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庆阳市农村高额彩礼现象的成因及对策研究

近年来,甘肃省庆阳市农村地区高额彩礼问题愈演愈烈,给当地居民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本文采用问卷调查法对庆阳市部分农村展开调查,在深入分析当地高额彩礼问题现状及其成因的基础上,就如何有效解决高额彩礼问题提出了针对性的对策建议,以期建设一个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新农村。     

农村家庭结构对代际关系的影响——以山东省章丘市为例

目前我国正处于转型的关键时期,由于经济快速发展、城乡之间差异较大导致大量农村人口流动,同时改革开放带来的各种思想上的改变以及计划生育政策的多年实施,都对农村家庭结构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本文基于2016—2017年对山东省章丘市三个样本村居和枣庄市一个样本村居的调查,从农村家庭结构的现状出发,分析不同家庭结构对代际关系的影响。结果显示,小型化、核心化家庭增长趋势明显;另一方面,由于社会压力、经济压力的增大,离异家庭逐渐增多,对于子女与父母之间的代际关系提出了极大的挑战。     

西北民族地区婚姻支付对姻亲关系的影响——以临夏州康乐县M村的个案研究为例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康乐县M村婚姻支付的持续上涨,不仅影响着娘家与婆家的经济状况,还影响到双方在姻亲关系中社会地位的变化以及姻亲关系的稳定和良性运行,带来了不少的家庭和社会问题。M村的个案表明,彩礼和嫁妆是婚姻支付中的主要形式,对于姻亲关系有重要作用。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农村“天价彩礼”的影响

在社会转型期的背景下,彩礼作为婚姻的附属品,不仅是吉祥的象征,还有交易的性质。本文从彩礼的发展现状,分析天价彩礼的原因,最后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结合,提出相应措施。     

家庭帮衬:农村青年婚姻中高额彩礼的形成机制分析

对山东省S村的调查发现,农村地区彩礼形式日益多样,且数额在逐年攀升,已超过农民正常家庭年收入的几十倍之多。运用布迪厄实践社会学理论对其进行解释,发现家庭帮衬成为农村青年婚姻中高额彩礼的动力机制和保障机制。首先,家庭帮衬作为农村青年男女缔结婚姻的重要价值之一,形塑了婚姻对象的选择范围,在区域内的通婚场域中,性别失衡所致的位置差与作为象征资本的彩礼转化是高额彩礼形成的动力机制;其次,彩礼分配维系的社会联结,以及所象征的支配力量,促进了社会关系的再生产,使家庭帮衬成为彩礼分配的义务性结果,使付出方成为权益方,从而成为高额彩礼形成的重要保障。     

农村彩礼性质的区域比较研究

不同于宏观性的一般化概括和具体经验的描述总结,立足于中国农村区域差异的中观视角,在村庄社会结构和社会文化区域比较的基础上,理解农村彩礼性质的区域差异问题。南方团结型村庄,村庄宗族性结构力量及规范性强,代际关系厚重均衡,婚姻自主性较高,婚姻市场竞争性一般,农村彩礼还保持传统性的一面,缓慢稳定地变迁。北方分裂型村庄,村庄竞争性强,代际关系厚重但不均衡,婚姻自主性弱,婚姻市场竞争激烈,彩礼上涨迅速,成为代际剥削的手段。中部分散型村庄,社会结构力量弱,代际关系均衡,婚姻市场竞争弱,农民的理性化程度高,婚姻彩礼是一种理性化模式。农村区域差异的视角,为我们深刻理解农村彩礼的区域差异及变迁模式提供了中层理论建构。     

对甘肃东部赵村彩礼现象的研究

《社会学大词典》指出，彩礼亦称聘礼、聘金；指旧社会男女双方订婚和结婚时，由男方家付给女方的财物和货币，既表示双方议定婚事，又是实现婚姻的前提条件；彩礼是随私有制的产生而出现的，是买卖婚姻的特征。新中国成立后，制定新的婚姻法，禁止买卖婚姻，禁止任何人借婚姻关系索取财物，但是要彩礼之风并未完全杜绝。     

联合家庭再生产模式:理解低额彩礼的一种视角——基于粤北宗族性村庄的考察

家庭是理解彩礼性质和彩礼变迁的重要变量。婚姻偿付理论和婚姻资助理论关于彩礼性质的解释存在形式主义的局限。事实上,彩礼嵌入在特定的家庭再生产模式中,并受到家庭动力学机制的具体规定。华南地区的联合家庭再生产模式是理解当地低额彩礼的结构性原因。这种家庭再生产模式具有低度代际支持、低度代内竞争和低度社区竞争等特点,强调联合家庭整体的文化认同,从而抑制了彩礼上涨的动力,维持了彩礼水平的相对均衡。联合家庭再生产模式具有相对独立性,它有助于抵消婚姻市场失衡导致的婚姻要价效应,进而低成本地实现家庭再生产。     

劳务输出对屯堡人与少数民族关系的影响探究——以三个杂居村为例

本文对黔中地区的劳务输出这一现象做了相关调查,主要探析劳务输出对黔中屯堡人与少数民族关系的影响,认为劳务输出对民族关系既有经济影响,也有文化影响,更重要的是具有促进民族融合的作用。     

