅盾的《少年印刷工》

(一) 一九三五年二月一日出版的《文学》四卷二期上,发表了著名理论批评家茅盾(署名“江”)的儿童文学论文《关于“儿童文学”》。一年之后,他的中篇儿童小说《少年印刷工》在叶圣陶等编辑的儿童文学刊物《新少年》创刊号上开始连载。如果说《关于“儿童文学”》是茅盾的儿童文学观和对“五四”以来儿童文学发展历史的纲领性的论文,那么《少年印刷工》则是他的儿童文学观在创作方面的具体实践。两者出现在这个时候是有深刻的时代历史原因的。一九三五年顷,中国儿童文学正经历着从沿袭古代、照抄外国阶段向全面创新的阶段过渡。有一大堆积存的问题急需解决,创新的路子又亟待摸索。恰在这时,表面来看儿童的需要似乎引起了当局的关注。不是吗?一九三三年十月,经上海市儿童幸福委员会呈     

双关的思想内涵 隐秀的艺术标本——《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的思想实质与艺术

双关的思想内涵隐秀的艺术标本——《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的思想实质与艺术张惠仁刘勰在《文心雕龙·隐秀》篇中指出：“藏颖词间，昏迷于庸目；露锋文外，惊绝乎妙心。”这是说有的作品由于作者“心术之动远矣，文情之变深矣”，因此，酝酿的时间较长而又经过多次修改...     

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想武器

一、邓小平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把解放思想放在第一位,以务实的态度恢复了党的思想路线 把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有机地统一起来,构成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思想路线,这是邓小平同志对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贡献,也是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起点。 邓小平同志探索走有中国特色社会道路是从恢复党的思想路线开始的.他把解放思想包括到党的思想路线上来。他明确指出,“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首先是解放思想.”（《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1页,以下凡引此书只注卷数和页码）粉碎“四人帮”后,我们党和国家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同志在恢复党的思想路线的过程中,把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有机地结合起来,并强调首先是解放思想。这是因为: 其一,特定的历史性。一方面,“文化大革命”十年,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大搞禁区、禁令,制造现代迷信,把人们的思想封闭在他们假马克思主义的圈子里,不准越雷地半步,否则,就要扣帽于、打棍子,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人就只好不去开动脑筋,不去想问题;另方面,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以后一段时间,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主要负责同志,提出“两个凡是”。“两个凡是”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是错误的思想路线,是新的教条主义。因此,邓小平同志率先     

略论马尔库塞社会批判理论的哲学基础

马尔库塞一生的思想发展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海德格尔的“存在本体论”过渡到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从哲学过渡到社会理论的时期。1929年,马尔库塞在德国弗赖堡重新开始学术生涯的时侯,是在胡塞尔和海德格尔指导下进行研究工作,接受了存在主义和现象学的哲学思想的影响。几年后,他则逐渐倾向于马克思主义,到1932年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均简称《手稿》)公开问世,他成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拥护者。这时,他与海德格尔的关系也已分裂,但并没有完全抛弃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而是企图超越他的非历史的存在本体论的界限,把关于人的存在的“实在的意义”引入“人生在世的分析。”因此,他又致力于把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和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结合起来,力     

“刘郎”辨

唐人李贺《金铜仙人辞汉歌》首句云:“茂陵刘郎秋风客”,诗中“刘郎”,指汉武帝刘彻。对此,清人王琦在为《李长吉歌诗》作注时指责李贺说;“以古之帝王而渺称之曰刘郎,又日秋风客,亦是长吉欠理处。”现在有些同志对此则加以赞誉,如藏克家同志在谈到李贺为人富有正义感时举例说:“对于汉武帝这样一个历史上的伟大人物,他竟直呼‘刘郎’加以叽嘲。”(《韩愈登门访李贺》,《中国青年报》1980年7月5日)还有的同志说:“李贺对这个历史上曾叱咤一世的汉武帝直呼‘刘郎’,又称他为‘秋风客’,这种大胆的反传统精神,在封建文人中是罕见的。”(《李贺诗五首浅释》,见上海师大编《语文学习》1978年第4期)同是一个“刘郎”,古今论者对李贺的褒贬迥然不同,这里牵涉到对“郎”字的理解问题。据笔     

