刍议赛珍珠英译《水浒传》的翻译目的

目前评论界关于赛译《水浒传》之翻译目的的各种评价可以归为文本目的和超文本目的两类.探究赛译的真正用心更应关注超文本目的.赛珍珠翻译《水浒传》的目的不仅在于向西方介绍、阐释、传播中国文化,更在于实现其文化和合主义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不但使赛译的文本目的与非文本目的实现了高度统一,而且是赛珍珠从事翻译、文学创作和社会实践的最高指向.     

沈从文的文化阐释视阈与创作价值取向

沈从文价值取向呈动态特征。湘西独特的文化精神,20世纪初中国传统文化的转型,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的采借下对中国文化的重新理解和再阐释,这些因素共同铸就了沈从文的理解前见,渗透进了其文学活动中,就使他能够运用文化整体、文化相对论思想,对各种文化进行跨文化比较,走向对湘西文化乃至整个国家民族文化进行全方位和整体性的解读,实现了文化理解、文化阐释视阈的融合,使创作视野不断突破,从创作初、中期的湘西文化本土阐释到创作后期的国家民族整体文化理解与阐释后,提高到创作晚期的对人类整体文化的理解与阐释。     

赛珍珠的《水浒传》翻译及其对西方的叛逆

All Men Are Brothers 是美国女作家赛珍珠的唯一译作,也是《水浒传》的首个英文全译本,历来因其对源语语言与文化特质的尊重和尽可能保留而遭受非议。而大部分批评者不是断章取义地横加指责,就是站在强调目的语文化及其价值观立场上,忽视了相异文化间的开放性和可融合性。考虑到赛珍珠希望忠实再现汉语及其所代表的中国文化的初衷,并将其译本与其他两个重要译本加以比较,我们可以肯定,赛珍珠的翻译实践反映了她向西方展现和阐释真实的东方的努力,因而具有极其重要的跨文化交流价值。诚如尼采所言,翻译是一种征服。而这种征服应是双向的、互相的,而非单向的支配与控制。在当前的后殖民语境下,《水浒传》赛珍珠译本更具有深远的文化意义。鉴于翻译所涉及的原著文本的特殊文化价值,尤其是近代以来东西方文化之间展开明显的力量悬殊的较量,赛珍珠作为一名来自西方阵营的译者对西方文化进行自觉反叛的勇气与卓识,值得我们肯定和深入研究。     

跨文化翻译中的视阈融合--以宇文所安对《二十四诗品》中“真”的诠释为例

《中国文学思想读本》是美国著名汉学家宇文所安向西方译介中国古典文论的精心力作。本文通过该书对《二十四诗品》中"真"的跨文化翻译和诠释,从大道之"真"、创作主体表达之"真"、诗歌文本与世界关系之"真"三个方面,解读宇文所安在自身西方文化视阈下,通过对中国古典诗歌的观照和对中国传统文化观念的吸收,扩大自身视阈,努力实现中西文化视阈融合的复杂历程。     

论金批《水浒传》对小说语言技巧的探索

对小说加以评点 ,是我国古代文学批评中特有的方法。通过对金批《水浒传》的深入阐释 ,认为金圣叹从“文章作法”即创作技巧的角度对《水浒传》进行了研究 ,并对《水浒传》的语言表达技巧作了深入探究 ,形成了金批《水浒传》语言特有的表达技巧 ,这对中国小说创作具有重要的指导和借鉴作用。     

试析《道德经》翻译的多样性

博大精深的《道德经》吸引着无数西方学者不断地对它做出新的阐释 ,使之成为除《圣经》以外英译本最多的经典著作。原文本的开放性和译者的前理解使译文产生多样化具备了可能性和必然性 ,而译者主体性使多样化的翻译最终得以实现。置身文化翻译的大背景之中 ,阐释学为理解和分析多样化的译本提供了很好的视角和方法。通过剖析《道德经》翻译多样化产生的原因 ,以期在今后的翻译实践和翻译批评中加入更多理性的思考     

