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拱“尽反阶政”浅析

徐阶于嘉隆之交颁行《嘉靖遗诏》和《隆庆登极诏》,着手革除嘉靖后期世宗怠政和严嵩专权遗留下的诸多弊病,即隆庆新政。高拱复出后,力反徐阶所为,力行改革,重新评价世宗,停止不加澄辨的平反、改判方士王金等,从而创造了良好的君臣关系和政治氛围,为进一步改革找到了支点和依据。     

《明世宗实录》官职考误

正《明世宗实录》凡566卷,起正德十六年四月,讫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始修于隆庆元年四月,由徐阶任总裁。神宗即位,改命张居正等续修。万历五年八月修成。是书记载了嘉靖一朝的诏敕、律令、礼仪、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族交往等各个方面的大事,是后世人们了解和研究此段历史最为系统、最为重要的基本史料。并且该书也得到了后世史家极高的评价。清代学者徐乾学曾对明诸朝实录给予概论,认为"明之实录,洪、永两朝,最为率略。莫详于弘治,而焦芳之笔,     

嘉靖革新视野下的张居正

明朝中后期的改革不是始于传统所认为的万历初年,而是始于嘉靖时期,因为永乐之后的正德、嘉靖之际出现了由大礼议而引起的明朝最彻底的一次人事更迭。新君嘉靖皇帝与"大礼新贵"张璁等人组成了全新的人事格局,开启了明朝真正的改革,对百余年的弊政进行了尽可能的革新。而隆庆、万历之际政局的演变,仅仅是一般性的皇位更迭,并未出现政局的巨变。张居正担任首辅后,尽可能效法嘉靖革新,以遵循成宪和综核名实为主要施政特点。一方面,在嘉靖革新基础上有部分的推进,如一条鞭法的推广和推行考成法等;另一方面,对一些重大难题无力作为,如沙汰生员和裁减宗室禄俸等。只有以此为视角,才能认清张居正对嘉靖革新的效法与继承。也只有如此,才能有理由说张居正是明代改革家。     

明朝何以立国久远:革新应变

明朝是中国古代立国最久的封建王朝之一.朱元璋称帝后推行了一系列政治改革,其针对的不仅是元朝的弊政,而且还有自秦以来的积弊.在此基础上,朱棣再行变革,完善了洪武体制,夯实了立国基础.在经过一百年的运行后,嘉靖至万历前期又进行了持续六十年的改革,激发了新的统治活力,再度有效地延续了明朝的统治命运.洪武、永乐和嘉靖、隆庆、万历不同时期的改革模式构成了明朝独有的政治现象,是明朝政治的显著特点.面对不同时代要求而从事针对性变革是明朝立国久远的根本原因,也是解读明朝政治走向的锁钥.     

《水浒传原本》序

一《水浒传》原本七十回,至梁山泊英雄惊恶梦止,是一部反抗封建统治,热烈歌颂农民起义的不朽名著。著者为元末明初人著《三国志通俗演义》、《三遂平妖传》等演义小说“有志图王”的罗贯中,撰著于明洪武末至永乐初(约在1387年—1407年这段时间)。到明朝中期,约在正德、嘉靖年间,有人续加受招安、征辽国、平方腊三十回共成一百回,称为《忠义水浒传》。明朝万历年间,袁无涯从杨定见处得到一部增添“平田虎、王庆”的本子,又添二十回共一百二十回,称为《忠义水浒全传》。今人论为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实在只是这些     

周曰校刊《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初刻年代问题

周曰校刊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是一部在《三国志演义》刊行流传演变史上很有研究价值的重要版本。对于周曰校刊本的初刻年代,学术界有不同的意见。实际上周曰校初刻的是万历十九年的插图本,周曰校从事刻书活动在万历年间,"嘉靖壬子"不可能是周曰校刊本的初刻年代。     

明代正德至嘉靖间湖州岘山社考论——以刘麟为中心

明代浙江湖州府岘山结文学社团的现象颇多,前后继踵.在几乎长达百年的时间里,从正德年间的"苕溪五隐"社到万历年间的"岘山逸老社",文学活动绵延不绝.从正德到嘉靖末年(1508-1566),以刘麟为中心,形成了从"苕溪五隐"社到"岘山逸老社"的演进过程.刘麟等人去世以后,岘山社或有中断,但在万历三十二年(1604)以后,许孚远薪火相传,复举岘山社集.他们有着基本相同的理学思想和丰富的风格,与前后七子关系密切.     

