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史学“实录”范畴的经学取向

实录是中国传统史学中重要的史学观念和史学批评范畴。一般认为,实录就是按"实"而"录",即如实载录史事。但在以彰善瘅恶、予夺褒贬、申以劝诫为主旨的《春秋》经学统摄和指引下,实录所录史事并非客观历史真相,而是善恶之实和褒贬之实,并以之作为载道、明道的基础,体现出鲜明的经学取向。在一定意义上说,中国传统史学中的实录观念,一半是经学,一半是史学,以经为体,以史为用,与近代史学客观理性和实证精神有较大差异。这种把善恶褒贬注入史事的史学撰述形式,反映了《春秋》经学对于传统史学的统摄和史学对于经学依归。     

历史意识的宗教性

中国人的历史意识具有某种程度的宗教性,这主要体现为对历史的敬畏,希望不朽于历史,相信历史的公正,即敬畏性、不朽性、公正性.导致历史意识宗教性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中国传统史学具双重职能:记录历史事实,讲求秉笔直书;维系人伦价值,讲求善恶褒贬.前一职能是包括中国史学在内的一切史学都具有的职能;后一职能则为中国史学所特有的职能,它承栽着类似其他民族多由宗教承载的东西.秉笔直书与善恶褒贬相辅相成,共同塑造了中国历史意识的宗教性.另一方面,秉承士人精神的优良史家和社会的认同,是这种宗教性历史意识必不可少的主客观条件.中国传统史学虽有类似于宗教的功能,但其毕竟不是宗教,所以中国人历史意识的宗教性也就不那么纯粹、地道,而带有某些局限性.     

新世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机制

新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活动,形成了“化人-化事-化理”的创新机制。其中,“人”是理论创新主体;“事”即实际国情,是创新客体;“理”,即理论,既是创新成果又是创新客体;“化”,是创新手段,贯穿于创新活动总过程。纵观新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创新活动结构完善,系统功能正常,机制健全科学,这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成果的高质高产起了决定性影响。     

关于冯梦龙戏剧理论的特征

明末的冯梦龙在自己编写的《墨憨斋定本传奇》上写了不少总评、小引、叙跋、眉批,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理论系统,其中对戏剧内容的现实性、舞台客观艺术规律尤为重视。首先,他认为戏剧内容的重心是人物活动构成的“事,要求戏剧表现一个有起有止的故事,写世事的苍桑、历史的沉浮、善恶的争斗。冯梦龙直观地意识到事件过程中诸环节的内在因果联系,若要造成某种结果,必先设定原因,“先透个消息”,“为后文张本”。剧中这种诸环节之间有因必有果、有果必有因的联系,冯氏称为“血脉”与”针线”,后来李渔“密针线”的论述就是由这里发展而出的。     

“二手压力”会传染

“二手烟”的危害常常被提及,但你听说过“二手压力”吗?二手压力是一种因周围人的行为而引发的负面影响.压力像感冒那样具有传染性,比如有人不停进出办公室,前座的人一直“咚咚咚”地在桌上敲笔,领导紧锁眉头反复叹气,隔壁同事愤怒地摔了电话……这些看似与你无关的事,却常常会让你也觉得压力倍增,这就是二手压力.     

“春秋笔法”与《国语》历史书写

"春秋笔法"是通过遣词用语来表现"褒贬善恶"的一种历史书写方法,故古人对"春秋笔法"特征的概括,历来有"一字以褒贬"之说,旨在强调"春秋笔法"这种语约义丰的修辞特色.《国语》通过历史时间的取舍剪裁、语言措辞上的字斟句酌、史实的详略安排来体现人事的褒贬,所秉承的正是这种史家精神与历史书写方式.     

传统精神中“重义轻利”价值观评析

我国向以礼义之邦著称于世。中华民族传统精神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重视对高尚道德和完美精神的追求。而“重义轻利”,则是传统精神中一个重要的价值观念。“舍生取义”、“见得思义”、“多行不义必自毙”等名言警语,几千年来一直被用以褒贬劝戒。然而,在前些年的开放过程中,一些人“妄自菲     

市场经济下的法制与道德 ——新政治人的“经济政治学”分析

市场经济下的法制与道德──新政治人的“经济政治学”分析陈云引言：在开始本文之前，我想纠正一种流行的说法：人性恶是法治的依据，人性善是德治的依据──这是不科学的。人性本没有善恶，善恶之分是社会对人的行为的评价──而这些行为的出发点是什么，这才是问题的关...     

