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难民移垦政策研究

抗日战争时期的难民问题是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国民政府以“寓救济于生产”为目的,于1938年至1939年,先后颁布《难民垦殖实施办法大纲》、《非常时期难民移垦规则》和《非常时期难民移垦条例》,制定了难民移垦政策,力图通过建立垦区、垦社,将难民移送到后方开垦荒地的方式来实现救济,增加生产。总体看来,抗日战争时期的难民移垦政策是国民政府救济制度的一大改进,体现了社会救济主体的转变和国民政府救难重心的转移,也为战时西部地区的生产建设作了贡献。     

韩国《难民法》述评--兼论对我国难民立法的启示

韩国《难民法》在形式上属独立于《出入境管理法》的专门法,其内容体现了正当程序和人权保护的价值理念。韩国《难民法》为我国正在进行的难民立法活动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经验。鉴于一般的出入境管理事务与难民事务在目的和性质上的不同,我国应借鉴韩国《难民法》的立法经验,制定一部以难民的人权保护为主要目的、在内容设计上注重体现正当程序要求的独立的难民法。     

国际难民法之殇：欧洲共同庇护制度中的“都柏林主义”

欧洲共同庇护制度（CEAS,以下简称“庇护制度”）,是一套涵盖多项措施和立法的综合法律体系,是欧洲理事会为促进成员国在难民保护问题上进行协作的产物。作为庇护制度最重要的组成部分,《都柏林条例》是划分欧洲国家庇护申请审查责任的唯一法律依据,同时也代表了欧洲在难民和庇护问题上的根本立场。从申根体系发展到都柏林体系,再由都柏林体系过渡到与欧盟立法的并轨,经过近三十年的演变历程最终形成了“都柏林主义”———欧洲庇护制度的基本指导思想。从国际难民法的角度探讨“都柏林主义”的渊源、原则及内涵,可以分析出“都柏林主义”与国际难民法发生的抵触及其负面影响。     

议题设置与国族共同体构建：淞沪会战时期《大公报·临时晚刊》的难民报道研究

为服务淞沪会战而发行的《大公报·临时晚刊》办报时间虽不长,却具有报道视角集中、版面少、售价低的特点。与正刊相比,《临时晚刊》通过差异化的议题设置,聚焦难民救济政策、生活状况、群体形象等,较早回应了由“逃难”向“抗难”的呼吁,积极面对难民大量集中所导致的社会和国族伦理失序问题,通过连续性、密集性的难民报道引导教育底层难民,促进了普通民众对民族抗战的认识,推动了现代意义上的国族共同体意识形成,运用兼具新闻性与文学性的纪实类文章使得难民群体成为一类特殊的符号,以难民自身的言说提供了战争环境中个人与国家关系的报刊叙事维度,对研究战争时期临时报刊的议题特点有着重要的启示。     

论苏联“全景性”战争文学代表作《围困》的特点

一 苏联从六十年代中期起到八十年代,陆续诞生了一批“全景性”、“史诗性”的卫国战争题材长篇小说。如邦达列夫的《热的雪》、西蒙诺夫的《生者与死者》三部曲、恰科夫斯基的《围困》、普罗库斯林的《命运》、斯塔德纽克的《战争》等等。其中,恰科夫斯基的《围困》篇幅最大(近二百万字,比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多六十多万字),是最能体现“全景性”战争文学的特征的代表性作品。     

《三国演义》的女性形象及其思想道德意蕴

《三国演义》虽是一部以帝王将相为中心的男性小说文本,但也描写了为数不少的女性形象。这些女性形象多是为作者所肯定的良母、贤妻、节妇、烈女,成为小说宣传“拥刘反曹”的正统思想和忠孝节义等传统道德的不可或缺的另一人物系列。作者突破“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站在肯定的立场,以钦敬的态度、干净的笔墨来描写女性,从而提高了女性形象的道德品位,使《三国演义》成为历史演义小说中不可多得的、肯定妇女的正面作品。     

《庖丁解牛》中的“批”“善”

《庖丁解牛》中“批大郤,道大窾”的“批”字和“善刀而藏之”的“善”字,现在能见到的最早的注释是唐人陆德明的《经典释文·庄子音义》。“批”字《释文》用反切注音后说:“《字林》云:‘击也。’”“善”字《释文》云:“善犹拭也。”有二十多种选本全依《释文》旧注,如     

