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疑经思潮与三家《诗》的辑佚

三家《诗》的辑佚始自宋代王应麟的《诗考》。《诗考》的撰写受朱熹的启发,但更是宋代疑经思潮的表现。《诗考》一书虽存在不少缺点,但王应麟的辑佚方法,《诗考》的内容、编写体例对清代三家《诗》的辑佚有示范意义,王应麟辑佚所得也成为清代三家《诗》辑佚的校勘材料。     

后汉东观文士群与《春秋》学

明、章之后,东观超越兰台、仁寿等其他台阁,成为后汉最重要的藏书机构。东观主要职能是藏校图书,撰述史传,还具有一定的教育功能。东观文士群的形成与修史关系最为密切,尤其是《东观汉记》的修撰,成为东观文士群绵延数代的最大原因。“治古学”、“通《春秋》”则是东观文士群最显著的学术特点。东观文士继承了《春秋》史学传统,多以“据事直书”的“实录”心态进行辞赋创作,作品注重褒贬美刺。东观文士“咸以《春秋》之义”及其事类典故论政析理,抒情言志。     

宋代《春秋》学研究方法探微

自西汉以后,传统儒家经典便居于“宗教圣经”的权威地位,后世学者只能信仰注释,不能怀疑非议。到北宋时则学风大变,宋儒“不惑传注”、“唯理是求”,突破“师承家法”桎梏,以独见为荣,以雷同为耻,纷纷“以己意说经”,甚至出现“改传易经”的现象,研究门径各异,又显现出明显的家学、师承特色。具有政治教科书性质的《春秋》在当时特殊的政治环境下,得到宋儒的重新重视和发挥。研究方法的改革创新,成为宋代春秋学取得斐然成绩的重要原因之一。     

宋代理学与《春秋》学

宋代许多注经著作中已经渗透了理学思想,而理学家所阐发的内容也大多离不开经学。理学是经学演变的合逻辑产物,理学以经学为根柢,同时,理学又指导并服务于经典解释。具体到理学与《春秋》学的关系,则是包括《春秋》学在内的经学变古之风促进了理学的产生;理学在建立后,则又依傍《春秋》阐发义理,进而对宋儒关于《春秋》性质的认识、解经方式、内容诸多方面以深刻的影响,宋代《春秋》学最终完成了理学化的过程。     

治经方法的嬗变与清代《春秋左传》学的发展

从治经方法的变化考察清代《春秋左传》学的发展，可以看出清代《春秋左传》学发展的内在理路，揭示清代春秋左传学的发展阶段。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的治经方法对应不同的研究课题，标示着某种学术规范的确立。治经方法因各个阶段所反对的对象不同而变化，治经方法的嬗变实际上意味着旧的课题的解决与新的课题的树立，反映出清代春秋左传学的发展轨迹。     

试论《春秋左传》中的尊称和谦称

以对话双方的尊卑关系为主线,全面考察<春秋左传>中所见的尊称和谦称,揭示春秋时期尊谦称的使用规律及其丰富内涵.     

《韩诗外传》与《吴越春秋》中要离传奇的文本考察

《韩诗外传》与《吴越春秋》中的要离传奇在文本上有着明显的前后继承痕迹。从文本分析上看,《韩诗外传》在情节上多想像、虚构成分,影响着《吴越春秋》中的情节,使之表面合理而实荒幻,最终有别于史而成其为小说;在叙事结构上,《韩诗外传》的故事时序为早期的初具形态的历史演义小说所接纳,并在叙事时序上有所超越;在叙事情境上,《韩诗外传》的作者叙事情境为后来的讲史话本、历史演义小说所采纳,《吴越春秋》则在局部情节中以人物叙事情境之名而行作者叙事情境之实,开中国历史演义小说全知全能型人物叙事情境的风气之先。《韩诗外传》的文学性,对早期历史演义小说的形成有着直接的影响。     

南宋科场与永嘉学派的崛起--以陈傅良与《春秋》时文为个案

从南宋前期到中后期,<春秋>一经在科场的地位发生了变化.导致这一变化发生的关键是陈傅良和他的时文,进而推论,陈傅良为代表永嘉学派的崛起与科场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诗经》学的传统

<诗经>学在两千余年的漫长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传统,既有积极、正确的一面,也有保守、落后的一面.这一传统是现代学者所必须面对的既定现实,要认真继承其优秀的成分,克服其消极的影响,不断超越旧传统的支配,以科学的精神创造新传统.     

