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中国的转型与后乡土性特征的形成

乡土中国在经历土地革命、社会主义改造等一系列重大制度变迁之后,乡土性特征已经发生变化,然而乡村社会的实体结构及部分乡土文化依然存续,由此构成了中国基层社会的后乡土性特征.后乡土性特征突出表现在当前农村的双二元格局及秩序基础的行政化和制度化,城乡二元及体制内与体制外二元已成为农村发展不确定性的重要因素,而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已将乡村治理纳入国家公共管理体系之中.     

乡土社会变迁与乡村治理——基于城乡一体化的视角

城市化进程加速了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的分化,导致了农村社会类型的多样化。乡土社会结构的变化必然带来中国乡村治理模式的转型。单一的政府管理模式无法与变化中的乡土社会结构相匹配,纯粹的社会组织自治又因农民的组织化程度较低而无法实现,乡土社会由此出现了治理的衰微。城乡一体化的推进不仅是乡村社会的建设,而且是政府主导与社会协同式乡村治理模式的试运行。     

后乡土中国的基本问题及其出路

中国乡村社会的基本性质和基本问题是农村社会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从乡村社会转型的历史和经验事实来看,经历了革命、改造、改革和市场转型的中国乡村社会,其基本性质是后乡土性的.后乡土中国主要体现为:家庭农业、村落和熟悉关系的存在及维续意味着部分“乡土性”特征的留存;不流动的乡土演变为大流动的村庄;乡村结构的分化和多样化;乡村社会空间的公共性越来越强.后乡土中国所面临的基本问题是农民何以获得公平的市场机会问题.后乡土中国的未来出路在于从制度、文化和市场的协调关系上激活有利于乡村劳动力转化为有效率发展的运作机制.     

法律制度的乡土生长：安徽调查

传统的乡土社会是无讼的。随着国家权力在乡土社会的渗透与“法律下乡”,农民的法律意识不断提高,并开始通过法律途径解决权益纠纷,无讼的乡土社会逐渐转为有讼。以Q村近些年来发生的民事纠纷和民事诉讼为个案,探析法律制度渗透进乡土社会的关系调整的机理。在日益开放的乡村,乡村的民事关系主体已经多元化,法律制度的乡土生长的表现形式也呈现出多样化。     

一个史学概念的新见——为"乡土小说"正名

作为小说类型之一种,"乡土小说"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上常以属概念身份涵盖与乡土相关的诸如"农村小说"农村题材小说"乡村小说"等概念,从而遮蔽了这些文本特有的时代个性,产生指称混乱.为了准确地概括这类小说的共相,确定"乡土小说"在具体语境中的含义,有必要给"乡土小说"正名.     

后乡土社会法治秩序的构建

"乡土社会"是对中国旧有的农村社会的特性所作的一种概括,但目前我国农村社会已经并且正在经历一场在速度、深度、广度上都前所未有的社会转型,"后乡土社会"的特征正在凸现.后乡土社会下,延续了几千年的传统乡土的礼治秩序渐趋淡化,传统礼治秩序下的权威和价值体系面临解体或重构,即便如此,现代法治在后乡土社会的秩序重构仍面临着法律信仰与乡土信仰、国家法与民间法以及法律资源需求和缺失等一系列的冲突.在此视角下,笔者探讨了从法律信仰、法律意识、法律资源及法治秩序方面对后乡土社会秩序重构的可行,以期实现法治秩序与乡土的完美整合,谋求更为和谐的农村社会.     

中国农耕经济变革与乡土社会结构转型的推进——中国社会结构的原型与演化

中国农耕经济以有限的土地资源与血缘家族结合和平衡 ,产生了超稳定的乡土社会结构 ,唯有打破这种结合与平衡 ,才能从根本上推进乡土社会结构转型。改革开放以来 ,从推行农村家庭承包制开始 ,农业劳动生产率迅速提高 ,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出现 ,乡村工业和各种非农产业大发展 ,小城镇不断崛起 ,从而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冲击和改造农耕经济 ,血缘与地缘的结合开始松动 ,业缘关系长足发展 ,乡土社会结构的转型进入初级阶段 ,并产生了从中央到地方、从城市到农村、从沿海到内陆的三大有效推进方式     

从比较中感悟《乡土中国》

<乡土中国>是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早期最具代表性的理论著作.他通过十数年深入农村调查研究,直接观察,得出了对中国乡土社会的传统文化、社会结构、家庭关系和民俗风情等方面的规律性认识.半个多世纪后,华中科技大学教授贺雪峰先生写下了<新乡土中国>.这是以费孝通先生为学术楷模,关于处在转型期乡村社会的调查笔记.对这两本不同时期、不同社会制度下关于中国农村社会的著作进行比较,对于了解中国农村社会的发展及观察、认识农村社会的方法,具有启发意义.     

