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李东阳以声辨体的诗学思想

明代茶陵诗派的开创者李东阳从声律形式的角度来探讨诗歌的本质特征,是我国古代较早开始探讨古体诗声律问题的批评家,尤其是他的“以声辨体”的乐府诗论与乐府诗创作,是对宋代以来诗学批评过于注重义理说教的理性化倾向的反拨,是明代诗学辨体理论发展的产物,值得引起研究者的关注。     

再回声音现场：明清“格调说”的“声义”建构

以“声”论诗是明清的诗学热点。在声义与辞义离合博弈中，我们可以看到以声辨体、以声论诗、无声不成诗等言论，以及反对以义学蔽声教、以义夺声等主张。近现代以来对“格调说”的研究多从其与“神韵”“性灵”“肌理”的关系出发，或从形式与内容二元对立层面展开。这些研究比较多地强调格调的辞义而忽视声义，特别是对声音的在场性关注不够。明代赵宧光提出“诗以声为命”“以声为体”的“声教”理念，进一步发展了宋代郑樵“诗以声为用”的观点，清代沈德潜接续明代七子派“格调”观，在阐发“以声求义”时突出“格调”的“温柔敦厚”诗教思想，强调控制声音以达到国家治理的诗学意图，此二种观念极大地促进了诗学中的“声学转向”。     

高(木秉)《唐诗品汇》与明代格调派诗学辨体理论

高(木秉)是明初闽中诗派诗学理论的主要代表,他所编选的<唐诗品汇>是闽中诗派诗学思想的集中体现.<唐诗品汇>对明代诗学辨体理论的突出贡献表现在:四唐分期说的确立与宗法盛唐格调的诗学审美取向的形成.<唐诗品汇>标志着格调派诗学理论的确立,在诗学批评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创造真和美的文学”：20世纪20年代上海神州文学社散佚诗集论

在早期新诗发生和发展史上，1923年上海新文化书社出版的“神州文学社丛书”三种具有重要的新诗史意义和史料学价值。这些新旧杂糅的诗歌在神州文学社同仁“真情论”新诗观念主导下，一方面秉承着胡适“诗体大解放”的原则，继续在语言形式方面进行自觉的革新；另一方面他们的“真情”诗学观又更生于中国古典诗学的抒情传统，在新诗想象和创作实践上与中国古典诗学传统有着或隐或显的关系。本文拟以“神州文学社丛书”三种散佚诗集为例，从“真情论”诗学观、社会功用诗歌、启蒙目的的诗剧特色三方面来讨论20世纪20年代初新诗创作与中国古典诗学传统的复杂关系。     

高棅《唐诗品汇》与明代格调派诗学辨体理论

高棅是明初闽中诗派诗学理论的主要代表，他所编选的《唐诗品汇》是闽中诗派诗学思想的集中体现．《唐诗品汇》对明代诗学辨体理论的突出贡献表现在：四唐分期说的确立与宗法盛唐格调的诗学审美取向的形成。《唐诗品汇》标志着格调派诗学理论的确立，在诗学批评吏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李东阳诗论探微

李东阳作为茶陵诗派的领袖人物,其崇高的政治地位、巨大的创作成就之外,系统的诗歌理论同样值得我们关注。他的尊唐抑宋的诗学观,以及对格调、声律、性情和辨体等问题的看法,既是茶陵派的指针,也对明代文学及后世文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文学发展史上有着重要历史地位。     

南朝诗学声律论之创建、深化及批判

沈约提出的"声律论"标志着我国古代诗学"声律论"的正式创建,其内涵是将汉语的四声运用于诗歌,强调诗歌音律之和谐及丰富多变的声韵美。刘勰的《文心雕龙》有多篇文章论及诗歌的声律问题,从更高的理论层次论述了音律之生成本源、创作中声律运用不合之原因与解决办法及声律与作品审美韵味之关系等,从而深化了声律论。钟嵘对声律论展开了猛烈批判,指出了声律论对诗歌创作的负面影响,并提出了以自然声韵为本的诗歌声律观。     