范仲淹与北宋《春秋》学

近年来,学术界对宋学源头的考察日益深入,不但揭示出北宋孙复、石介、胡瑗三先生为宋学之滥觞,而且进一步肯定此前的北宋学者和政治家范仲淹是宋代复兴儒学的开山,引领宋学研究风气之先声。范仲淹不但对《易经》有深入研究,而且在《春秋》研究上也有一定造诣,成为其学术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北宋《春秋》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黄石公三略》西夏本注释与《长短经》本注释的比较研究

本文首次对《黄石公三略》西夏译本中一部分注释的来源进行了考察,将其与盛唐的《长短经》中所保留的《三略》古注作了逐一对比,结果证实了西夏本注释多袭引古注,但在文字上又常加以扩充,还在以前未见有注文的正文后新加注释,这使得注文的篇幅较之古注大大增加。     

研精覃思 志在《春秋》——论冯梦龙的《春秋》学

冯梦龙早年为了科举,治《春秋》颇勤,编有众多《春秋》著作。严谨的治学态度,使冯氏春秋学有许多可观之处,首先是广收博览,资料丰富,编撰灵活,注重实用;其次是注重史实,不盲从,不虚谈;再次是尊经重史的倾向。冯梦龙春秋学虽为科举,广用胡安国《传》,却也有其寄托。他强调"职"与"分",主张君臣培德修己尽职,重视对《春秋》大义中"名分"阐发。     

宋代《春秋》学对史论体咏史诗的影响

史论体咏史诗是古代咏史诗中的重要类型,与一般咏史诗相比,重在评论、反思历史,宋代创作颇为繁盛。以《春秋》为法弘扬《春秋》大义已成为宋代思想界的主流文化意识与历史文本书写原则。在此情况下,作为史学文本系统重要组成部分的史论体咏史诗自然深受《春秋》学影响,其褒忠刺奸、贬篡斥伪的书写立场及民族主义倾向与《春秋》学尊王攘夷的主导义向存在密切关系,直陈特点与释义宗旨根源于《春秋》学诠解方式和阐释目的,反思致疑的精神与切入历史的方式也和《春秋》学学术精神、研治方法相关。     

汉宋《春秋》学的异同——基于朱彝尊《经义考》所载条目及相关典籍文本的研究

本文用文献学与文本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以朱彝尊<经义考>所载汉、宋<春秋>学著作条目及相关文本为依据,从著述形式、经传关系、三传关系、理论学说等四个方面,论析汉、宋<春秋>学的延变异同,以期有助于推进汉、宋学的比较研究.     

宋代蜀学与宋代理学——地域文化与时代思潮的互动及其意义

宋代蜀学作为地域性文化,在其产生、发展演变的过程中,深受宋代思想文化发展的主流——理学思潮的影响。宋代巴蜀思想家及流寓巴蜀的理学家会同蜀、洛,促进了儒学和巴蜀文化的持续发展;贯通经学与哲学,促进了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宋代蜀学与宋代理学二者之互动,丰富了宋代理学的内涵,促进了理学的大发展。     

唐代啖赵陆的《春秋》学

中唐啖助、赵匡和陆淳的《春秋》学的主要思想和特点体现在尊经贬传思想、对尊王思想和义理的阐发、疑传和疑经、会通三传与直寻解经四个方面。这四个方面相辅相成、互相统一 ,构成了他们一致的经学思想 ,体现了与前人不同的治经趋向 ,具有经学转向的意义 ,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论理学与宋代词学观念

一在宋代历史上,理学在北宋末年曾遭到统治者的禁锢,南宋时,随着时局的变化,统治者重新认识到理学在社会生活与伦理道德方面所具有的价值和意义,其道统观念更对政治统治有着重要的辅助作用,因此而大力倡导新儒学,使得理学在南来才真正成为了占统治地位的哲学,并且对意识形态各个领域都产生着深刻的影响。表现为一股时代性的文化主潮。与理学本身的历程相似,理学词施也是在南宋真正确立,依倚着理学的强大影响,理学家的词学观念便逐渐由对词坛的渗透而被接受,由此而折射的理学思想甚至对整个家代词学产生重大影响。从词学的发展看…     

宋代文章学视野下的《史记》

宋代是中国文章学的革新期,各类前代典籍文章在宋人的接受视野中纷纷被纳入到文章学视野之中.在这个过程中,作品的接受阐释史与宋人文章学观念之间呈现出互为参照和影响的趋势,而这种双向参照与影响呈现出不完全对等的情况.其中<史记>作为一部文章成就高超的史部作品,其在宋人的文章学视野下所呈现出丰富的形态值得仔细考察.一方面,<史记>在宋人的文章学旨趣的品评中多有缺憾而未臻至境;另一方面,<史记>在宋人实际的写作中又实实在在地成为难以取代的文章范本.这种文章学观念与文章写作实际之间的落差背后折射着宋代文化的深刻背景,也同时影响到<史记>接受史以及<史记>、<汉书>比较史等多方面的问题.     

北宋《春秋》学中的史学思想

北宋中期,《春秋》学重新崛起,学者于《春秋》学中独尊《春秋》的倾向,经史结合的解经风格以及以心术、义利等论史,不但影响了北宋的经学研究风气,更对北宋史学观念和撰述方法产生了深刻影响,一大批优秀的史学著作亦由此而大量涌现。因此,对北宋《春秋》学中所蕴含的史学思想进行梳理,不但可以使《春秋》学中长期以来未深重视的史学意蕴得以挖掘,也更能够使我们全面地认识北宋史学发展史。     

纳西族《东巴经》"五行"记录概述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阴阳五行"思想,不仅在汉族地区广为传播,而且对部分少数民族也有深远的影响.纳西族的<东巴经>中就有大量记述五行的内容,可分为讨论"五行"思想来源和功用的两大部分."五行"思想与纳西族的宗教结合在一起,构成了纳西族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