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中国"民族主义"文本话语建立的历史机缘

"民族主义"作为文本话语最早是在西方出现的,它是16世纪以来西方诸国建立现代民族国家运动的产物.在中国博大深厚的文化传统里,民族思想虽然早在先秦时期便具足了体系,但却未能从其思想逻辑里演绎出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到了20世纪初,由于西方"民族帝国主义怪物"的迫压,加之西方思想主流迁变的影响及日本"保存国粹"运动的启示,中国思想界才开始了建立并演绎"民族主义"文本话语的波澜壮阔的思想运动.这一文本话语的建立,不但改变而且也基本上决定了20世纪中国历史的命运.     

法理念的文化冲突与中国法律的多元属性

法律内部的文化冲突与变迁,特别是多元法律理念之间的差异性导致了法律制度的多重属性.中国法同时包含了中国传统、社会主义性质和西方现代法律精神的三重因素.中华法律传统是“有等差的社会和谐”,社会主义法律特点是“政治权力之下的社会秩序”,西方法律传统是“个人权利和经济的繁荣”.中国法的三重属性之间,既有相互统一的一面,又有相互冲突的一面.中华法系传统与社会主义法律都基于社群主义,不同于西方现代法律中的个人主义;社会主义法律与现代西方法律都体现了现代法律精神,不同于中华法系的古代性;从中华法系传统到现代西方法律代表了人类法律从古代到现代的一般发展模式,不同于法律史中特例的社会主义法律.虽然西方现代法律在20世纪初期和中期曾两度侵入,但是法律的社会主义和中华法系传统仍然是中国现行法中的主体因素.     

无法认同的身份——阿Q是一个民族主义形象吗?

鲁迅在改造国民性思想影响下创作了<阿Q正传>,作为现代性焦虑的产物,阿Q形象被作者赋予了批判落后民族性,建立中华民族现代民族意识的重要历史使命.<阿Q正传>在对中国农民作虚假想象的同时建构了知识精英启蒙主体身份,因此,在其诞生不久就受到革命话语的极力抵制.中国国民性话语的谱系背后隐藏着西方殖民主义话语霸权,而启蒙精英们却对此一话语霸权缺乏基本的反思意识.启蒙话语将阿Q形象与农民身份捆绑的话语策略非但没有得到中国农民的认同,相反却意外地成为对中国近代革命主力军的诋毁与污蔑.因此,作为一个文学形象,阿Q固然具有国际性的影响,却不免是一个失败了的中国民族主义形象,为中国革命和现代化进程的真实历史所无法认同.     

20世纪中国法律演进的文化逻辑

根据比较法学的主流理论,中华法系是独立自足的法律文化体系,随着近现代文明的逐步衰落而终结。20世纪中国的现代法律科学,仿照和移植西方（和苏联）的学科制度建立起来,致使法学的演进具有严重的路径依赖性。在知识论立场上,中国法学移植与演进遵循着特定的文化逻辑,初始路径的选择制约着中国法学的未来发展。     

宗法社会与近代民族主义--以严复、章太炎对《社会通诠》探讨为中心

社会转型前的晚清社会并未越出传统民族主义的樊篱 ,以“华夷之辩”的民族理念为核心的传统民族主义思想成为处理民族交往的重要准则与衡量标准。随着中西交往的进一步加深 ,传统的民族主义信念根本抵挡不了西方资本主义列强所标榜的世界主义的冲击。本文以近代西学、中学代表人物严复、章太炎对宗法社会与近代民族主义之间关系的对话为视角 ,试图揭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理念诞生与发展的曲折历程 :就历史表象而言 ,是传统民族主义被迫告别数千年的宗法社会 ,屈辱地向近代转型 ;就历史发展的内在理路而言 ,则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特殊的历史背景下 ,以近代学人为代表的中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与文化品性进行极为广泛而深刻的时代变革的缩影     

中华法系的深厚底蕴及其创造性转化

中华法系是中国古代特定历史条件下孕育形成的中华民族的法律文化精神和法律治理实践,是以唐律为代表、以礼法结合为根本特征,其影响及于域外诸国的法律文化系统。它在世界法制史上独树一帜,显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力和中华法制文明的深厚底蕴。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就要不断挖掘中华法系的精神内核,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出礼入刑、隆礼重法的治国策略,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理念,天下无讼、以和为贵的价值追求,德主刑辅、明德慎罚的慎刑思想,援法断罪、罚当其罪的平等观念,保护鳏寡孤独、老幼妇残的恤刑原则,都彰显了中华法系的精神品格和治理智慧。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必须研究和总结中国古代法制传统,深入挖掘和传承中华传统法律文化精华,推动中华法系在新时代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国际化与本土化:晚清法制改革的两个目标

