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冬至1938年秋毛泽东与王明右倾错误的斗争——兼论毛泽东在党内领导地位的重新确立

１９３７年冬王明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回国即对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构成了严重的挑战,以至在“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和“三月政治局会议”上数度得逞。面对王明的挑战和其推行的右倾错误,毛泽东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并赢得了共产国际的支持,进而在１９３８年秋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克服了王明的右倾错误,重新确立和最终巩固了其在党内的领导地位。     

王明右倾投降主义和共产国际

抗日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内出现的第二次王明路线即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与共产国际、斯大林有直接关系。一方面王明右倾投降主义来源于共产国际、斯大林,是共产国际、斯大林所推行的右倾方针和带有民族利己主义倾向的对华政策的产物。毛泽东曾指出:抗日战争初期的王明右倾机会主义是从斯大林那里来的。①这时他执行了共产国际的最右的方针。②另一方面,共产国际、斯大林又为纠正这一错误发挥了其特有的积极作用,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本文试从这两个方面对共产国际、斯大林与第二次王明路线的关系作些具体的分析。     

抗战初期王明回国的历史背景

1937年11月,王明从莫斯科回国。对于王明这次回国的原因或背景,党史学界一般认为是王明被共产国际派回来执行“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为了统一战线”的新政策。王明回国固然带有执行共产国际新政策的背景,但也包含着共产国际在其它方面的考虑。王明回国后,根据他自身的政治经历,又掺杂了争当中共领袖的个人野心,强化了共产国际右的倾向,导致了抗战初期中共党内出现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     

试析王明犯“左”右倾错误的根源

在中共的历史上，王明集“左”右倾错误于一身，其根源在于：是错误的国情分析带来政治上的“左”右摇摆，是盲从共产国际导致政策上的忽“左”忽右，是根深蒂固的主观主义使其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王明的教训又一次证明：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一切从中国的国情出发，走自己的路，才能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前后毛泽东与王明右倾错误的斗争──兼论毛泽东在党内领导地位的重新确立

毛泽东在党内领导地位的初步确立是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然而,随着1937年冬王明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回国,即向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进行了一系列的挑战。通过1938年的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重新确立并巩固了在党内的领导地位,克服了王明右倾错误对党的危害,化解了中央领导层的危机,因此,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乃有“决定中国之命运的”之称。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论析

六中全会正确分析了当时抗日战争的形势,全面阐明了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各项基本方针政策,基本上克服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使全党更紧密地团结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并为实现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进行了全面的战略规划．六中全会对于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起了重大的历史作用。     

中共长江局在抗战初期统战工作中的作用

在抗日战争初期,国共合作抗日这一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中共中央政治局确定成立中共中央长江局。对外叫中共代表团。并决定暂以王明为书记,周恩来为副书记。 过去不少人认为长江局执行了一条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文革”以后,在大量的客观的史实面前,对长江局作出了比较正确的估价,总的来说长江局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仍然是贯彻执行中央各项方针、政策,做了很多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当然也受到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干扰,但由于有中央正确的领导,周恩来、博古、董必武、叶剑英等这样一批经过实际斗争考验的领导干部的艰苦工作,王明错误主张的影响被限制在局部的范围内,并且较快的得到克服。 1938年10月25日日本侵略军攻占武汉后,中共中央随着国内形势的变化撤销长江局,重新组建南方局,长江局的历史任务宣告结束。本文对长江局的统一战线工作进行了初步的探讨,并从中得到一些启示和借鉴。     

试析毛泽东领导地位的确立

遵义会议以后,党先是在军事上克服了林彪否定毛泽东军事指挥的错误,战胜了张国焘分裂红军的阴谋,带领红军取得了长征的胜利.尔后,在政治上克服了抗战初期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维护和巩固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领导.最后,又在思想理论上通过反教条主义的斗争,使全党认识到,毛泽东不仅是一个卓越的军事家和政治家,而且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思想家.至此,毛泽东的领导权威才得以在全党真正确立.     

刘少奇在纠正王明左倾错误中的积极作用

刘少奇在纠正王明左倾错误中的积极作用张世贵一、刘少奇率先提出王明在政治路线上犯左倾错误据与刘少奇一起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张琼的回忆，早在１９３２年刘少奇与毛泽东之间就达成了对王明路线的一致看法，认为以王明为首的中央有左倾错误。由于自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以...     

王明右倾投降主义是何时形成的?

