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周公在维护西周政权中的重大贡献

周公是文王姬昌的第四个儿子,自小聪明好学,成年后以笃厚仁孝、多才多艺著称,从父王处理政务或征战,才干过人.武王继位后,他任辅佐大臣,在灭殷建周中立下汗马功劳.武王崩,成王年少,局势不稳.周公临危受命,摄政称王,维护和巩固周王朝统一政权.他在大功告成后,又还政于成王,成为流芳百代的社稷大臣.     

清华简《皇门》篇主旨新读

清华简《皇门》篇一般被认为是描述了周公归政成王时期的"政治遗嘱",但在认真释读的基础上,通过对关键字词的理解,主旨应是刚建立的周朝面对管蔡之乱,周公告诫群臣应与王庭保持一致,保持舆情畅通、共同面对危局的政治心声。这件事发生当不是在所谓归政的周公七年,而是在周公摄政二年前后,通过对《皇门》篇的重新释读,可以发现周公从摄政称王到最终归政是有一个复杂的发展过程的,由此也可窥见周初的政治情态、周公为周王朝长治久安而施行的特殊政治战略。     

两汉“周公辅成王”历史形象的变迁

两汉之际,由于王莽当权时极力宣扬“周公称王”的历史纪录,并将周公的历史形象和王莽本人的政治形象几乎融为一体,作为儒家先驱的周公形象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冲击.为了恢复汉朝的正统地位、巩固君臣之间的尊卑伦理,东汉政权开始重新塑造世人对“周公辅成王”这一历史形象的认知,使一位曾经“践祚当国”的风云人物转型为始终克己复礼的本分忠臣.     

从《酒诰》看周公的执政思维特点

《酒诰》是周公命康叔在殷商故地卫国宣布戒酒的诰辞.作为我国历史上颁布的第一部戒酒法令,其内容与周初其他诰辞相比较,则更能直观地反映出周公的执政思维特点:既彰显天命,威慑百僚庶众,又时刻强调殷鉴和崇尚节俭保民,并孜孜以求地对殷商遗民进行安抚和怀柔.     

周公摄政合法性证明——兼论商周制度因袭现象

周公摄政而未称王,该事件非个人偶然行为,乃历史必然选择。摄政的合法性来自殷商的传统。商代巫师地位崇高,周公倾心全力仿效商朝的历代先贤,并且其权威性直接承接自文王的传授。周公摄政直接导致了管蔡叛乱的发生,根本原因是违背了周人的固有传统,周公摄政与管蔡叛乱反映了商周传统的冲突。认清这段表象纠结而内涵重构的历史,能够促进理解商周变革与因损关系。     

傅聪:我的信不能入《傅雷家书》

正读《傅雷家书》,我常有一种遗憾感:书中只有父亲傅雷写给儿子傅聪的信,却不见儿子傅聪写给父亲傅雷的。这本书成了"单行道",缺乏父子间感情的交流。细细一想,也就体谅了这种遗憾:傅雷致儿子的函件,保存在英国伦敦傅聪家中,当年红卫兵的"铁扫帚"无法扫到那里,这才得以传世。事出意外,后来竟从上海音乐学院传出消息:找到了一批傅     

《酒诰》周公神权法思想管窥

《周书.酒诰》是周公命康叔在殷商故地卫国宣布戒酒的诰辞。作为我国历史上颁布的第一部戒酒法令,其内容与周初其他诰辞相较,则更能直观地反映出周公的神权法思想:天意政治,事鬼敬神,在彰显天命威慑百僚庶众的同时,又时刻强调殷鉴崇尚节俭保民,并孜孜以求于对殷商遗民的安抚和怀柔。     

关于周文王的即位与称王——读清华简《保训》札记

根据传世文献,至迟到春秋、战国时期,诸侯称号发生变化,并不意味着一定要改元.是否改元,并没有一成不变的规律可寻.清华简<保训>如果确为周文王遗嘱,其中"惟王五十年"一语,可以证明周文王生前已经称王,但不足以证明他从即位之年就已经称王了.     