论对无国籍人和难民实施外交保护的权利——以联合国《外交保护条款草案》为线索

根据传统国际法,无国籍和难民都无法得到任何国家的外交保护。为了解决这个难题,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2006年通过的《外交保护条款草案》第8条允许无国籍人和难民“合法的和惯常的居所”所在国在一定条件下对其实施外交保护。对于无国籍人而言,这种改进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然而,对于难民而言,却存在两方面的问题：第一,难民的定义有待改进,否则无法保障上述条文的有效实施;第二,难民“合法的和惯常的居所”所在国不能针对难民的国籍国实施外交保护。     

“第一要有功于世道人心”——《卧评》论小说的首要审美标准

自李贽提出“五大部文章”说,肯定《水浒》为“发愤之作”,乃“天下之至文”;金圣叹誉《水浒》为“第五才子书”并细加评赏后,小说的地位大大提高。到《儒林外史》、《红楼梦》的时代,我国古典小说创作达于高峰。稍有识见者,都或深或浅地体会到了小说的礼会作用,进步的理论家们似乎不必再为小说之是否“可观”多费口舌,而可以集中笔墨从不同角度去为中国小说美学破土奠基了。《卧评》就不再论及小说的地位问题,而直接把《外史》看作《史》、《汉》一样的不朽著作进行研究。从《外史》出发,又论及小说的审美标准问题。     

《西厢记》版本二考

一陈实庵及其批点本《西厢记》考清代毛先舒在《诗辩坻》卷四中说: 《北西厢》古本,陈实庵点定者为佳,别本多所改窜,浸离其故。如《董西厢》“我甚恰才见水月观音现”,语颇妙,而实甫仍之。俗本改“现”作“院”,与上“家”字偶,必欲为村塾联对耶。又如易“东阁玳筵开”为“带烟”者,亦复类此。又如易“马儿(屯廴)建行”为“逆逆行”,穿凿可笑,此类正多。至于平去入三声,虽有阴阳,而作者笔墨所至,亦不尽拘,亦欲歌者神明其际,乃悉用纤微绳之,因以窜易古本。诞哉。     

陆游《关山月》“和戎诏下十五年”的注释

《关山月》一诗是陆游爱国主义诗歌的代表作之一。但一些注者对这首诗首句“和戎诏下十五年”的注释,却有欠妥之处。比如林庚、冯浣君主编的《中国历代诗歌选》即注云:“孝宗隆兴元年(1163)以王之望为金国通问使,进行和议,到淳熙四年(1177),计十五年。”又如朱东润主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亦注云:“隆兴元年(1163),宋孝宗以王之望为金国通问使,进行议和,次年,订立和约。自隆兴元年至作诗时为十五年。”两书均把     

《刺孟》所“刺”

东汉王充《论衡》中的《刺孟》。幸许有《问孔》的屏障前置,过多地承接、附吸着古今学人的淋漓笔墨,转而溅落、渗印到它肤体的解读文字委实稀疏寥然。倘诠释为通透了王充对开山祖师孔子的兴问发难。以仰其鼻息的孟子自在覆巢之下,那不禁狐疑柢泉,当初王充何苦不吝心力、不惮遗笑,洋洋洒洒四五千言,紧贴连缀《问孔》之后呢?“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诗经·黍离》)。不使前哲心血叹之空掷,多一些“知我者”,少一点“不知我者”,《刺孟》一篇非得下一番工夫求索不可,何况这工夫决不会蜕变成负数。     

拨乱反正话《论语》——“四人帮”孔子批判之批判

“四人帮”批孔,开头就批了郭沫若的《十批判书》。因为《十批判书》里有一篇《孔墨的批判》,引证了很多文献,证明“孔子的立场是顺乎时代潮流,同情人民解放的,是想积极地利用文化的力量来增进人民幸福的”。“四人帮”对此深恶痛绝,所以就拿《十批判书》做了祭“批孔尊法”这面黑旗的牺牲品。“四人帮”批孔,为的是以古喻今,古为帮用,影射现实,因此便首先丑化孔子。一部记述孔子言行的《论语》,几乎每一句话都被释为维护垂死的奴隶制,孔子也就成了奴隶制的卫道士。“五四”运动时期“打倒孔家店”的     

评《当代侗族短篇小说选》

《当代侗族短篇小说选》是新近出版的侗族作家小说集。这不管是在侗族文学史上还是在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史上,都是一件十分重要而有意义的事。侗族是个有悠久历史和文化传统的民族,由于他们没有本民族的文字,其文学是由民间口头文学构成的。这种状况基本持续到新中国成立以后才宣告结束。在“文化大革命”前,出现了一批侗族作家,就在他们的创作刚刚起步,初见成效的时候,十年浩劫迫使他们终止了笔墨。粉碎“四人帮”后,侗族文学又重获新生,一批年青作家迅速成长,他们和“文     

