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总目》与清前期《左传》文学评点

清前期《左传》文学评点是《左传》评点学史上的全盛期,这一全盛期的结束当以《四库全书总目》的编纂完成为标志。通过分析《四库全书总目》对《左传》及其评点的立场和评价,不仅可以认识清前期《左传》文学评点由盛转衰的历史原因,而且有助于进一步研究《四库全书总目》在清前期《左传》文学评点史上的重要地位与特殊价值。     

试论《荒野的呼唤》和《雪虎》中的超人思想

杰克·伦敦虽然曾宣称自己批判尼采及其超人哲学,但是尼采的超人哲学在他的思想中占据着很重要的地位,其作品《荒野的呼唤》和《雪虎》都体现了这一思想。不过,两部作品也存在着一些差异,例如,在《雪虎》中,实际上隐含作者对超人哲学的某些否定性思考。     

《文心雕龙》论《易传》的文学性

《文心雕龙》对《易传》的文学价值进行了多方面论述。刘勰认为文学的本原是道,文学的作用是明道,他提出的"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以明道"这一重要命题,正是总结《易传》对《易经》的阐释所做出的概括。他认为《易传》释经不是简单的转述与琐碎的注解,而是精心创造并广泛使用了"丽辞",既多用对偶,又注重协韵,是文章的典范。他认为,《易传》在文章体裁发展中具有重要的意义,论、说、辞、序几种文体的产生,都与《易传》有着直接关系。他还论证了《易》象的意义,评价了《易传》的语言,分析了《易》的事象,既揭示了《易传》的文学贡献,也体现了作者的文学观念。     

《易林》援引《左传》典语探因

约产生于春秋战国之际的《左传》,与问世于西汉中后期的《易林》有着相当密切的联系,因《易林》中大量援引了《左传》中的典故和词语。这种援引有着深刻原因：两者都有着明显的民本思想和重礼思想;《左传》的文学色彩深深影响了《易林》的创作;古文经学的兴起自然地促使焦延寿取材于《左传》;西汉中后期与春秋时代社会特征的相似又致使焦延寿引《左传》以为镜鉴。     

《四库全书》拒收《聊斋志异》原因探析

清代乾隆皇帝亲自主持编纂的《四库全书》卷帙浩繁,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部丛书,收录了从先秦到乾隆前期的许多重要古籍,几乎涵盖了中国所有的学术领域,但是却对当时已风行百年的《聊斋志异》"黜而不载",究其原因,有人从政治思想角度来分析,有人从文学角度来分析,但都不为全面。本文试图从清代的文化政策、纪昀的个人原因以及编纂《四库全书》目的和采书标准三个方面来全面分析一下《四库全书》不收《聊斋志异》的原因。     

朱熹《诗集传》所代表的南宋《诗》学革新精神的主要成因——朱熹《诗集传》与南宋《诗》学革新精神研究之三

摘要： 以朱熹《诗集传》为代表的南宋《诗》学革新精神形成的主要原因有三：一是用全新的学术思想来研究《诗经》;二是懂得用文学眼光来研究《诗经》;三是注重以涵泳文本的方法来研究《诗经》。     

《汉书·地理志》与《诗经》的文学地理观

《诗经》文学地理观内涵丰富且影响深远,受其影响,《汉书·地理志》在风俗区划上借鉴《诗》国地理,具有空间、时间、逻辑上的合理性;在风俗描述上汲取《诗》国风俗,对后世风俗研究、《诗经》研究产生影响;在风俗论议上征引先秦《诗》论,对其所含先秦人文地理观予以深刻的解读和充分的发挥运用.由此可见,《诗经》文学地理观对汉代时贤之影响,亦可窥见其在汉代发展所至新的历史高度.     

论《诗经·唐风》中的生命意识的萌发——以《蟋蟀》、《山有枢》为例

《诗经·唐风》中最为引人注意的特点是《蟋蟀》、《山有枢》两首诗中体现出来的最早的生命意识的萌发,这体现在这两首诗中对生命有限性的感叹和对体现个人价值的渴望。生命意识萌发有自然环境、时代背景、文化传统三方面的原因。这种生命意识萌发与魏晋时代遥相呼应,开启了中国文学的生命意识传统,具有重要意义。     

《文心雕龙》与《文选》论体观辨析

《文心雕龙》与《文选》都非常重视论体文。刘勰看到了玄学论文是魏晋论体文创作的主流,但《文选》显未反映这一事实。其中原因主要在于:一则《文选》所重在文辞富赡之作,《文心雕龙》则更重论体文的"理"性特质;二则萧统选文重视浸濡了儒家思想的篇章,所选论体文都有关国家政治、世道民心,刘勰一向重视各种学术思潮,自然包括玄学思潮对文学的影响,突出了论体文与魏晋学术的深刻关联。     