周初二王并存局面形成及终结的原因

<正> 在武王死后的最初几年中,西周政治舞台上出现了我国古代历史上一种十分独特的现象——二王并存。一是武王的长子诵继承父位,是为成(?);一是武王弟周公旦“践阼”友兄,执政称王。这种局面从武王死后一直延续到周公归政成王,嫡长子继承制在西周确立为止。因此,加深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对我们进一步认识周初的各种社会现象是十分重要的。本文试图对这一局面的产生所反映出的周初两种不同的王位继承思想和以周公归政成王为标志的嫡长子继承制确立的斗争过程作一尝试性的探究,不当之处,敬请有识者指正。     

由清华简《系年》简论周初诸侯国地位的特点

学界对清华简《系年》载周初成王、周公封康叔为侯。建国于卫,称康叔为"卫叔"事,谓《系年》运用"据后叙之"的"史家笔法",虽可被视为定论,但仍有可讨论余地。综合各家观点,本文认为:康叔在武王时曾"受封采地于康",因此被称为"康叔";成王、周公时"乃先建卫叔封于康丘",即封侯建国;周夷王时,卫国为赤狄所灭,齐桓公为之复国,周夷王"命卫为侯",恢复故国。由《系年》载成王、周公时康叔建国封侯事,显示周初分封制度的一大特点是:周初对贵族、王臣及重要地方势力等实行分封导致出现不同类型封地并呈现各自的特点,此不同类型的封地在周朝国家制度中拥有不同地位及发挥不同作用。其中,所谓典型诸侯国之封国规模、组织结构完备复杂则远超于一般王臣的封地,其在周代国家制度建构及其后的政治实践中均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宋儒对仪礼的注解与辨疑

《仪礼》是儒家的重要典籍。由于《仪礼》所记多先秦礼制,内容古奥,加之历史文献对《仪礼》在汉代的传授源流记载比较模糊,学者理解不同,多有纷争。宋儒《仪礼》方面的著作不多,但也取得了一些成就。在文献考辨方面,宋儒提出了两点看法:一是否定了《仪礼》为周公所作的传统说法,二是认为《仪礼》可能有后人附益的内容。这两点结论在《仪礼》学研究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西周初期盟誓述论

西周初期,盟誓作为灭商斗争的一种政治手段,对壮大周人力量、分化瓦解商纣集团起了较为重要的作用。周公东征之后,盟誓成为构建西周国家政权的重要组织形式,使诸侯与天子建立了宗法血缘关系之外依靠神灵监督效忠的政治从属关系。同时,诸侯也通过盟誓方式将异姓贵族纳入了周人宗法秩序,从而扩大了西周政权的统治基础。     

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探义

今古文两学派的较量是《诗经》问题争论史中的一大焦点,但因三家《诗》的陆续亡佚,使得后人要支持今文《诗》,得同时致力于辑佚与诠释两个工作才行,清末王先谦的《诗三家义集疏》就是这方面的名著。此书在前人的研究成果上继续前进,尽量铺陈三家原貌,以《毛诗》作为理解今文的参照系,条理清晰,而其分别家数时,主要是依照陈寿祺父子《三家诗遗说考》的成果,甚至陈氏取材不够精审的缺陷也被王氏所承续,所幸,其在面对旧有材料时仍能注意到筛选与考辨的工夫,所以呈现出来的材料仍较陈书稍显精审。     

《关雎》诗解辨正

依照礼乐制度及相关文献材料,<关雎>当作于周召分陕而治时期.<关雎>本义应从主题义与主旨义两个层面来理解.<关雎>蕴涵着对殷周交替时期的淫乱风气与抢婚习俗的批判并确立了妇德观.<关雎>诗用发生过三次大的变化.<毛诗大序>释义准确而后来诸说多有误解.     

