彩礼支付结构转变与彩礼的攀升逻辑

既有涉及彩礼攀升问题的研究对彩礼支付结构转变与农村彩礼攀升之间的关联关注较少,研究试图建立一个分析框架去揭示支付结构转变对农村彩礼提升的促发机制。研究发现,打工经济为彩礼提升构建了经济前提,彩礼由婆家流向娘家到婆家娘家共同流向新人家庭的结构变迁中,女方父母由彩礼消费者到资源支持者的变化致使娘家要价的舆论压力减小、要价能力增强。而男方父母为子完婚的代际伦理责任使其彩礼应价能力较弱,容忍度较强。此外,婚姻缔结中债务权责主体分离的代际伦理和彩礼比高原则促成了农村彩礼价格的攀升。     

“90后”子女和父母双视角下的原生家庭关系研究

原生家庭的家庭关系对人的一生影响深远,它是人生整个教育的基础和起点,为探究原生家庭关系中的代际隔阂问题,基于"90后"子女和父母双视角出发,从原生家庭父母与子女沟通理念、城市与农村家庭代际隔阂、城市化进程对农村家庭的影响等方面进行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在互联网背景下,父母及子女沟通理念的不同加剧了原生家庭的代际隔阂;城市和农村地区原生家庭父母的教育理念的不同,使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方式与父母和子女之间的沟通方式存在较大差异;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加剧了农村地区原生家庭的代际隔阂。     

浅析农村青年高价彩礼问题

随着社会的进步、生产力的发展以及国家政策的影响,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很大转变,当代农村青年的大多婚姻家庭习俗也随之变得简化,农村地区的许多传统婚姻习俗在不断淡化甚至逐渐消失。但是,在众多的婚姻习俗中,彩礼习俗并没有随着人们婚姻观念的转变而转变,在广大农村家庭中仍广泛存在。因此从传统习俗、社会观念等方面分析了农村高价彩礼存在的原因,高价彩礼给人们生活带来的影响,并分别从经济、社会、法律方面提出遏制农村青年高价彩礼的对策和建议。     

家庭帮衬:农村青年婚姻中高额彩礼的形成机制分析

对山东省S村的调查发现,农村地区彩礼形式日益多样,且数额在逐年攀升,已超过农民正常家庭年收入的几十倍之多。运用布迪厄实践社会学理论对其进行解释,发现家庭帮衬成为农村青年婚姻中高额彩礼的动力机制和保障机制。首先,家庭帮衬作为农村青年男女缔结婚姻的重要价值之一,形塑了婚姻对象的选择范围,在区域内的通婚场域中,性别失衡所致的位置差与作为象征资本的彩礼转化是高额彩礼形成的动力机制;其次,彩礼分配维系的社会联结,以及所象征的支配力量,促进了社会关系的再生产,使家庭帮衬成为彩礼分配的义务性结果,使付出方成为权益方,从而成为高额彩礼形成的重要保障。     

甘肃省庆阳市农村高额彩礼现象的成因及对策研究

近年来,甘肃省庆阳市农村地区高额彩礼问题愈演愈烈,给当地居民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本文采用问卷调查法对庆阳市部分农村展开调查,在深入分析当地高额彩礼问题现状及其成因的基础上,就如何有效解决高额彩礼问题提出了针对性的对策建议,以期建设一个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新农村。     

代际关系浅谈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物质生活条件并不一定与幸福程度成正比．对于老年人来说,往往更是如此,如果代际关系和谐,既使生活条件差些,也会感到很幸福。根据对23户家庭(其中农村家庭10户,城镇家庭9户,其他类     