以清末修律为标志的晚清法制改革 ,是中国近代法律史上的一件大事 ,也是中国法制近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里程碑。一、内外交困推动法制改革晚清法制改革的展开 ,有一个特殊的历史背景 ,这就是晚清政府所处的内外交困的境地。中国社会内部的腐败和西方列强的侵略 ,使中国面临着“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在法律领域 ,也产生了变革传统法制的要求。首先 ,传统法制受到了批判。清朝法制是在继承明朝法制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是中华法系的延续与发展。但是 ,到了近代 ,这种法制已经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 ,受到一些思想家、政治家、法学家的批评。在针对清…     

国家形象塑造与民族文化认同:思想史的视角——基于梁启超的思想转变对晚清以降中国民族主义思想所做的审视

民族"历史"一旦承载太多的现实政治砝码,思想的民族史注定重新划分与书写。梁启超的思想转变与晚清以降中国民族主义思想流变具有内在学理一致性,二者都围绕中国国家形象塑造与民族文化认同问题递嬗了如下轨迹:从狭隘的"普遍主义"的民族主义转向以西方现代性为依托的政治民族主义,再转向现代性反思基础上的文化民族主义。必须承认,梁启超的思想转变是西学与东学、传统与现代、历史与现实等多重交互的必然结果,如今以梁启超为切点考察晚清以降中国民族主义思想演进,不仅在学理上契合着国际学界近年来"文明转向"——通过厘定"轴心文明"和"现代性"的关系来澄明"多样现代性"之进路,而且在历史和现实上契合着中华民族"现代"追寻的思想节点和"国家"形象塑造的"民族"语法。新时代中国的国家形象塑造与民族文化认同,必须以民族国家和民主国家建构为前提,以文明国家擘画为着力点,充分借助"自塑"与"他塑"双重力量,确保"外形"与"内神"同频共振。     

李大钊《新中华民族主义》探析

《新中华民族主义》中所阐发的"新中华民族主义"是李大钊众多开拓性思想的杰出体现,也是李大钊民族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李大钊的《新中华民族主义》是在中国处于内忧外患的形势下创作的,它充分认识到民族问题在世界诸问题中的重要位置,指出了处理中国民族问题的本质,强调了民族精神的重要性,界定了民族主义的含义,倡导了具有历史进步性的"新中华民族主义"。"新中华民族主义"具有重要的影响和作用,紧密结合了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顺应了近现代民族主义勃兴与张扬的世界潮流,是中国民族理论发展的重要成果,标志着李大钊民族主义理论的初步形成,为其接受马克思主义准备了思想基础,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思想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     

困境与出路:回望清代律学研究——以张晋藩先生的律学论著为中心

近20年来,以张晋藩先生为代表的一些中国法律史学者,对清代律学展开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其核心内容涉及律学抑或法学、律学的研究对象、律学的基本特色、律学的成因考掘等论题.其中,传统中国的律学与法学之间的关系,成为学术界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主张传统中国也有法学的论断,实际上是一种典型的"辉格式历史解释"的必然结果;而认为传统中国没有法学只有律学的看法,则是一种典型的"反辉格式历史解释"的逻辑结果.虽然传统中国律学与西方(现代)法学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属于两种绝然不同的文化的产物,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承认传统中国律学也是一种法学的判断.而在法学家族中,曾经产生过多种不同模式"复数"的法学,其中既有西方范式的法学,也有传统中国范式的法学.重要的是如何描述传统中国律学的基本面貌,揭示它的独特品格,考究它的历史成因,从而"超越西方,回归本土",进入并理解传统中国的律学史或法学史.     

略论近代民族意识的形成与影响

民族意识是中华民族共有的意识形态,是爱国主义精神之源。本文认为近代中国的民族危机使民族意识形成,突破了传统民族意识的范围,促使了近代民族意识的觉醒。近代民族意识将民族性与社会性融为一体,将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融为一体,将民族革命与民主革命融为一体,将民族解放与人民解放融为一体,曾在中国近代革命历史的各个阶段发挥过重大作用,对我们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仍具有现实的意义。     

从"华夷"到"中西"话语的演变——《瀛寰志略》与近代民族观念的孕育

由传统民族意识向近代民族观念的跨越,是一个艰难而复杂的历史过程.从"华夷"向"中西"话语的转型,则是这一历史性跨越的基本前提.在这一话语转型的历史过程中,徐继畲的<瀛寰志略>具有独特的地位和价值.还在举国皆为"华夷之辨"的话语时代,它就已经超越了同时代的主流话语模式,孕育着具有近代性的民族主义话语.     