《金瓶梅》人物命词索隐——《金瓶梅》创作年代新考之二

《金瓶梅》命词中的人物生年和流年等是宋明交错、真假杂糅的。作者着意以似误实真的方式在人物的宋代生年系统背后设置了一个定位于正德末嘉靖初的明代生年系统 ,这为解读《金瓶梅》的背景年代及创作年代之谜提供了新的视角     

略论海忠介公精神

<正> 海瑞,海南琼山人,字汝贤,一字国开,号刚峰.生于正德八年十二月廿七日(1514年1月22日).于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中举人后,历任福建南平县教谕,淳安、兴国知县,户部、兵部主事,尚宝司司丞,大理寺右丞,南京通政司右通政提督着黄,隆庆三年(1568年)六月擢升右佥都御史、钦差总粮储巡抚应天十府,在任九月,便被解职乡居.闲居十六年后于万历十三年(1585年)一月再度出山,被任命为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赴任途中改任南京中部右侍郎,直至万历十五年十月十四日(1587年11月13日)卒于南京任上.享年75岁.死后谥忠介.一生经历正德、嘉靖、隆庆、万历四朝.这是明王朝由盛转衰的时代.     

明中后期下河地区的水环境与赋役体制改革

明嘉靖以来,由于水环境的恶化,下河地区的州县普遍面临赋税征收的困难。府、巡按一级的官员,根据水环境与水利系统维护的差异性,一方面蠲免受水之高邮、宝应、兴化、泰州等州县的部分赋税。另一方面,自正德年间始,将受水患最为严重之兴化县的部分赋税调剂至泰州、江都、如皋等滨江州县,试图通过在州县之间的调剂完成赋税的缴纳。这一措施虽然得以短暂的推行,但是却损害了被额外摊派赋额州县的利益,万历初即无法延续,只得采用钞关船税银、支修河夫银、仓稻米、漕折银、赃罚银等田赋之外的其他经费筹措方式。兴化县最早采取田地清丈、整顿里甲体系的措施,进行赋税征收体系的调整。嘉靖、万历时期,泰州、如皋施行民灶分征,其目的皆是控制更多的可缴纳赋税的田地与户口,整顿赋税征收的秩序,缓解完纳赋税的压力。     

关于《大复集》的版本

何景明《大复集》的版本主要有三种 :明嘉靖三年刻本、嘉靖三十七年刻本和万历五年刻本。王重民先生曾对嘉靖三十七年刻《大复集》三十七卷本及万历五年刻三十八卷本提出疑问。其实出现不同的原因是编纂人的指导思想有别造成的 ,并无删削或残缺     

论鸦片战争前的买办和近代买办资产阶级的产生

鸦片战争前的买办中同的买办,大概起源于明代中叶葡萄牙商人东来之后。葡萄牙商人在十六世纪初年(明正德、嘉靖年间)就在中国沿海开始活动。1535年(嘉靖十四年),他们贿赂了明朝的腐败官员——都指挥黄庆,窃据了广东壕镜(澳门)。自是,壕镜地方,“高栋飞甍,栉比相望,闽粤商人趋之若鹜。”到了十七世纪一十年代(万历后期),他们又在壕镜筑城,“聚海外杂番,     

走出官僚制困境

官僚制是作为19世纪初就盛行的西方资本主义的公共管理模式,它在工业社会时期,曾经发挥过重要的作用.然而,20世纪七八十年代初以来,官僚制在新科技革命的社会政治、经济生活进一步复杂化的情况下已经显得不太适应了.官僚制正面临深刻的危机,其限制民主、效率低下、压抑个性、应变能力差等弊病不断地凸显出来.在世界范围内兴起的"新公共管理"运动就是对这一危机的反应,因此,走出官僚制的困境,对官僚制的改革不可避免.     