语言意义的意义

语言意义理论中的“意义”一词,有两种意义:一是指书面意义;一是指认识上的真假、道德上的善恶、审美上的美不美的意义。本文的重点在于后一种意义。本文从人生在世的两种“在世结构”(即“主—客”关系式和“人—世界”融合式)出发,分析了上述第二种意义下的各种语言意义,认为,对语言意义理论问题的研究应当同人生价值和文化活动紧密结合起来,把语言意义问题纳入人生价值、人生态度和文化活动问题之中。作者提倡突破西方语言哲学的传统观点,不再把语言的意义仅仅归结为真与假的认识意义,而应当更着重讲语言的道德意义和审美意义。人生的意义不应当囿于科学认识领域,而应当重在道德和审美价值上的理想和追求。     

“不要被人活埋”感言

近读世界著名科学家诺贝尔的自传,感受颇深。整个自传只有六句话,其中,“唯一愿望:不要被人活埋”这句话,最令人深思和回味。“不要被人活埋”,乍看,令人费解,细细推敲,实质上是要提防被那些善于阿谀奉承的小人“捧杀”。在诺贝尔看来,一个人事业有成后,就必然有一些人采用各种手段对其进行吹、捧、拍和献媚。倘若不慎,居功自傲、固步自封或利令智昏,就会在不知不觉中自己“活埋”了自己或被别人“活埋”。     

人性概念辩难

人性是人生而固有的普遍属性 :它既包括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人之特性 ,又包括人与其他动物共同的人之动物性。人性是“体”与“用”的统一体 :人性的“体” ,亦即人性的质之有无 ,完全是生而固有、一成不变的 ,是必然的、普遍的、不能自由选择的 ,因而是不可言道德善恶的 ;人性的“用” ,亦即人性的量之多少 ,在一定的限度内 ,是后天习得、不断变化的 ,是特殊的、偶然的、可以自由选择的 ,因而才是可以言道德善恶的。人性依其能否言道德善恶的性质 ,分为两类。一类是不能言道德善恶的 ,如知情意、眼鼻耳等等 ,是心理学等科学的研究对象 ,是心理学等科学的人性概念。另一类是可以言道德善恶的 ,亦即人的伦理行为事实如何的本性 ,如同情心和妒嫉心等等 ,是伦理学的研究对象 ,是伦理学的人性概念 :作为伦理学对象的人性就是人的伦理行为事实如何之本性     

儒佛之际与宋初性无善恶说

汉唐儒家“罕言性命”导致长期的颓势,与善恶判断直接联系的性三品说解决不了“天何不平乎”的问题,宗密围绕“本源”对佛、儒优劣的评判暴露了儒家的窘境。从李翱到欧阳修,《乐记》、《中庸》的资源受到重视,“人生而静”和“天命之谓性”开始结合,先天本性无善恶为学者所接受,并由此展开了儒家的“复性”之路。性无善恶的思考开始于佛教,从惠能到延寿,明确提出了“性无善恶,能生善恶”之说,使理论的重心从千年来着眼于善恶判断的人性论,向性体与善恶相状相互作用的本体论转化。欧阳修奋起反佛,彰显礼义以作为“胜佛之本”;契嵩批驳欧阳修的辟佛论而大倡儒佛和合,但在性无善恶的问题上,二人实际上又走到了一起。以佛家为先导的性无善恶的主张,实际上意味着中国哲学以性为本观创建的开始。     

试论《儒林外史》,“善善恶恶”的整体构成

<正> 《儒林外史》题名曰“外史”,系对应于正史中之《儒林传》而言。吴敬梓“以《史》《汉》才作为稗官”,既有继承古代史家“不虚美,不掩善”、“寓褒贬,别善恶”的传统史笔的一面,又有突破官修正史体例的拘缚,以其独创的“史外之史”的稗官小说全面反映那一时代的知识阶层乃至整个社会的现状,表述他的“褒贬是非”的鲜明态度的一面。闲斋老人于乾隆元年(1736)作《儒林外史序》说:“稗官为史之支流,善读稗官者,可进于史,故其为书,亦必善善恶恶,俾读者有所观感戒惧,     

