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交际中的文化负迁移与适度文化移情

文化负迁移现象一直是跨文化交际学研究者所关注的重点和热点问题。本文通过一项针对中国高校学生和在华外资或合资企业中方员工的问卷调查,分析了跨文化交际中的文化负迁移情况,指出文化负迁移虽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和必然性,但可以通过适度文化移情来增进交际双方的沟通与理解,有效减少或避免文化负迁移,保证跨文化交际的成功。     

文化差异与领导干部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提升

本文从跨文化交际学的角度论述在21世纪文化多元化的国际社会中,领导干部掌握跨文化交际能力的现实意义,分析了与领导干部跨文化交际活动密切相关的文化差异的表现形式和对交际的影响,认为领导干部除了具有领导能力和管理能力外,还必须树立文化差异意识,拥有跨文化交际能力,这既是现实的客观需要,也是领导干部的素质和能力提升的内在要求。     

非语言文化交际与外语教学

目前 ,跨文化语言交际在外语教学中越来越受到重视 ,但非语言文化交际在外语教学中的地位不容忽视。本文结合自己教学的亲身体验从跨文化交际学理论阐述了非语言交际的交际策略和手段 ,探讨了非语言文化交际在外语教学中的实施     

浅谈跨文化交际研究

随着现代信息技术和交通技术的高度发展,空间距离大大缩小,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也日益频繁。但是空间距离的缩小并不意味着人们之间文化距离或心理距离可以瞬间缩短,反而会因文化差异造成的交际失误、矛盾和冲突等使人们的心理距离加大。因此,对跨文化交际学的研究也就引起了学术界越来越多的关注。文章从跨文化交际研究的历史、内容以及它与外语教学的关系三个方面,简单地介绍了一下跨文化交际产生和发展,希望对跨文化交际学的研究有一个更加清晰的认识。     

跨文化交际理论从欧洲中心多中心演进探析

跨文化交际学滥觞于20世纪50年代末。在半个世纪的发展过程中,跨文化交际理论经过60-70年代局部、零散的研究以及80-90年代的拓展与整合,现已具备较高的系统性,出现了一些影响广泛的经典理论。跨文化交际理论首先针对的是最为根本、尖锐的文化差异问题,然后延伸到调整、能力、价值、身份与意义等方面。长期以来,以欧洲为中心的范式一直主导着跨文化交际研究。最近,学者们开始对欧洲范式的偏见与缺憾进行反思,提出非洲中心观与亚洲中心观,范式问题已经被提上研究议程。本文以跨文化交际学核心议题的形成、扩展、深化和整合为线索,全面检视该学科理论研究在过去半个世纪中的得失。     

跨文化语境中的文化误读与文化宽容问题

跨文化语境中的文化误读与文化宽容是文化学者和文学研究者关注的热点问题。文化误读往往是跨文化交际中的壁垒,是跨文化交际学、翻译学、语言学、哲学与文学批评的对象。在跨文化视域下,文化误读与文化宽容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是辨证统一的。本文从跨文化交际入手,阐释文化误读、文化宽容的文化内涵,分析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并在哲学、语言学与文学维度深入透视,为我们进行跨文化交际活动提供理论上的启示。     

高校外语教学中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策略反思

本文从语言教学的性质、规律以及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的具体要求出发,尝试性地探讨外语教学中如何培养师生跨文化交际意识,提高跨文化交际敏感度以及在跨文化外语教学中保持中国特色文化的意义和方法,从而提高师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中英跨文化交际参与者的感知与现实——一份中英跨文化交际问卷调查与分析

问卷调查旨在对比分析21世纪中英跨文化交际中,中国交际者自身感知与在英语人士眼中表现之差异,以发现新世纪中英跨文化交际特点及出现的新情况和新趋势,得出启示并提出建议,希望对中英跨文化交际研究和实践有一定积极意义。     

多德关于跨文化婚姻与跨文化交际的研究

跨文化交际学专家多德对于以跨文化婚姻为突破口的跨文化交际给以较为系统和有说服力的探索，认识到了跨文化婚姻中存在的与文化相关的现象所起的作用，分析了罗密欧与朱丽叶效应的存在和影响，并考察了跨文化婚姻的满意度这一复杂问题，从而揭示出跨文化婚姻与跨文化交际的一些内在联系，并提出培养跨文化交际技能的途径和方法。     

中英跨文化交际参与者的感知与现实--一份中英跨文化交际问卷调查与分析

问卷调查旨在对比分析21世纪中英跨文化交际中,中国交际者自身感知与在英语人士眼中表现之差异,以发现新世纪中英跨文化交际特点及出现的新情况和新趋势,得出启示并提出建议,希望对中英跨文化交际研究和实践有一定积极意义.     