家庭因素对工作决策的影响

大量关于工作-家庭关系的研究显示,多种家庭因素都会影响工作决策。但是这些研究很少解释家庭因素的影响到底出现在工作决策过程的哪一阶段或哪几个阶段。因此,当员工在工作领域的决定受到家庭因素影响时,考察决策的连续过程是很有必要的。     

民族地区家庭对子女的教育选择研究——以吐鲁番市托克逊县为例

教育作为促进阶层向上流动的重要途径之一,众多的调查研究已经使人们对于教育的重要性达成了共识,但是目前关注少数民族的教育选择研究仍比较欠缺。本研究选择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市托克逊县作为调查地点,立足于理性行为理论的视角,着重研究当地不同民族家庭做出教育选择时的差异,以及使得家庭单位做出不同教育选择时的影响因素;研究少数民族家庭主体教育模式选择中内部的差异性,主要包括对教育的认知等。本文研究发现,在总体上家庭的教育选择行为时基于理性考虑的结果,尤其是基于家庭经济条件和文化习俗。分析发现,在家庭对于教育持续投入的能力水平上,汉族最乐观,维吾尔族次之,而回族较前两者最低。这说明了,民族聚居区内部少数民族的差异性比较大。此外,汉族家庭的教育期望明显高于维吾尔族,维吾尔族高于回族。在文化教育类型选择上,回族对于宗教教育的接受度最高,与此同时在家庭教育选择上回族与维吾尔族和汉族相比的显著不同,最主要是受到了经济条件的限制。     

青年农民进企务工对家庭关系的影响

青年农民离开土地进企务工日增,对于这些青年农民工,特别是已婚青年农民工来讲必然存在着以情感和权威关系为基础的家庭关系的变更,这种家庭关系的变更向何方向发展,取决于家庭中成员个人的资源增减及由此产生的各种因素的碰撞.通过调查这些变更状况及相互影响的变更过程,可看到,以情感和权威为基础的新型农村家庭关系正在这些青年农民工的家庭中形成.     

云南农村人口流动及其对社会影响的调查——以磨石臼村为例

农村人口是中国人口基数最大的群体,农村人口的稳定与流动直接影响中国社会稳定。而云南作为中国少数民族成分最多且很集中的省份,其农村人口的流动又具有自身鲜明的特点。本文以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宾川县磨石臼村为调查对象,简明扼要的剖析了该域农村人口的流动情况,分别从迁入地和迁出地的角度分析了农村人口流动所带来的现实影响。     

裂变与重构:汶川地震震后重组家庭亲子代际关系影响因素——基于扎根理论的探索性研究

2008年汶川地震带来的人员伤亡导致大量震后重组家庭的出现,亲子代际关系作为家庭关系中的重要部分,对家庭和谐和子代成长等多方面产生影响。本研究运用扎根理论对震后重组家庭成员进行深度访谈,并发现生活照料、情感交流、经济支持、认同感、子代关系、家族因素、重组方式对震后重组家庭亲子代际关系具有影响,并在这几个主范畴中形成了故事线,尝试提出微观—宏观震后重组家庭亲子代际关系影响因素模型。     

家庭“三角关系”对儿童发展的影响及政策实施

家庭中的儿童、父亲和母亲,构成一个家庭三角形。这个三角形的每一边都表明一种家庭关系。家庭教育的意义就在于三角形具有稳固性。有了这三条边。家庭才具有稳固性。经济的快速增长、多元文化的冲击、信息时代的到来、独生子女的增多致使家庭教育面临许多新挑战、新问题。为此,在政策实施方面,应分级分类实施家庭教育指导、亟待加快家庭教育指导队伍建设、探索建立各级各类“三结合”和多元化家庭教育工作指导模式。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婆媳关系调查研究——基于闽西C村的实地调查

婆媳关系是家庭关系中最难处理也最微妙的关系。本文把研究视角置于家庭结构的动态变迁上,以实证研究法观察婆媳间的日常生活,探求婆媳关系变迁的原因,得出平等理性而非压制是婆媳关系未来的发展趋向。     

大型体育赛事对地区发展的影响——以汉城奥运会为例

运用文献资料法,以1988年汉城奥运会为例,通过经济、政治两个方面来研究大型体育赛事的举办对地区发展的影响。结果:成功举办大型体育赛事可以实现赛事效应,拉动地区经济的增长;大型体育赛事是提升国家、地区政治形象、国际影响力的有效手段。     

女性主义视角下的中国本土家庭矛盾案例分析——以薛某家庭为例

本文以中国本土典型家庭矛盾为例,以女性主义视角为切入点,依据家庭社会工作的工作理念、服务宗旨,运用理性情绪疗法、赋权理论,从薛某的境遇出发,将她的家庭视为一个应该满足她各方面需求的社会结构,对此进行案例分析。     

中等收入家庭住房支付能力研究——以河北省为例

中等收入家庭是否具有支付小户型住房的能力是个应该研究的现实问题。基于对住房支付能力内涵的理解和对现有衡量方法的分析,提出以家庭月住房消费支出与家庭可支配收入的比值来衡量中等收入家庭的住房支付能力。以河北省为例进行分析,结果发现中等收入家庭内部住房支付能力差距很大。对于60～90平方米住房,中等偏下户不具有支付能力,中等收入户支付能力较弱,中等偏上户基本具有住房支付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