农村彩礼性质的区域比较研究

不同于宏观性的一般化概括和具体经验的描述总结,立足于中国农村区域差异的中观视角,在村庄社会结构和社会文化区域比较的基础上,理解农村彩礼性质的区域差异问题。南方团结型村庄,村庄宗族性结构力量及规范性强,代际关系厚重均衡,婚姻自主性较高,婚姻市场竞争性一般,农村彩礼还保持传统性的一面,缓慢稳定地变迁。北方分裂型村庄,村庄竞争性强,代际关系厚重但不均衡,婚姻自主性弱,婚姻市场竞争激烈,彩礼上涨迅速,成为代际剥削的手段。中部分散型村庄,社会结构力量弱,代际关系均衡,婚姻市场竞争弱,农民的理性化程度高,婚姻彩礼是一种理性化模式。农村区域差异的视角,为我们深刻理解农村彩礼的区域差异及变迁模式提供了中层理论建构。     

青春期前后期亲子关系的变化本质

这项研究分析了双亲一子女关系方面的变化,这有助于澄清十一岁到十七岁时期的个性化和凝聚性之间的平衡。本文的数据取自于年龄最大的子女为十一、十四和十七岁的110个家庭中的母亲、父亲和其年龄最大的子女。涉及了三种方法:子女冲于家庭问题决策、独立处世、爱、理解和对父母满意方面的态度的调查,有关父母和子女的自我水平的洛温格测量,还有一项对家庭成员之间的相互喜爱的品质的随意评估。研究的结论提供了涉及修正青春期早期的亲一子关系性质方面的期望和过程的观察。     

农村女儿养老支持力研究

养老是一项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工程,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基于豫东A村的调查发现,随着农村大量男性青壮年向城市大规模的流动和女性自主意识的提高,农村儿子养老力量有所弱化,女儿养老的能力和养老意愿不断增强。女儿对父母的经济支持、生活照料、精神支持等方面的支持力作用愈发显著,女儿在家庭养老方面的重要性愈发显现,在农村老人晚年生活保障方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家庭社会资本对大学生农村就业意愿的影响

家庭是影响大学生农村就业的一个重要因素,因而家庭社会资本与大学生农村就业行为有密切的关系。家庭社会资本对大学生去农村的就业意愿、最低工资价位和职业选择的影响显著。母亲的受教育程度、家庭年收入越高,大学生去农村的就业意愿越高,大学生去农村的最低心理工资价位越高;父母的受教育程度越高,大学生去农村更愿意选择从政。     

藏族大学生家庭价值观与亲社会行为

基于组织认同理论,以随机抽取的597名藏族大学生为研究对象,从"观念—认知—行为"视角,检验了藏族大学生家庭价值观对其亲社会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藏族大学生的价值观对其亲社会行为有显著影响,具体而言,孝道维度、男性中心观维度和家庭本位观维度均对亲社会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家庭认同感在家庭价值观与亲社会行为之间起着中介作用;亲子沟通不仅调节了家庭价值观与家庭认同感之间的关系,还调节了家庭认同感的中介效应。     

农村家庭结构对代际关系的影响——以山东省章丘市为例

目前我国正处于转型的关键时期，由于经济快速发展、城乡之间差异较大导致大量农村人口流动，同时改革开放带来的各种思想上的改变以及计划生育政策的多年实施，都对农村家庭结构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本文基于2016—2017年对山东省章丘市三个样本村居和枣庄市一个样本村居的调查，从农村家庭结构的现状出发，分析不同家庭结构对代际关系的影响。结果显示，小型化、核心化家庭增长趋势明显；另一方面，由于社会压力、经济压力的增大，离异家庭逐渐增多，对于子女与父母之间的代际关系提出了极大的挑战。     

父母应该如何面对“隔代亲”

在隔代教育家庭中,隔代亲的现象十分普遍,即老人和孩子非常亲密,父母夹在中间,跟老人和孩子的关系相对显得疏远。是什么原因导致本应该浓浓的亲情变淡了呢？父母该怎么面对这种现象呢？     

农村男青年“恐婚”:现状、镜像及“拯救”

非发达地区农村青年"恐婚"现象堪忧,对农村生产及社会和谐、个人生活、心态及家庭和谐的影响是多方位的。非发达地区农村"恐婚"现象,既有表象原因,又有深层社会原因,可从改变农村男女性别比例、改善农村生存环境、完善社会保障、优化农村社会管理与组织文化建设、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社会工作介入等层面予以解决。     