《活着》异质文化在英译本中的“深度”还原

余华小说《活着》在海外颇受推崇,译者白睿文也因此受到国内外翻译研究者的关注。研究发现,深度翻译重视通过建构源语文化的历史文化语境还原源语文化,因此在深度翻译观照下,从文本外语境(包括译本的脚注、前言及后序)和文本内语境两个层面出发,可以探讨译者对更深文化层面的异质因素还原的翻译问题,尤其是在分析有关译者对于《活着》原著中我国独特文化元素翻译技巧的独到之处具有很强的解释力。文章将《活着》源语中的文化按照物态文化层、制度文化层、行为文化层及心态文化层进行层层剖析,展示汉译英中文化翻译的异质性。进而分析译者白睿文对待我国异质文化的态度及翻译手段。最后,从语境搭建偏误角度讨论译者文化还原偏差并分析未能在小说译本中还原的文化因素,以期对翻译中国文学的译者有所借鉴。     

后殖民视角下解读辜鸿铭译经的归化法

我国晚清著名的文化学者和翻译家辜鸿铭,向西方译介了中国儒家经典古籍《论语》、《中庸》,其译文新颖独特,做法与翻译策略中的归化法不谋而合。本文拟在后殖民理论视阈下重新解读辜鸿铭译经中的归化翻译,通过分析辜氏译本中所运用归化法的特征及其动机与意义,指出归化翻译策略并非总是殖民者进行文化殖民的共谋,它也可以成为弱势民族宣扬其文化文本的意义与价值、赢取理解与认同的利器。     

浅析晚清小说翻译中的政治倾向性

小说翻译是文学作品再创作的一种艺术形式.选择什么样的翻译材料及文本,利用什么样的翻译技巧及策略才能表达再创作者的目的及意图,对所翻译的小说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晚清时期的小说翻译者们就是利用这种译入语的意识形态在其所再创作的文学作品中凸现出自己的政治倾向性,从而进行文化移植.     

副文本对自传体散文特征的建构——以《浮生六记》4种英译本为例

以《浮生六记》4种英译本的副文本为语料,旨在挖掘并阐释英译副文本对自传体散文的构建价值,主要包括重构历史文化语境,促进跨场域情感共鸣,有效实现跨文化传播等方面。英译副文本研究既有益于拓宽翻译理论的阐释空间,也有助于深入理解操控和制约《浮生六记》翻译过程的各种因素,挖掘翻译文本内外的文化内涵和诗学价值。     

试析译者主体性在文学翻译中的体现——以《傲慢与偏见》的两个中译本为例

文学翻译不仅是跨文化的语言转换活动,而且是一种艺术的再创造,文学翻译之所以可以作为一种创造性的活动,根本原因就在于翻译过程中译者主体性的发挥。通过对比《傲慢与偏见》的两个译本,从语言、文化和审美三个方面分析译者主体性在文学翻译中的体现,认为：在语言层面上,张译用词过于大胆,而孙译则较为贴切;在文化层面上,虽然两位译者使用的翻译策略不同,却各有特色;在审美层面上,孙译在准确表述原文意思的同时,还给人以美的享受,更加形象。     

从文化影响看译者对唐诗意象的英译——以庞德、韦利和许渊冲的译作为例

唐诗是世界文学大花园中绚丽夺目的奇葩,所以唐诗英译既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需要,也是国内外翻译界的追求。而译诗即译意象,所以唐诗意象的英译直接影响原诗内涵的传达。通过学习与分析国内外翻译名家庞德、韦利、和许渊冲的译作来研究中西文化差异导致的思维差异在对文化意象转译中的表现,进而总结译者的翻译风格,能为今后的唐诗意象英译工作提供帮助,也能更好的在世界范围内弘扬中国文学与文化。     

从莫言作品获奖看“边缘文学”如何走出去

中国文学在西方文学中被视为边缘文学。莫言荣获诺贝尔奖的事实说明中国当代文学在西方文学中已由边缘步入中心,其发展变化符合文学多元系统论的发展规律,成为阐释边缘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论中地位变化的有力佐证。文章在分析莫言作品成功走出去所涉及的影响因素外,也阐明了译者在文学翻译中所遇到的翻译策略选择问题。     