王明右倾投降主义形成的时间,有两种不同的意见,第一种认为是在洛川会议;第二种认为是在十二月中央政治局会议。持第一种意见的同志认为:毛泽东同志在《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一文中曾经明确指出,“在芦沟桥事变以后,党内的主要危险倾向,已经不是‘左’倾关门主义,而转变到右倾机会主义,即投降主义方向了。”并引证洛川会议上讨论中出现的若干分歧意见,说明当时已经有人代表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我认为,这种看法是不准确的。     

读《国语》札记

文章讨论了《国语》中的一些词句的训释问题，对韦注及清人训解中的一些错误进行了辨正。如“贪冒”条，认为“冒”的“贪”义来源于“墨”。“不承获甸”条，论证了它并非是“不获承甸”的误倒。“倍之为八寸分寸之一百四”条，揭示了分母有省略，并非脱字。“每怀靡及”条，指出释“每怀”为怀和、怀私、虽和，都是赋诗断章之解，而非正解。而“每每怀其无及于事之惧”才是此条之确诂。“使吕宣子佐下军”条，分析了王引之乱改古书致误的原因等等。共14条。     

论牟宗三先生评王畿

牟宗三先生对王畿哲学体系有细腻的分疏,重点剖析了他的“四无”说、先天正心之学和后天诚意之学,极有价值。本文对其中几处提出了一些不同看法。至于对王畿在王学分化中定位的评述,牟氏纠正了黄宗羲有关判断的失误。     

关于《高等代数》教材中2道习题的注记

从北京大学王萼芳等人和北京师范大学张禾瑞等人编著的《高等代数》教材中各析出1道习题，分别指出了2道习题中存在的问题与错误．     

《朝鲜时代汉语教科书丛刊续编》本“《骑着一匹》系列”校读札记

汪维辉等编（2011）《朝鲜时代汉语教科书丛刊续编》是继汪维辉（2005）《朝鲜时代汉语教科书丛刊》后的又一力作,汪先生等把这些很有价值的语言材料汇集在一起,并做了认真细致的点校,为我们研究这批宝贵的资料提供了方便。但由于这批资料传世文本较少、俗字别体众多等原因,该书在点校方面仍存在若干可商之处。本文利用朴在渊、金瑛编《骑着匹·中华正音》中收入的两个抄本,对《续编》中的“《骑着一匹》系列”进行校读,兹择其要者17条予以论列,以求教于诸方家学者。     

浅论《十七史商榷》中的“议论”、“褒贬”

《十七史商榷序》明确反对对史书的“议论褒贬”,但《十七史商榷》对典制史事的议论褒贬不在少数,二者并不矛盾。王鸣盛反对的是那种热衷于评论、不辨史实真伪的“议论褒贬”。其主旨是突出《十七史商榷》考据成就,同时也体现了乾嘉时代的“求实”精神。     

王力《古代汉语》（校订重排本）词语注释商榷四则

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校订重排本 ,在内容上虽进行了一些增补修订 ,但在词义注释方面 ,个别地方仍有欠妥之处 ,本文指出其误注 4条 ,每条均作简要分析 ,并给出参考意见     

王力《古代汉语》通假字注释疏误例析

王力先生《古代汉语》最新版经过修订,质量进一步提高,但其在通假字注释方面仍有将同源字、同义词、异体字等现象误作通假字及本借字互误的情况,还有通假字未予注释的疏漏,需进一步匡补。     

也谈“污浊何以成圣洁”——兼与王澄霞先生商榷

对王澄霞先生《污浊何以成圣洁———从文化批判视角重评汪曾祺〈大淖纪事〉》一文进行了解读,认为王文以自认为"认真"的批评态度重评汪曾祺《大淖纪事》却得出肤浅的结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王澄霞先生的批评态度有些极端;他的批评纬度与汪曾祺的写作纬度存在一定错位,以"道德视角"进行文化批判,得出的观点有失偏颇。分析了爱及对自由与美的追求是汪曾祺化"污浊"成"圣洁"的主要原因。     

王念孙“‘惰’、‘循’形近而误”说献疑

王念孙认为典籍中“倚”和“循”常常“形近而误”，并将大量的“倚”校改为“循”。但对典籍中“惰”和“循”的致误情况进行统计，发现“倚”几乎都是在表遵循义时被认为由“循”所误，而表其他义时则不被言误，用“形近而误’’说无法对此作出合理解释。对大量语言材料进行分析的结果也表明：“倚”与“循”同有遵循义，不烦校改。     

博兴农民武装暴动再评价

博兴农民武装暴动是武平省委为推行王明＂左＂倾路线、贯彻＂北方会议＂批评＂北方落后论＂的精神而发动起来的。暴动失败了,武平省委把失败的原因归结为领导人犯了＂立三路线＂、＂机会主义＂、＂逃跑＂、＂丝毫没有执行党的路线的决心,而且是有意消灭游击战争与阻止游击战争的发展＂的错误,这是对博兴暴动的歪曲诬蔑之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