新中国国际传播历史分期再研究

中国国际传播经历了三个阶段：中国国际传播的起步阶段（1949-1978）;中国国际传播的发展阶段（1978-2008）;中国国际传播的开放阶段（2008年至今）。其传播观念正在由对外宣传向国际传播转变。中国的电影、电视、互联网等正在持续地扩大其在国际传播中的影响,改变着中国国际传播的未来。     

跨文化交流中的理解误差

实现不同文化背景下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与相互认同,克服跨文化交流中的理解误差,进而改变来自于强势国家的文化偏见,是保护和发展文化多样性的重要保证。过去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在国际舞台上所处的被动地位造成了我们在文化交流方面的失语状态,进而失去了我们与西方主流社会进行文化对话的机会,现在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提升,使我们赢得了重新展现中国形象的历史机遇,为此我们应当塑造的是一个与经济中国相互统一的文化中国的形象,使中国在摆脱了贫穷、落后的经济形象的同时,彻底改变封闭、僵化的文化形象。在这个历史过程中如何消除跨文化交流中的理解误差,校正历史造成的文化偏见,是我国文化发展的重要问题。     

论全球化传播语境下的国家形象建构

2008北京奥运会结束之后,中国进入到“后奥运时代”,中国的对外传播从此处在了全球化语境之下。在后奥运时代的全球化传播语境下,为塑造合意的国家形象,中国应该从以下四个方面来努力：讲究符号媒介的跨文化选用、提升对外媒体的公信力、加强政府对世界媒体的公关和营造理性的媒介公共领域。     

文化产业发展与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提升

文化产业对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有着十分突出的作用,这主要表现为文化产业可以为社会提供文化生产力、能够保障国家传播力以及能够提升国家影响力等几个方面。当前,随着中国经济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新成就以及中国传播基础设施的发展与壮大,国际文化软实力格局正面临着新一轮重构,中国应抓住这一大好机遇,加快文化产业发展和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     

日本媒体涉华报道的传播视阈——以《朝日新闻》2010年1月至9月报道为例

2010年9月钓鱼岛“撞船”事件给中日关系走向蒙上了神秘“面纱”,媒体此时发挥了微妙作用。从2010年开年至“撞船”事发前后《朝日新闻》的涉华报道可以发现,日本政府是国际传播的强势主体,报道的题材选择和倾向性选择受两国关系中的利益和文化主导,同时也受传播规律的引导,这种传播还能反作用于两国关系。     

公共传播研究的社会价值与学术意义探析

传播学可以划分为四个类型,即专业传播学、批判传播研究、政策传播研究和公共传播研究.但长期以来,公共传播研究并未受到广泛重视.在社会转型的中国,各种社会矛盾冲突激烈.要想改善公民的社会生活,传播学家要积极参与社会公共事务,在实践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越南贡使与中国伴送官的文学交游——以裴文与杨恩寿交游为中心

越南使臣裴文与中国伴送官杨恩寿的文学交游,为我们提供了中越文化交流的一个全面而详实的个案。通过对这一个案的研究,我们可以了解越南使臣出使中国及与中国文人交流的具体情况和特征。更重要的是：中越文化交流的历史,正是有赖于类似裴、杨文学交游这样的一个个的具体事例支撑而成,我们可以由这一组个案透视出中越文化交流,乃至在宗藩关系下的中外文化交流的实际面貌。     

论中国文化软权力化的对外传播策略

文化是一种软权力资源,其本身并不是软权力。文化要转化为软权力,就必须有策略地借助大众传媒向国际社会进行传播。为此,在制定文化软权力化的对外传播策略时,应当重点考虑和着力解决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在传播主体上,要明确对外传播战略目标;在传播内容上,要兼顾文化的民族性与世界性;在传播媒介上,要注重语言的传播;在传播对象上,要讲求感化和有的放矢。     

马可波罗及《游记》在中国早期的传播

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的先驱者,马可波罗及其《游记》第一次较全面地向西方介绍了文教昌明的中国形象。从鸦片战争前夕传教士最早提及马可波罗及《游记》之事,到1913年第一个《游记》中文译本的出现,期间经历了约近七八十年的历程。从传教士最初简单的介绍,至国人的初步反应,进而至日本教科书大规模的引入,报刊传媒的宣传,在这一过程中,随着读者层面与社会影响的扩大,其人其事愈来愈广为人知,从而成为传媒中的一种公共知识。马可波罗及《游记》在中国接受及其逐渐扩展的途径与过程,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西文化交流的样貌。它既反映出其在中国早期的反响,也为此后的研究作了必要的铺垫。这对于研究近代中外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也有某种启示意义。     

我国网络新闻传播专业教育现状的思考

本文从当前我国网络新闻传播专业教育的现状入手,论析现阶段我国网络新闻传播专业教育的相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