论民国乡土币制——以绅权为中心对乡村钱票的考察

民国时期乡村钱票成多元化态势,县有县票,乡有乡票.这是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产物,也是国家币制混乱的结果.传统的乡绅在乡村钱票发行中占主导作用,并在国家货币体系之外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下层币制体系.随着二三十年代县乡政制重建中士绅权力的逐步扩大,其代表下层币制的抗争力量发生了倒转,于是乡土币制让位于国币的单轨制.     

从乡村集市变迁透视农村市场发展——以河北定州庙会为例

乡村庙会和集市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在乡土社会扮演多种角色。今天乡村集市已在传统基础上有了重要变迁,成为整个市场体系的组成部分。从华北乡村集市繁荣发展的经验中,可以看出庙会和集市的综合性功能在逐步消失,并逐渐演化为功能单一的农村低端消费市场。乡村集市的发展水平虽有待提高,但提升集市水平层次并不能带动乡村市场体系的现代转型。农村市场化建设和结构转型,关键还要靠制度、政策以及外部资金和技术的支持。要通过现代农产品市场等其他要素市场的建设,来带动农村社会的转型和发展。     

新世纪中国乡土电视剧的现实发现与叙述选择

新世纪中国乡土电视剧出现了一个创作与收视的小"高潮",其"乡土现实"题材有"农民进城"、"乡村女性"、"乡村日常生活"、"村官"、"乡村医疗、教育和文化"、"三支一扶"、"土地问题"和"乡土生态与环保"等八个叙事"热点"。每个叙事"热点"都是对中国农村变革现实的叙事应答。由于"电视剧作者"的有机构成、创作成规、价值观念和审美趣味等方面的不同,国家主导文化、大众文化、精英文化乃至地域文化等因素的介入不同,新世纪中国乡土电视剧的现实叙事就有不同的"现实发现"与"叙述选择",由此呈现出同中有异的美学风貌,也存在诸多叙事问题。     

新时期乡村知识分子的新变化

新时期的中国乡村,在内外多重力量的作用下,快速实现着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在乡村经济政治文化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乡村知识分子这一群体在工作身份、价值观念、社会声望、知识结构、居住地域上都发生着历史性的新变化。充分认识乡村知识分子的这些新变化,不仅有助于我们在理论上深化对乡村知识分子的理解,而且有助于在实践中更好地发挥这一群体的社会作用。     

移植、解构与抽空:新生代农民工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实践逻辑

文章以新生代农民工为对象,对我国传统文化的传承进行研究.新生代农民工移植着传统的乡土文化,通过小共同体构建和集体记忆,他们融入了城市的经济生活结构;同时,随着城市现代性要素的不断侵吞,乡土文化力量则在悄然退缩,借助动摇民间信仰和弱化乡土社群关系,新生代农民工正在悄然解构乡土文化.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传递与延续主要发生在农村社会,新生代农民工恰是中国传统文化传承的主力,而新生代农民工对于乡土文化选择的逻辑,使得中国传统文化正悄无声息地被抽空了.     

城镇化对近代中国乡土社会的影响

近代中国乡土社会与城镇化的互动关系,是被学界疏忽的问题.中国古代市镇从乡土社会中自然产生,并依托乡土社会成长,凝炼和提升了乡土文化,是乡土社会的有力支撑.殖民化城市的发展,对乡土社会提出了严峻挑战,将中国社会现代化问题提上日程.凋敝的小农经济、落后的乡村文化和腐朽的封建土地制度,是民国时期乡土社会改造的主要内容,社会各界于三者虽有所侧重,但城镇化几乎是不约而同均予选择的发展方向.从中国近代发展史看,“城镇化”是“乡土社会”的相对性:城镇化是乡土社会的破坏力量,而改造乡土社会又是我国城镇化的动力.     