近代文学中的民族主义话语及其文化构建一以“五四”文学与抗战文学为中心

在近代中国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型中,由于历史语境的变化,中国的民族主义话语始终充满矛盾和张力,并且以文学叙事的方式典型地表现出来.就“五四”文学与抗战文学而言,它们在自身历史语境中的民族主义书写在近代中国的民族文化构建和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变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中国法学现代性话语的内质与形态

现代性话语是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中的主导性法学意识形态之一.中国法学现代性话语主要表现在对西方法学现代性理念和制度的接纳与抗拒,对西方法律现代化经验普适性的反思,对法律发展中社会主义方向的现代性评估等方面.通过对中国法学理论和实践中的革命主义、法律工具主义、法律意识形态中的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纠缠的评析,可以看出中国法制在西方现代性话语传入后所发生的流变.     

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建构

本文描述了民族认同在中国古代的表现形式,即通过认同儒家文化而认同一家一姓之王朝.西方现代民族国家兴起之后,中国现代历史学家通过想象"中华民族"的历史,从而为"中国"命名,并且建构起我们的民族历史.而由于中国民族国家仍在建构之中,我们面临着很多思想上的障碍与争论,只有通过民主制度的建立与文化认同的回归,才能把民族主义从一种情绪转化为一种思想.     

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类型、格局及主导价值

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有如下几组类型：以汉族为体认单位的排满思潮和以中华民族为体认单位的反帝思想、或称之为“小民族主义”与“大民族主义”;传统民族主义与近(现)代民族主义;族类民族主义、政治民族主义、经济民族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革命性的激进民族主义、自由主义的理性民族主义、保守型民族主义与复古型民族主义。从各种类型的民族主义演变、消长的格局中,可以看到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主流价值为“坚持中华民族独立、自主及自尊的、现代的、开放的、理性的民族主义”。     

清末修律前西方法学输入述论

历时十年的清末修律,是中国传统法制近代化转型的重要时期.这一变革的启动,与晚清时期传统法制不能适应社会变化之需,日益暴露出种种弊端有关,也与国门大开后西方法学不断输入,对传统法律观念形成强烈冲击,进而不断瓦解人们对传统法制的遵从心理有关.西方法学在晚清社会输入所凸显的坎坷,从本质上讲,是它与晚清时期占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社会结构、意识形态凿枘不合的必然结果.     

《公司律》的颁行及其时代效用——晚清因应现代性挑战在立法层面上的首次尝试

由于传统的中华法系无法为清政府“工商立国”提供制度、文化上的支持,于是,晚清新政开始了最具历史意义的修律运动——移植西方现代法律制度.在晚清“挽回利权”、“先定商律”思想的指导下,1904年《公司律》出台.虽然这部中国立法史上的首部公司法“顾草创之始,难语完备”,但作为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开篇之作,它在中国法制史上具有特殊的历史地位.尤其是它的颁行,标志着经济自由、经济平等在中国的第一次确立,推动了中国民族工商业者主体意识、权利意识的形成.     

儒家传统人生哲学现代化的机缘与价值——以现代新儒家人生境界说为中心

20世纪初,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将近代以来西方殖民主义给中国人带来的"保国保种"之民族危机视为文化危机,"中国文化向何处去"以及如何建构古今中西智慧资源交融的人生哲学,成为诸多时贤的重大难题.与西化派对垒的现代新儒家援引西方哲学理论方法,反思传统并以接续中华民族文化慧命为己任,建构了儒家传统人生哲学的新型理论形态--现代新儒家人生境界说.由于所关涉问题的悬疑性与延伸性,及其学说自身的内在价值,使这种理论至今仍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和意义.     

文化不适应视域下晚清中国的国家文化安全问题

中国在近代与西方两极相逢，遭遇了重重的文化危机，并由此而深刻地影响了近代中国的历史态势和走势。晚清时期，中国文化安全危机的形成及其脱困经历有自身的规律及相应的内在机理，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中国在晚清时期的国家文化安全危机根源于传统文化未能与时俱进地发生现代转换，这使得中国固有文化在先进性、民族性及现代性等方面出现了三重不适应。17世纪以来，中西方文化对比出现了日益扩大的历史性悬殊，在趋势上呈西升东降之势，文化先进性由中国转移到了西方。西方携先进性优势，强势打破了中国大门，从而在民族性层面上使传统文化处在藩篱破碎的破防状态，中国传统文化未能转生出现代性，国家文化危机的克服缺乏可以依赖的现代力量，晚清中国深陷国家文化安全困境，难以自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