《逸周书》所见灭商之前的周公

现在的周公研究多依据《尚书》中的周初诰辞,而对武王克商以前的周公事迹几乎无人问津。其实,《逸周书》保存了大量这一时期的周公事迹,由于种种原因,该书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书中记载周公与武王谋划倾商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他们继承文王的政治经验,也体现了周公早期的思想主张。我们认真体会春秋时人说到的"文武之政",将《逸周书》与《尚书》进行比较,注意周公思想的整体性与阶段性的特征,就能够更好地理解《逸周书》的记载。     

论希伯来婚姻制度

在希伯来社会,结婚必须具备两个基本条件,一是达到婚龄,男子大体为16—18岁,女子为12岁以后,一是父母之命。同时结婚也有某些法定或习定的障碍,主要包括一定范围的亲属关系和外邦异族。缔结婚姻需要一定程序,这些程序包括订婚和举行婚礼。订婚需要有口头或书面的契约,同时还往往伴有男方赠送的聘礼。婚礼一般在男家举行,但也可在女家举行,而且比较多见。在希伯来社会的早期,婚礼比较简朴,后来则渐趋热闹铺张。希伯来人的婚姻形态是一夫多妻制,一个成年男子允许同时拥有多位妻妾。离婚不需要特别的理由,只要丈夫不喜欢妻子,就可以出具休书将其休弃。再嫁是允许的、不受非议的,一般也不要求特殊的程序或形式,只是如果丈夫无后的话,该丈夫的寡妻有权利嫁给他的最亲近的族人,以便为亡夫延续香火。     

日本汉诗西传举隅——以《杨文公谈苑》为例

日本汉诗的西传,虽在学界几乎无人染指,但却是体现中日文化互动的一个重要课题。宋代杨亿《杨文公谈苑》中所收日僧寂照诗一首,可谓日本汉诗西文公谈苑》的这首汉诗实现了对故乡的回流。日本汉诗的西传,对中日文化交流史的研究有着不可忽视的认知意义,自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从小说《拉维尔斯坦》看贝娄犹太性的转变

 贝娄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拉维尔斯坦》是他根据同事、好友艾伦·布鲁姆的生平写成的一部传记性小说。小说出版后,在美国批评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称赞者认为该小说的出版是“一个惊人的成就,贝娄数年来写的最富有吸引力的一部作品”;质疑者则认为贝娄“暴露”了布鲁姆的隐私,把布鲁姆搞“同性恋”的事情给泄露了。这牵扯到道德问题,即贝娄无权“将其好友布鲁姆的个人隐私公布于众”。然而,纵观已有的评论,其关注的重点无非是围绕着暴露隐私和有关死亡、友谊、爱情等问题,将一部讨论犹太大屠杀和反犹主义这一重大问题的小说用私人化的方式给消解了。应该说,贝娄在八十四岁高龄创作的这最后一部长篇小说绝不仅仅是单纯地为好友作传,畅谈友谊、爱情和死亡,而且更是对自己的民族文化立场和价值取向的最终定位。从分析小说对大屠杀和反犹主义的表述,我们可以看出作者贝娄的犹太民族立场,即他的犹太性。     

论“周召之业”与“周召之治”——兼谈召公在周初的历史地位

周公、召公在武王灭商战争中立下了赫赫战功。武王逝世后,成王年幼即位,周公践阼,行政当国,召公任太保,为周公的助手。周公、召公“分陕而治”、“东征平叛”、“创建成周”、“教导成康艰苦创业”,为周初的政治稳定和社会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促成了“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措四十年不用”的“成康之治”兴盛局面。实际上所谓“成康之治”,就是孔子所赞颂的“周召之治”、“周召之业”和“周召之迹”。     

周公庙卜甲四片试释

岐山周公庙遗址出土的西周甲骨文,关系到遗址性质、年代的探究,受到学术界及公众的关注。仅就已发表的四片考察,可知其中有的肯定属于西周初年,并可能与周公旦有一定关系;有的以“周公”为卜问主体,虽不能证明即周公旦,但也属西周早期。总的说来,卜甲的各方面特点都类似岐山凤雏卜甲,后者正是西周早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