寒山诗歌与余华小说的英语译介比较研究

寒山诗歌与余华小说经过英译译介,均突破了在源语文学中的旧有地位,在译语文学体系中获得了新的文学生命。通过对比二者的译介背景、文本特点和翻译策略,发现前者是禅宗启迪,后者是回归文学母体;二者都是经过第三条线路到达译语文化;均由熟知译语语言与文化的L1译者翻译;在文本翻译过程中,寒山与余华各有的多个L1译者都在尊重原作的前提下,均对语言细节地方做出了独到的翻译理解,充分发挥了译者主体性。     

莫莉:文化杂交和世界文化的象征

目前,文学批评界已广泛认同于对《尤利西斯》的主人公布鲁姆和斯蒂芬的文化诠释,认为他们是民族边缘文化和艺术边缘文化的化身,但对女主人公莫莉的诠释依旧局限在性别诠释的框架之内。作为"布鲁姆通向永恒的护照"的莫莉有充足的理由带有一种文化诠释的可能。笔者认为,莫莉乃是摈弃了狭隘民族主义和殖民主义偏见的富于广泛的包容性和无限生命力的世界文化的化身,她与数个性伙伴的关系乃是爱尔兰民族文化和英国文化杂交的象征模式。莫莉的形象寄托了乔伊斯对爱尔兰民族文化的期望以及他的世界文化理想。     

当代解构主义和比较文学双重语境下的文学翻译观

在当代解构主义和比较文学双重语境的观照之下,文学翻译已突破外国文学、翻译文学的传统视阈而演化成为中国文学形态。其意义在于,它打破了西方权力话语的垄断态势,使文学翻译不再单纯地成为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忠实的阐释媒介,而是能够积极参与到中国本土文化的现代化和全球化建设中去。当前文学翻译所面临的“政治”任务是,既要挑战西方文化霸权的压迫,也需要正确认识、接受和积极转化西方文化的影响。没有后者,中国的民族文学就不会成为真正的世界文学,而文学翻译学也不会真正发展成为人们所期待的人文学科。     

改写理论的分歧意见析评——兼与王峰、马琰商榷

本文探讨了国内外翻译界对改写理论存在的主要分歧及其成因。认为：Munday所称的三要素实际是文学系统的控制要素,并且和Hornby等人的三要素一样,可以归结为两要素,翻译的四个层次也最终归为两个决定要素：意识形态和诗学。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受到意识形态和诗学两要素的制约,但译者并非毫无选择,他们可以选择接受,或试图挑战、超越这些约束。     

“兴观群怨”说与“卡塔西斯”论之比较

孔子和亚里士多德是中西方文艺理论和中西方美学奠基人。孔子的"兴观群怨"的诗歌理论,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创造性提法,长期影响中国诗歌的创作和评论;亚里士多德的"卡塔西斯"论是西方文艺理论和西方美学的标点性内容,影响到西方戏剧乃至其他文体。两种理论虽然产生的时代、背景不同,导致其逻辑基础和适用文体的差异,但从都重视文艺的社会作用和审美价值,都倡导"中庸"、"中和"的美学原则,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我国几种主要翻译理论述评

本文按照翻译理论发展脉络,分别对我国的语文学翻译理论、语言学翻译理论和文化翻译理论作了梳理,阐述了各理论的不同特点。指出在具体翻译问题和方法论上出现分歧的根源是对翻译的本质认识不同;翻译研究若能突破自身所属发展脉络的樊篱,将语文、语言和文化的视域结合起来,则能更好的推动翻译研究的发展;语料库翻译研究将成为未来翻译研究的一个新的重要方面。     

作为哲学创造的哲学翻译： 以西方汉学为借镜

当代中国的西方哲学翻译坚持“信”（直译）为翻译中无可动摇的原则,与此不同,西方汉学家强调翻译的创造性及其意义。从德国汉学家施益坚有关牟宗三的研究可以看出,经由中国学者翻译的西方哲学不能仅仅被视为西方思想,而应从中国思想的脉络进行考量;翻译不但涉及向中国介绍西方,更涉及通过翻译重建中国哲学和思想,翻译是以汉语接纳乃至消化西方哲学的基点,这就是翻译中的“语义倍增”。由此,有必要对中国学者以“信”为中心的异化翻译立场进行反思,这种翻译妨碍我们对不可译性进行反思,造成原作与译作的同一性幻觉。绝对的异化或归化都是不可取的,在翻译实践中也难以做到,这两者之间应保持必要的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