关于皖北M村高价彩礼现象的调研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农村正在经历着社会转型与社会变迁,其中彩礼习俗的变迁最为明显。近年来,彩礼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一路水涨船高。笔者阅读国内外相关文献,通过文献法、深度访谈法、观察法来深入剖析目前农村地区存在的高价彩礼现状、产生的原因、造成的影响等,并提出遏制高价彩礼的可行措施,借此呼吁社会大众关注高额彩礼给农民生活带来的巨大影响,改善彩礼继续攀升的趋势,引导彩礼充分发挥其正功能。     

家庭教育资源的内在认知及外在支持

青少年家庭教育问题的产生很大程度上在于父母的家庭教育能力的下降。本文从家庭教育资源角度出发，认为家庭对家庭教育资源的内在认知的水平与社会支持的程度与能力是确立家庭教育能力与水平的重要依据。为此，家庭教育能力的提高应着眼于激发家庭成员积极主动参与家庭变革和自我发展，着眼于家庭对自身家庭教育资源的认知水平的提升。     

我国居民收入与幸福感关系的研究

本研究在较为系统地考察以往收入与幸福感关系研究的基础上,采用已经公开的政府统计数据、6个省会城市的调查数据,以及来自山东省城市居民连续7年的调查数据,对我国城市居民收入与幸福感的关系进行较为深入的分析。研究发现:在现阶段的中国,收入与城市居民幸福感之间具有一定的正相关;地区富裕程度不同会对二者之间的关系产生影响;高收入群体幸福感水平明显高于低收入群体;从一段时期内考察,地区居民幸福指数并没有随国民收入的增长而同步增长;地区富裕程度与居民幸福感水平之间相关不明显。研究的主要政策主张有:中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以快速良性的经济发展来保证居民收入的稳定增长,为个体自由全面的发展提供必要的物质保障;保障民生,建立与完善促进个体自由全面发展的利益调整机制,加大公共产品,特别是社会保障的供给力度。     

大学生社会公德意识与行为调查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以在杭高校1517名学生为研究对象,调查分析了当前大学生的社会公德意识与行为。结果表明:大学生社会公德意识与行为的主流是好的,但部分方面还未达到应有的水平;性别、家庭子女数、父母文化程度对大学生公德意识与行为有显著影响;学校类型、年级、专业对大学生公德素质无显著影响。     

彩礼法律问题的完善建议

彩礼作为几千年流传下来的一种婚嫁风俗习惯,在我们身边普遍的存在着,甚至在我国农村地区甚为流行,但彩礼制度一直游离于我国正式法律渊源之外,无论是我国1950年、1980年的《婚姻法》,还是2001年的《婚姻法》,都没有把彩礼制度纳入其法律规范的条文中。当前法律对彩礼制度一直保持着不倡导、不支持、不反对的回避态度,然而呼吁彩礼法律制度的构建之声却不绝于耳。彩礼法律制度的构建需要我们清晰地了解我国当前彩礼法律问题的现状特点,在立足现实的基础上,提出符合我国国情和司法实践的完善建议。     

男权视角下的新生代农民工"闪婚"现象

通过对赣中聂村的调查发现,新生代农民工"闪婚"主要起源于农民在外经商的需要,而跨省婚姻成了"闪婚"的助推力。"闪婚"仍然是家庭事业,在"闪婚"中男女交往少的状况在本质上没有变化,女方考察男方的本质没有改变,女方择偶标准的本质也未变,改变的是结婚的程序、考察男方的方式和择偶观念。从夫居、彩礼制和婚姻家庭中的权利义务关系等制度设计是建立在男权基础之上的,到了现代社会,支撑男权的社会基础和礼法制度等都发生变化,男方权利减少而义务没有变化,女方权利彰显而义务相对减少。高额彩礼引发了男权的尴尬与风险,女方不归还高额彩礼也会面临风险,"闪婚闪离"没有赢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