明代嘉隆万时期政治文化的嬗变

嘉靖至万历时期历时近百年,是明代政治文化发生深刻变化的一个关键时期。这个时期开始之际发生的"大礼议"是一场士大夫政治与皇权政治分庭抗礼的关键性事件,士大夫群体在这场政治冲突中失败,从而,在正统到正德时期承当士大夫政治体制内领袖角色的内阁蜕变成为皇权政治的附庸和工具。隆庆到万历初年,已经发生蜕变的内阁在国家政治中恢复了话语权,但扮演的不再是士大夫政治中心的角色,而是较单纯的辅翼皇权,甚至运作皇权的角色,从而内阁与期待恢复士大夫群体相对独立话语权的中下层士大夫发生激烈冲突。张居正去世以后,内阁弱化,皇帝与士大夫主流群体的矛盾被凸显出来,庙堂政治功能在此过程中瓦解。以"大礼议"为节点,"青词阁老"、"阁部纷争"、"张居正夺情"、"争国本"、"争矿税监"、"党争"等政治现象,一起构成了百年政治文化蜕变的一幅长卷。     

彭泽与甘肃之变

成化至嘉靖初年 ,明朝所面临的最严重的边疆危机是西北边疆地区的哈密危机 ,甘肃之变是该危机日益加剧的集中反映。彭泽举措失当与甘肃之变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正德末年和嘉靖初年 ,明廷就彭泽在甘肃之变中的责任问题发生了两度激烈的争论 ,最后皆以彭泽受惩处而告终。特别是嘉靖前期对彭泽等人责任的再讨论 ,是解决哈密危机的必要步骤。对彭泽等人的惩治为解决哈密危机和安定西北边疆扫清了障碍。     

明散曲兴盛年代论

自晚明以来,人们一直将明中叶成化、弘治两朝或弘治、正德、嘉靖三朝作为明散曲的兴盛期,把成化、弘治、正德、嘉靖,甚至隆庆四五朝整整百年作为明散曲兴盛的阶段,而且多以为康海、王九思等北派曲家在前,陈铎、王磐等南派曲家在后。事实上,明散曲兴盛的黄金时代应在正德、嘉靖两朝,此前的成化、弘治不过是明中叶散曲初步复兴的时期,明中叶散曲的复兴,应是陈铎、王磐等南派曲家在前,康海、王九思等北派曲家在后。     

明代武举新论

为了弥补保举将才制度的不足,打破世袭制对武官铨选的限制,明朝开设武举。明代武举不是开始于天顺八年。武举制度在不同的时期对武官的铨选影响不同,弘治正德年间,武举影响甚微;嘉靖中期以后,武举的作用逐渐彰显;万历以后,武举的作用变得更为重要;天启崇祯年间,武举的作用达到巅峰。虽然武举制度的实施有利于打破武官世袭制对管事武官铨选的消极影响,但是,由于武举制度自身的局限和官僚集团的腐败,武举制度的推行未能对整肃武官队伍带来积极作用。因而,我们不能对武举评价过高。     

从西门庆看明代后期商业资本的发展及特征

《金瓶梅》不仅是一部描写世态人情的文学巨著,它还细致具体地描写了明代后期(主要是嘉靖、万历年间)商业活动和商人生活.     

唐玄宗的孝治实践及功能分析

以孝治天下是唐玄宗的治国原则和施政特点。唐玄宗亲注《孝经》,阐释"孝治"思想,并将其付诸政治实践,以天子身份行孝垂范,以孝驭官、以孝化民。其提倡孝道、推行孝治的目的,不仅是为其统治权力披上合法外衣,而且也想通过孝道有效地控制庞大的官僚系统,安定社会秩序,实现王权对社会的有效"支配"。     

李白天宝初年应征入京辨

李白天宝初年应征入京之说,始见于《旧唐书·李白传》:"天宝初,客游会稽,与道士吴筠隐于剡中.筠征赴阙,荐之于朝,与筠俱待诏翰林."后人往往因其说,如清人王琦所著《李太白年谱》.今人詹锳《李白诗文系年》云:"又按太白之召见,《旧唐书》以为吴筠荐之,《新唐书》以为贺知章言之,《新书》盖本之乐史别集序.考太白有《别内赴征》三首,则其西入京师,乃应诏而至,非浪游也."安旗、薛天纬《李白年谱》则据《为宋中丞自荐表》,也定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