“声诗”传统与现代解诗学的“声解”理论建构

传统中国抒情诗一向被称为“乐诗”,古典诗学解释学也素有“以声解诗”的传统,然而由于口语白话诗的兴起、西洋诗的渗入及重义轻读等因素的影响,这一传统在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冲击之下遭遇了“断裂”的命运,因此,如何重建新诗的声音解释学成为摆在新诗面前的重要理论课题。现代诗论家的探索告诉我们,借助于传统诗学资源,至少可以从“以声观志”、“因声寻义”、“同调同感”、“缘声入神”以及新诗解释的戏剧化等若干层面,重构现代诗学的“声解”体系。     

“内容与形式”之论与朱光潜诗学观念的建构

“内容与形式”之论与中国新诗史上诸多观念、方案及争论多有纠缠，朱光潜的诗学观念即生成于对“内容与形式”问题的关注，在其诗学体系的构建中，“内容与形式”之说亦经历了一个较大的变化，这一变化之后果体现于其诗学著作《诗论》中。相较于时人对这一观念模式的简单化运用，朱光潜对“内容与形式”之探讨多集中于理论层面，并建构起一个较为复杂的系统。这一探讨，其隐含立场即是对于中国新诗实践的关注。     

明代诗学辨体理论的尊体意识与典范意识

诗学辨体理论研究,是对文学文本文体形态及其风格特征本身的研究,具有独特的批评史意义。明代是我国古代诗学辨体理论的总结期。明代诗学辨体理论的繁盛突出表现在严格的尊体批评与诗文体制之辨,以及文学典范意识的确立与古近体诗之辨。     

朱湘诗学(下)

朱湘诗学是现代诗学宝库中的一笔丰富遗产,为新诗"现代性"安置了一块"诗性的基石".其内容主要有潜在的爱国诗学、显在的悲剧诗学、启蒙的精英诗学、完善的形式诗学、先在的传统诗学、融通的西方诗学和唯美的批评诗学.但诗学的偏至与不完善,批评的感性与单面化也是必须正视的问题.     

谈新旧诗的改革和创新

旧体诗词定格的无法突破与语言发展使其定格的必须突破是一对矛盾。要解决这一矛盾，就必须寻求新的途径──促进新旧诗的双相运动。双相运动，即以旧体诗词的音韵、声律所体现出来的音乐美为基点，以新诗形式活泼自由、内容具有时代气息为起点，双相发展，最终出现一个交汇点，产生出一种或几种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新诗体。这种新诗体即所谓“新古诗”。     

寻根与探路：朱光潜的文化诗学探索

朱光潜的文学理论观点在 1936年左右发生了某种重要转向 ,由于时代环境以及自身学术研究的进展 ,他从以“直觉论”为基础的个体表现论的诗学走向了文化诗学的探索 ,他致力于探讨民族文学传统形式的源流 ,认为只有接通凝聚了民族共同情感的文学形式传统 ,新文学才有可能获得强大的生命力。因此 ,文学的形式创造动力在于文化 ,但是 ,只有情感性的文化才能成为诗学的文化 ,而诗人的作用就在于创造一种情感性的诗学文化 ,由此他提出并实践了一种人格—风格论批评     

承流接响：李东阳格调论对严羽诗学的传扬

明初,台阁体末流把诗歌变成了敷衍应酬、歌功颂德的工具,追求典雅平正、雍容高华,讲求近体诗格律之严整,而丧失了诗之率真情性意致的表达,背离了抒情诗的优秀传统,徒具形式之华巧。李东阳远绍严羽诗学,接受严羽"诗者,吟咏情性也"——对抒情诗本质的重新界定,讲求格调,重视字法、句法之辨析,倡导声律风韵,通过诗歌的音律美以追求诗之真情,使师古能有一个切实的途径,为台阁体寻找合理的出路,进行理论上的建构,茶陵诗派兴盛一时。李东阳之格调论,以吟咏情性为诗歌之本源,从而呈现出开放的态势,对后来的前七子有先导之功。     