道德的宗教情结

道德的“祛魅”是现代性道德谋划失败的主要表征 ,这使我们发出 :“假如没有上帝 ,道德是否可能”的疑问。道德需要上帝的存在是基于善恶因果律和道德合理性的内在要求 ,而能够使上帝得以设定则是基于人的有死。因此 ,重新使道德“附魅”就必然要求彰显道德的宗教情结。     

天台宗"性具善恶"观论析

天台宗的“性具善恶”观在具体发展中是有细微变化的。作为“性具善恶”思想成立基础的“一念心”具有三层含义 :其一 ,“心”与外缘相遇而起动的瞬间。其二 ,无明与法性的相即相待。其三 ,心即实相 ,实相即心。智的“性具善恶”有“法门教化”的含义 ,而其哲学论证则是“三因互具”。湛然谨慎地引入了真如不变随缘的观念 ,在本体论上提出了“一念心性真如”的提法 ,但在论证“无情有性”说时仍然偏于“理体”而未能妥贴地将一念心与真如合为一体。在性具善恶问题上 ,湛然贡献出了两个理论命题 ,即“修性不二”和“染净不二”。湛然引入《起信论》之说却引发了宋代天台宗内部的争论。在“山家”、“山外”之争中 ,知礼提出了“理毒性恶”的思想 ,将佛性具恶的层面提高到了“理体”的高度 ,这是性具善恶思想的极致。     

毛泽东时代苗族社会“至大神”崇拜的衍化与形成

苗族人民将伟人毛泽东扶上“至大神”的坛龛,有民族根本权益收复的现实基础,深层的原因在于苗民族善恶道德价值观、中国传统“圣人”观念、民族思维形式的综合联动作用。本文对这一复合型宗教文化事像的成因及其社会效应进行了探讨和剖析。消解现代神灵崇拜的负面影响,是西部开发系统工程中精神文明建设的力点之一。     

论善恶标准的合理确立

善恶标准主要是判断行为或观念的善恶标准。尽管善恶标准从根本上说也是由实践总结概括而来 ,对善恶标准的正确性的认识也需要实践的检验 ,善恶标准中也要有真理性的成分。但由于善恶标准更具有目的性、理想性的特征 ,带有更多的人为确立和制订的因素 ,而且其目的主要是为人们扬善祛恶的活动提供导向 ,因而 ,善恶标准主要是合理性的问题。合理性问题成为当代哲学的主题之一 ,首先不是纯理论的问题 ,而是当代社会实践提出的问题。随着人类社会实践不断突破传统真理观的视野 ,合理性问题就凸现出来。而实际上 ,真理性的发展正趋向合理性 ,而合…     

论真假

论真假刘永富西安交通大学哲学研究所真假问题是古老而常新的问题。从哲学产生那天起，哲学家们就开始了对真假的考察；但是像“到底什么有真假”、“怎样才算真、怎样才算假”以及“真假的类型”。“真假的确证”、“真假与善恶、美丑的关系”等等至今都仍然被认为是问题...     

论组织心理气候与群体成员之间相互关系的效应

组织是群体成员之间相互作用的关系系统。组织心理气候既是他们共同活动、交互影响的结果,又是制约双方相互关系的心理环境的总和。其中实际存在的互趋涉动的相互关系构成了这一概念特定的内涵,而个人间的相互关系体系中的“关系”范畴在确定“组织心理气候”概念内涵上正是一个起始范畴。凡是有人与人的直接关系和共同活动以及一个人有可能直接影响另一个人的地方,就会有心理关系;凡是在人们结为领导与被领导关系的正式组织     

论古典诗歌意象的生成

近年来,国外“意象”理论被介绍到国内,学界为之一振,研究文章随之而出。但是,从已发表的文章看,侧重于意象问题的横向的理论探讨较多,而较少侧重于意象问题的纵向的美学史的研究。如诗歌中的意象是怎么出现的?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它是怎样逐渐积淀、成熟的?其中有什么规律?本文试图对这些疑问作一些探讨。一唐人刘知几在谈到意象生成问题时讲过:“夫有知而无知,有质而无性者,其惟草木乎?然自古设比、兴而以草木方人者,皆取其善恶熏莸,荣枯贞脆而已。”“寻葵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