宋明笔记对《史记》文学成就的总体评价

宋明时期的笔记著作对《史记》文学成就的整体评价,主要包括对《史记》作为史学著作的文学性质的认识、对《史记》的传记文学性质的认识、《史记》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史记》取得文学成就的原因、《史记》对后世文学创作及文学批评的影响等。这些评论能加深加强对《史记》文学价值的认识与理解,使我们从中看到我国古典散文创作的相承关系。     

杜埃的菲华抗日题材创作 --兼谈菲华文学研究资源的拓展

中国作家杜埃1940年至1947年在菲律宾从事抗日文化工作,于此期间也开始了他菲华华抗日题材的文学创作;他的一些作品虽然成于以后的年代,却是以以往亲历的事件与真实的人物为基础的,因此仍可被视为菲华抗日题材的作品.诸如杜埃的该类题材创作,不仅重现了当年菲华两国人民并肩抗日的战斗历程,也显示着这些作家担负的时代责任,还使得菲华文学获得了历史的纵深感;显然,将它们纳入当前菲华文学研究的视野,不仅是资源的拓展,也是品位的升华.     

进退于中西之间——清末民初翻译小说“误译”现象初探

在清末民初的小说翻译中,不忠实于原著的"误译"现象十分普遍。排除一般字面意义的谬误,仍存在相当一部分对原著的删改和增添。笔者认为,不能简单地将这种现象归结为译者语文能力和翻译水平的限制。以文化的角度切入,便会发现,这些"误译",实际上都是将"西方""中国化"的尝试,从中可以看出当时知识分子在面对"西方"时对于"中国"主体性的坚守。     

文学作品名翻译中审美信息的传递

文学作品名审美信息的传递是译者在文学作品名翻译中经常要面对的问题。根据接受美学理论，译者的接受过程首先是一种审美的过程，在文学作品名翻译过程中，译者作为审美主体，对原名和原作（审美客体）的理解和审美判断，对译文读者审美能力和审美接受的审慎辨别，最终导致了原名审美信息在传递中的复制、损失和替代。     

试析汉乐府文事相依的传播特点

根据<乐府诗集>的统计数据,发现汉乐府诗歌中本事和作品共同流传下来的占其总数的44%以上,古人"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评价其实还有其传播学意义,即汉代乐府诗歌的传播呈现文事相依的特点,有的甚至"文依事存",离开本事的诗文可能无法传播.     

多少楼台烟雨中——杜景华著《红学风雨》评介

《红学风雨》迥异于作者以前红学著作的模式,角度新颖且颇具思辨色彩。这部著作将红学放在了更广阔的历史背景、文化渊源上进行总体考察,其视野的宏阔、理论的深度和对以往不同红学流派评价上的中肯到位,都能给读者很多有益的启发。     

以独创性为标准判断临摹作品的著作权法保护

临摹本质是事实行为,其本身是追求与原作品高度相似,其行为本身不应当成为判断其结果的依据,著作权法对于作品是否给予保护的连接点也是以结果来进行判断。因而作品本身是否具有独创性应当是判断作品是受到保护的唯一标准,即使作者付出了大量努力,但作品本身没有独创性,也不应当给予保护。     

《牡丹亭》的文化结构主义分析

《牡丹亭》并非汤显祖独创的作品,此前已有类似结构和主题的作品。这些作品都是同一深层结构和主题的不同处理,分别依附在各自所处时代的文化之上,其嬗变演化过程揭示出一个原始题材和结构的价值转换。本文试图运用文化结构主义批评方法,讨论其共同的主题与结构及其意义。     

音乐作品“解读”论

音乐作品表现形式的多样化和内在涵义的多元性导致音乐作品的解读方法必然是多样的，许多分析解读不仅是多样化方法的综合运用，而且有各种方法的互渗、互补的特点。由于时代的不同，对同一音乐作品解读的具体方法又是与时俱进的。只有对音乐作品进行深入且具有历史含义的解读，才能发掘出作品真正的历史意义与内在价值。而解读结果所包含的解读者丰富的个体特征、审美判断、审美意向以及时代特征等同样值得作为一种解读后的解读。     

论在著作权原始归属中引入契约制度

我国现行的著作权法中作品类别有自然人作品、法人作品、职务作品、合作作品、委托作品等类别,这些作品分类的标准并不十分的确定,文字规定较为模糊,而这些不同种类的作品的划分又直接关系到作品权利的归属,作品种类的划分界限不明确导致权利归属认定上争议。只有解决作品类别的划分问题,才能让权利归属的认定没有争议。     

意识形态的操控：晚清翻译出版情况及特点分析

从晚清翻译出版机构和翻译出版内容着手,分析晚清翻译出版活动的特点,即翻译出版机构的性质、译书的人才结构、译书的内容以及原著的来源地等方面都呈现出其独特的发展变化形式。在此基础上,文章根据利弗威尔“意识形态”理论进一步探讨这些特点背后的深层原因,那就是意识形态（包括社会意识形态及翻译赞助人的意识形态等）通过出版流通对翻译活动的制约和操控。了解这一点,我们才能真正理解晚清翻译高潮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