论清初《诗品》接受史的“异质性”--以陈祚明对潘岳、陆机、陶渊明的批评为中心

清初诗论家陈祚明对《诗品》的批评存在鲜明的异质性。陈祚明反对钟嵘“陆才如海,潘才如江”的说法,认为钟嵘对陶渊明品第不当,对诗旨阐发不足。他认为潘胜于陆,陶诗可与杜诗并驾齐驱,陶诗亦有入世之意,不宜专以隐逸述陶诗之旨。钟嵘之所以强调传统,否定新变,是为了反对以沈约为首的声律论;陈祚明之所以主张溯唐诗之源,提倡“情为辞先”的诗学观,是为了折中调和明前后七子和竟陵派之弊。不同的诗学语境、批评目的,导致了“异质性”的产生。     

以道论诗与以诗言道:宋代理学家诗学观原论——兼论“洛学兴而文字坏”

宋代理学家以道论诗,曾用“自成文”、“人心感物”或“天机自动,天籁自鸣”等说法,建构起一套诗学观,包括诗歌生成论、诗歌价值观及诗无工拙论等,认为最好的诗是圣贤摅发胸中所蕴,自然而然,非人力所可为.他们又以诗言道,诗就是道,不能载道的诗应当删去.总之,理学家所论并非文学意义上的诗.这些论调对传统诗学带来了极大的冲击,并导致宋诗的急遽衰落.     

平仄规律与新诗的音乐美

调平仄是中国旧体诗的老规矩了.我国古代诗歌之所以具有“声转于吻,玲玲如振玉;辞靡于耳,累累如贯珠”(《文心雕龙·声律》)的音乐美,这与“前有浮声”、“后须切响”(《宋书·谢灵运传论》)的平仄规律是大有关系的.难道说这种平仄规律在今天的新诗创作中还会有什么用处吗?     

论吴聿《观林诗话》的诗学观

吴聿所著《观林诗话》论及了苏轼、黄庭坚、王安石、陈师道等诸多北宋诗人,特别推崇苏轼,夹以记叙世人的轶事趣闻,而且论及立意、音律、字词、对仗等创作技巧,兼顾了“论诗及事”与“论诗及辞”两个方面。在论诗主旨方面,《观林诗话》主张以意为先,讲求自然、工巧,并关注诗人之风骨与才气,倾向于江西诗派“用事”“换骨”“无一字无来处”“以俗为雅”等诗学观,并注重考证、辨误,为研究宋代诗学理论保留了宝贵的参考资料。     

朱英诞、废名新诗理论比较研究

作为在新诗道路上跋涉的同路者,废名与朱英诞在诗学理论上存在极大的相似点,但也有不少的差异性。朱英诞继承了废名"当下性"的诗学观,指出新诗就是"内容是‘真诗’,形式是散文"的自由诗。废名以"新诗唯一的形式在于分行"总括了新诗的形式问题,朱英诞尤为强调语言文字及修辞技巧对新诗的重要性。废名对温李一派的推崇以及对波特莱尔、莎士比亚与塞万提斯等外国诗人的借鉴,使他的诗歌具有了晦涩和哲理等多重意义。朱英诞则偏重于对陶渊明、谢朓、韦应物等写景兼说理派诗歌的探讨,并将西方浪漫派、现代派和欧洲古典哲学融会贯通,共同形成其诗学理论的构建基石。     

被遮蔽的承传——“五四”时期新诗与传统的关系探察

“五四”时期新诗与传统的关系一直被打上“断裂”的标记。事实上,新诗从未真正与传统决裂,外在的断裂不过是特定历史阶段采取的文化策略与姿态,断裂的暂时性、局部性与外在性并未截断新诗与传统的内在关联,新诗创作、诗学观等依然不自觉地承传着古典诗传统。内在的承传虽然处于被遮蔽的隐性状态,但这股潜流无疑对新诗当时和其后以至未来的发展都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