马克思的最早中译名就是马克思

《学习与探索》1983年第1期有两篇论文提及马克思的名字在我国首次介绍,与史料有出入,现订正如下。一是丁守和同志《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说:“在中文报刊上最早提到社会主义和马克思名字的,是外国传教士主办的《万国公报》。1899年它发表的《大同学》一文就曾提到:‘今世之争,恐将有更甚于古者,此非凭空揣测之词也。试稽近世(笔者注:《万国公报》原文是“代”)学派,有讲求安民新学之一家,如德国之马喀(原文是“客”)思,主(缺“于”字)资本者也。’这是在中国第一次提到马克思。”二是胡培兆、林圃同志《〈资本论〉在我国的传播》说:“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著文提到     

苏联的审美文化研究

苏联提出审美文化这个概念,大约是在30年以前。最早开始研究审美文化的是苏联科学院院士A.叶果罗夫和美学家B.K.斯卡捷尔希科夫。叶果罗夫在《艺术与社会生活》(1959)一书中提到审美文化的概念时指出,研究审美文化主要是为了在人们的实践活动中运用“美的标准和原则”,“它(审美文化)不仅要求我们善于在生活和艺术中发现、理解和评价美,而且要求遵循美的标准和原则进行实践活动”。B.斯卡捷尔希科夫在他的专著《共产主义建设时期苏联审美文化发展理论问题》(1965)中,所持的也是     

日本战后"中间小说"与川端康成

在战后特定的历史条件下 ,日本文坛上产生了处于纯文学与大众文学之间的“中间小说”。川端康成可说是其中一位出色的旗手 ,他创作的《舞姬》、《山音》、《东京人》等都是各具特色的“中间小说”佳作。其创作的原因或许主要缘于他敬畏的朋友横光利一诗魂的继承     

王阳明与绍兴

王阳明,名守仁,字伯安。出生于明朝宪宗成化八年(1472年),逝世于明朝世宗嘉靖七年(1528年),享年五十七岁。王阳明出生在余姚,祖籍在绍兴。成长、生活也主要在绍兴。据《明史》载:“王守仁,字伯安,余姚人”(第195卷第5159页)。他的再传弟子李贽在《续藏书》(第14卷第255页)中也执此说。其实不尽然,《绍兴府志》和《山阴县志》都说他“本山阴人,迁居余姚后,仍还原籍。其故居在山阴东光坊谢公桥之后,祠亦在焉。”(《嘉庆山阴县志》卷首·皇言·第61页)王文成祠“在府北二里东光坊。明嘉靖十六年,御史周汝贞建。”“初名新建伯祠,后改为王阳明先生祠”。到了清朝,“康熙二十九年,知府李铎修之”,又改为王文成祠,“有司春秋动支地丁致祭(《府志》入防护条》),薛应旗有告文,马如龙有碑记。”     

“他应该是人”──对席勒《美育书简》中一个美学问题的思考

一、三个王国 席勒的《美育书简》对人类史的发展,采取了纵向比较的方法,简单 明快地表述他的有关三个王国的观点,他在最后一封信中说;“在力量的可 怕王国中以及在法则神圣的王国中,审美的创造冲动不知不觉地建立起第三个王国,即游戏和外观的愉快的王国”(《美育书简》第146页,下引此书不另注)。 席勒认为,人类的发展必然要经过三个阶段,即三个王国。他在第二十四封信中写道:“区别出发展的三个不同时期或阶段,不论个人还是整个人类,若要实现自己的全部使命,都必然要以一定顺序经历这些价段。由于外界事物的影响或个人的自由随意性等偶然…     

何休历史哲学理论探析

儒家历史哲学理论是其整个思想体系中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古代历史观念的主导形态。何休作为东汉时期最著名的今文经学大师，他关于历史发展的特征、规律之认识同样系统而深刻，他在这方面的贡献，在于将《公羊》“张三世”说与“通三统”观点加以新的整合与融会，首次提出了以“衰乱——升平——太平”为中心内容的社会发展模式，强调“大一统”“夷夏一体”、“天下远近小大若一”为人类社会的理想境界，从而使儒家的历史哲学理论发展到一个崭新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