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当下中国法治推进道德建设的立法实践

文章从立法实践的角度分析了当下中国法治对道德建设的推动作用,主要涉及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对平等权与自由权的规范与保护是社会主义道德文明的体现;二是对社会公平与正义的维护与恢复是道德建设的有力推进;三是对诚信原则的规定与倡导是法治推进道德建设的信念支撑;四是对家庭、邻里伦理道德的维护与弘扬是道德建设的落脚点。从而构成对法治推进道德建设的立法实践问题的比较完整的认识。     

法律内在道德的逻辑与启迪——基于富勒法律道德性理论的中国法治思考

法律的内在道德构成了冨勒法律与道德关系理论的精髓。对于法律的内在道德,应当从三个依次递进的方面予以理解和把握:法律的内在道德存在自身内部的张力和矛盾;法律的内在道德主要是一种愿望的道德;法律的内在道德使法律成为一项事业。法律的内在道德在促成规则之治、引领公民启蒙和推进对话协商三个方面对中国法治实践具有启示意义。     

法律吸收道德内容的立法平衡机制

法律与道德相互交融、相互促进、不可分割。从立法平衡的角度阐述法律吸收道德内容的主要原因、基本层次和必要限制,通过研究法律与道德在立法机制中的平衡,探索如何发挥中国道德自律与法律调控的双重保障作用,实现更深层次的社会和谐。     

内地与港澳合作办学高校的办学自主权：运行困境与法治保障

内地与港澳合作办学高校的办学自主权运行存在立法保障体系松散、行政服务机制不善、纠纷解决方式单一等问题,对内地与港澳高等教育的深度合作有所掣肘。根据法的运行理论,可从立法、行政、法律救济三个维度提供法治保障。首先,从完善综合性授权立法制度、制定专门性文件以及推进跨境合作办学的常态化规划等路径健全立法保障体系。其次,从强化行政支持力度以及建立部门协调机制等方式完善行政管理机制。最后,综合运用教育申诉、复议、诉讼制度健全法律救济机制。     

论社会公德建设的现实意义

本文从三个方面论证了社会公德建设的现实意义:一、社会公德建设为改革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可靠的道德保障;二、社会公德起着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和每个社会成员正当个人利益的重要作用;三、社会公德建设对推进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道德的完善与发展,提高我们全民族的道德素质,具有重要的意义。     

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

在推进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进程中,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法主德辅"的原则。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关系,实质上是法律与道德、法治与德治的关系。在法理学和伦理哲学看来,法律与道德存在三种基本关系:道德的法律化、道德的非法律化、某些道德要求既可以法律化也可以非法律化。法律与道德、法治与德治存在诸多区别,但同时又有若干内在一致的地方,因此法治与道德是相互补充、相互作用、有机统一的。从法律与道德的关系看,实行依法治国实质上就体现了以德治国的基本要求;从法律与道德作为社会行为准则看,依法治国应当居于主导地位;从法治与德治的区别来看,法治应当发挥主要作用。     

法律运行伦理追问的依据和向度

法律运行的伦理追问作为从道德价值论的视角对于法之创制、司法和执法及守法诸环节的审视和评判,既有其必要性,又具有可能性,这两者构成了法律运行伦理追问的内在依据。从具体向度看,法律运行的伦理追问主要体现在审视立法活动是否符合道德之“应然”,司法活动是否依循应有的伦理路径,守法主体是否确立了良好的守法道德。     

当代中国道德对法律的保障性研究

道德是法律运行的基础,法律强制性的发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行为人的道德水平,“法律以强制性而优于道德”的传统观点值得商榷.中西方的历史发展均证明,道德对法律具有重要的促进和保障作用.当代中国道德滑坡导致违法行为频发,道德对法律的保障作用发挥不足.市场经济的固有缺陷、法制不健全以及监管不力等道德滑坡的传统原因分析固然有其合理性,但并未触及问题的根本,只有从满足人性自然需要和引导道德生成的制度性建设人手,才能真正促进和引导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德生成,从而实现道德对法律运行的积极保障作用.     