从送法下乡到理性选择——乡土社会的法律实践

乡土社会的法律实践是一个法律逐渐“祛魅化”的过程,即从基层司法建设魅化法律到农民法律参与下的法律脱魅。法律的祛魅化使农民对法律有一个更为理性的认知和选择。法律实践和法律参与的“知情祛魅”逻辑从主体角度抑制了农民对法律的需求,而基层司法体制的诸多弊端和缺陷则从外在限制了农民的法律需求。由此可见,结构混乱虽然使乡土社会产生了法律需求,但这种需求的扩展性和持续性存在问题。因此,当下乡土社会的法律实践并非简单地从“送法下乡”向“迎法下乡”转换。     

“乡土中国”及其终结:费孝通“乡土中国”理论再认识——兼谈整体社会形态视野下的新型城镇化

费孝通先生以"乡土中国"这一概念所描述的是包括"经济形态"、"社会关系形态"、"政治—社会治理格局"和"文化价值观念"等在内的中国整体社会形态,而不是中国乡村社会形态。自晚清开始,随着中国被动地与西方现代资本主义相遇而被迫步履蹒跚地迈向现代世界,传统"乡土中国"不得不走向终结,由于这种终结是被迫发生的,因而是扭曲的、病态的。但费先生在揭示这种扭曲、病态的终结形式的同时,也构想描绘了传统"乡土中国"之另一种可能的良性终结形式,这种良性的终结方式实际上是我国整体社会形态之自觉的现代转型:既是农村的转型,也是城镇以及城乡关系的转型;既是经济的转型,同时也是政治—社会治理形态乃至社会心态的转型。对于今天正在实践进行中的"新型城镇化",也应该在整体社会形态之现代转型的视野下来认识;套用费先生以"乡土中国"来指称中国传统社会形态的方式,不妨称经上述转型而来的新社会形态为"城市(镇)中国"。     

现代国家对乡土社会的渗透与整合——基于集市变迁的分析

传统国家的统治机构与乡土社会是彼此隔离的,乡村社会处于自治状态,远离政治权力的支配.随着现代国家的出现,国家权力的触角开始全面向乡村社会渗透,包括对乡村场市的控制.1949年后,国家为掌控资源,借助统购统销制度和人民公社体制全面介入农村集市,把历史上的自治场市变成国家统合乡村社会的工具和手段.改革开放后农村集市的发展使得市场力量蓬勃生长并逐渐约束政府的行为,国家对集市的绝对控制让位于规则制定和秩序引导,从而对乡土社会的整合由国家的单向强制整合逐步走向国家整合与市场社会自我整合的互构.于是,集市的变迁透射出现代国家对乡土社会的渗透与整合历程.     

当代中国宪政建设中的乡村调解与治理——一个法律人类学的分析

本文基于法律人类学分析方法,考察了当代中国农村的调解现状,以此揭示乡土社会中的治理秩序、权力-权利关系和制度、权力、文化结构的变迁,探索农村纠纷解决和基层治理的经验与挑战,指出法律赋能在基层治理中的重要性和可能路径,从而力图为中国当下的宪政理论提供必要的方法论补充.     

浅析中英文姓名互译中的混乱现象

在当前跨文化交际中,中英文的互译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而姓名作为人类社会中特有的文化现象,对它的翻译能在翻译实践中加深对两种不同文化的认识和了解。但由于中英文环境下不同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的影响,往往会造成姓名在中英互译中的种种问题,从而也就影响了正常交际的进行。因此,通过对中英文互译中姓名翻译混乱现象的分析,有助于提高翻译者在翻译活动中对姓名翻译的统一,也有助于中国和世界各国之间的正常交往。     

离土中国与乡村文化的处境

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规模的农村劳动力的流动与转移改写了"乡土中国"的发展轨迹,同时也宣告了"离土"时代的到来.然而,农业社会的转型并未使乡村文化瓦解,农业凋敝与农村"虚空化"所衍生的社会问题,不过是乡村文化危机的表象,是"离土"之"形",那些根植并存活于乡土社会的生活观念和价值体系,乃"乡土"之"神","形散"而"神聚"才是乡村文化的实质.学界对乡村文化处于崩溃边缘的判断,忽视了对文化传统自身转换能力和惯性的认识,更多的是基于城市对乡村文化理想图景的想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