“新写实”派还是“细节写真”派

现在谈论“新写实”小说的越来越多,而且把这一批小说称之为“新写实”似乎也已成定论。不过,细究起来,这个定论实在是很成问题的。对这一批小说家和他们的小说,如刘恒、池莉、叶兆言、方方、刘震云、范小青等等,注意到他们的写实倾向并从理论上首先归纳为“回归”现实主义,我以为是从池莉的《烦恼人生》出来后开始的。后来这一类小说多起来,雷达的“回归”说不再被多数人所认同,遂有新写实的说法了。不过,有人对新写实小说的渊源推到了王安忆的《小鲍庄》,可见,新写实小说的说法其实和回归现实主义无大区别。     

《名贤集》批注

前言《名贤集》是一本由一批反动儒生收集孔孟的反动言论和所谓“名人”、“贤士”的谬论拼凑而成的,所以叫《名贤集》。全书共收集反动成语、谚语一百五十多条,一千八百七十八个字。这些反动成语、谚语大致来自三个方面:一、抄自儒家反动经典《论语》、《孟子》、《易经》等书;二、抄自唐宋以来反动儒生、无聊文人写的“笔记”、“小说”等著作;三、抄自宣扬孔孟之道的“宋人话本”和“元、明杂剧”等。它以“克己复礼”为纲,大肆宣扬儒家反动的“天命论”、“人性论”、“中庸之道”、“学而优则仕”、“三纲五常”以及剥削阶级腐朽没落的人生观和“鬼神报应”等谬论,是一本浸透了反动     

宋元《尚书》学略论

宋元时期《尚书》注解之书有数百家之多,本文选择三个有代表性的侧面加以概述：一是黄伦所推崇的张九成的《尚书详说》,此书将《尚书》的“天”“帝”概念解释成人格神,强调人们须敬畏“天”“帝”,此解符合殷周时期语境;二是作为元以后官学读本的蔡沉的《书经集传》,此书将《尚书》变成了一部上古圣王的“传心”录;三是王充耘的《读书管见》,此书深批虞廷“十六字心法”,一语中的。最后,介绍了宋元时期吴棫、朱熹、吴澄对《古文尚书》的质疑与辨伪。     

论日本的难民甄别制度

日本难民甄别制度的建立始于1981年《出入境管理与难民认定法》的制定。虽然该制度明确了法务大臣在难民甄别事务上的权限,规定了难民甄别的标准和程序,但同时也因存在一系列问题而导致国会于2004年对《出入境管理与难民认定法》进行了修订。此次修订一定程度上完善了既存的难民甄别制度,但是,与国际标准及先进国家的实践相比,日本现行的难民甄别制度中仍存在一系列需要改进的问题。     

谈我国浪漫主义创作方法论的滥觞(续)——评《庄子》的创作方法论

《庄子》散文不仅在艺术形式(包括文学语言、表现手法等各个方面)上明显地体现了浪漫主义特点,而且还从理论上对此进行了概括和总结,从而构成了其浪漫主义创作方法论的又一重要内容。 《天下》篇曰:“以天下为沈浊,不可与庄语”。“庄语”,陆德明《释文》曰:“一云,‘庄,端正也’”,王先谦《集解》曰“犹正论也”。“不可与庄语”即不能以端正的、写实笔墨去反映和表现现实。那么应怎样去反映和表现呢?《天下》篇指出:“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时恣纵而不傥,不以觭见之也”。成玄英疏曰:“谬,虚也;悠,远也;”陆德明《释文》曰:“谬悠,谓若忘于情实者也”,指的     

读《红》偶笔之六——《红楼梦》的“襟怀笔墨”漫议

曹雪芹自述《红楼梦》的创作,“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有正本《红》第一回脂评总批,指出曹雪芹创作此书,是“因情捉笔”,并由此提出“襟怀笔墨”的命题。无疑,脂评对我们研究这部文学名著是很有启发的。从理论高度认识,任何成功的文学艺术创作,都是作者对社会存在的感受,形成自己的审美情感而诉诸形象的产物。深入探索《红》的“因情捉笔”的个性特色,对我们准确把握作者的襟怀,进而加深对这部文学巨著美学价值的认识,更好地接受其艺术创造的精神财富,都是有积极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