论法治推进道德建设的条件

法律与道德、法治与道德建设的关系,是中国在依法治国建设过程中不容忽视、不能回避的问题,两者之间的关系处理得如何,是中国能否实现依法治国的关键。文章从法治推动道德建设的条件角度,深入分析了法律对道德原则、道德规范的包容、认同、提升和支持,并明确指出法律与道德本身的自洽互足、法治与道德建设内在品质的相互协调,是法治推进道德建设的保障与关键因素。     

英语立法文本中定义的重新解读

鉴于英语立法文本中的定义频繁招致语言和法律专家们的批评,从立法定义与词典定义的区别、立法定义与语义的不确定性、立法定义与法律虚幻三个方面重新解读了英语法律文本中定义的使用,认为有必要对英语立法文本中定义的位置或措辞进行更改.     

论加强我国公务员的道德建设——从"水门事件"谈起

在社会转型时期,我国公务员道德建设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也还存在许多问题和不足,而发达国家在行政伦理建设方面的经验对我国公务员道德建设有着深刻的启示。公务员道德建设是由立法、教育、监督组成的系统工程,我们必须在坚持指导思想不动摇的前提下,加强道德法律、法规建设,加快公务员道德的教育与培养工作,并完善由党、行政、法律、舆论、群众监督组成的监督机制。     

道德的法律化与道德的自律

在社会经济转型的今天 ,社会道德发生剧烈的嬗变 ,传统的道德受到冲击 ,法制不健全 ,使道德失去了应有的约束力 ,依靠法律对道德的强制作用 (道德的法律化 )成为提高社会道德水准的最重要途径。但法律本身在发挥其制约作用的同时 ,也并非万能。本文从法律的产生、立法、执法的局限性及法律与道德的各自所长 ,分析道德的重建不仅需要法律的强制作保障 ,也需要道德充分发挥其自身优势为基础 ,道德调节与法律调节优势互补 ,双管齐下 ,德治与法治相结合 ,才能最终实现道德水准的提高     

关于完善我国见义勇为立法的思考

见义勇为既是道德问题,也是法律问题。我们对见义勇为行为在道德上给予高度评价,却很少从法律角度加以观察。本文通过对现行法中见义勇为法律救济模式的评析,提出了发挥道德和法律的互动作用,完善见义勇为立法的设想,以期对相关立法及管理机关有所借鉴。     

关于以德治国的理论思考

本文依次从道德与法律的关系、道德与市场经济的关系以及道德的继承与创新等三个方面,论证了以德治国的必要性。     

法律的道德性与法治

法律的道德性问题是法哲学的基本问题,是分析实证主义法学与自然法学之间长期争论的焦点。分析实证法学主张道德与法律是可分的,法律和道德没有必然联系。自然法学认为道德与法律不可分,法律本身应该合乎道德。在法治建设中,法律的道德性要求立法的道德基础、守法的道德义务以及司法的道德判断。     

论孔子德治思想的方法论视角及现实意义

孔子德治思想的方法论从社会个体修养人手,着眼于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强调道德的作用,突出人文教育。它与西方人文学说的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论是互补的关系,而不是互换的关系。对孔子德治思想的批判继承要从三个层面进行对孔子所主张的道德内容加以创新,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体系;对孔子所夸大的道德作用加以限定,使法律规范与道德规范相互促进,经济建设与道德建设协调发展;对孔子所倡导的道德修养方法加以借鉴,使中华民族注重精神自律的优良传统发扬光大。     

建设法治社会的成本考量

法律的调整作为社会现象既是社会的目的,也是一种手段。对法律运行的成本———经济成本和社会成本的衡量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的必要准备。法律得以有效运行的前提是相应的经济、文化、政治条件的成熟,从立法到法的执行、法的适用以及法律的监督以及其间的相互推进致使社会主义法治保持持久的生命力。     

立法先行与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构建

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但我国的法治体系尚未形成。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需要"立法先行",发挥立法的推进作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首先要"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因此,完善法律规范体系,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前提和基础。为此,对立法先行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做了几点思考展望:一是以"以人为本"法律观引领法律体系的完善;二是拓展人民有序参与立法途径;三是加强重点领域立法。     

和谐社会视角下道德立法的合理性及其理性限度

道德建设是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个关键环节。在出现道德"滑坡"现象的当今社会,加强道德立法,用法律的手段来规范、维护道德,推动道德建设的发展,使道德规范逐渐走向法制化,是我国道德建设的一个重要途径。     

浅议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统一

本文在分析德治与法治内涵的基础上 ,从道德与法律的内容、道德与法律的作用、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及我国文化传统四个方面 ,阐述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统一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