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社会有机体的“文化症候说”

社会有机体是人类创造的不同形态的文化特质构成的复合体,它呈现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有机耦合的“3S模式”。社会在文化演进的过程中,必然会因为物质文化传递的选择性、制度文化配置的稀缺性和精神文化变迁的滞后性而出现文化出入的失衡,体现在社会“文化症候”的出现。文化症候说是对马克思主义体系的社会有机论的发展,对我们用系统思维研究当代文化变迁及和谐社会构建等问题提供了新的学术视域。     

民俗事象的语言视界

语言是人类最本质的文化特征。语言现象和人类文化现象存在着天然的密切联系。作为各民族人们交流思想感情的工具,语言无疑是民俗传承的工具;而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语言本身又是一种重要的民俗事象;作为各民族图解世界的一种文化符号,语言的力量更在各种民俗信仰中淋漓尽致地体现出来。因此,在人类思想史上,“民俗”(Folklore)这个概念的初始语义正是     

唯物史观视野中的文化与制度变迁关系论纲

文化在制度形成和变迁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归根结底而言,文化的形成和积淀、制度的形成和变迁皆源于人类的社会生产实践;就历史发展的特定阶段而言,文化是制度产生的直接来源。文化濡化和文化涵化是文化作用于制度变迁的具体机制。文化在不同的制度变迁模式和制度变迁的不同阶段会有不同的作用。中国作为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在构建现代制度的过程中遭遇了文化与制度的矛盾问题。秉承综合创新原则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挥其对中国未来制度变迁所具有的思想导引、文化认同和制度评价功能,促进中国制度变迁的顺利进行和现代化发展,是中国文化未来发展的基本方向。     

媒介的历史变迁与消费文化嬗变

人类的文明演进是在传播媒介的历史变迁中完成的。伴随着前现代、现代、后现代媒介的变迁,人们的消费观念与消费模式也在发生着变化,凝结成了不同的消费文化。从前现代满足生存必需之消费,到从众心理的现代大众消费,再到表征意义的后现代符号消费,媒介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而如何看待媒介的变迁对人类社会生活的正负效应,存在着悲观主义与乐观主义两种态度。     

资源基础与文明变迁

一 文明是一个社会在特定时期和特定条件下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形态。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实际上就是一部文明变迁史,它的每一次进步都是打破陈旧的文明方式,引进和构建适应新的情况要求的文明方式。同时,任何文明都产生于一定的地理区域和资源基础。那么,从资源条件看,它是如何历史地影响了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与文明变迁呢? 长久以来,经济学对发展问题的探讨受制于“地大物博”的传统资源意识的束缚,是很无意于这样来选题的。但是随着历史的演进,现     

论马克思“制度变迁”思想的现代意识——兼论马克思“制度哲学”思想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马克思对经济现象的分析包含着历史的、社会的以及人学的理解。在此意义上 ,马克思把制度理解为个人交往的历史的产物 ,把制度变迁理解为经济制度、社会制度以及人的存在和发展制度的互动变迁。马克思通过对制度变迁的历史考察 ,揭示了人类社会三种所有制度的存在形式 :原始个人所有制——异己所有制——社会个人所有制。由是 ,马克思制度变迁的基本思想为 :生产力要素、生产关系要素以及以生产方式为基础的社会形态的变迁 ,其核心是重建“社会个人所有制”。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所有制的构想与现行“教科书”关于共产主义公有制不同。这一构想对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形态具有重要的制度哲学和唯物史观意义     

诺斯与马克思:关于制度变迁道路理论的阐释

将诺斯的制度变迁路径依赖理论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相比较 ,不难发现新制度主义对社会结构长期变迁的分析并不成功。路径依赖理论关于制度报酬、“政治科斯定理”的假设 ,以及对意识形态和文化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的论述 ,都是不能成立的。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一个严整的理论体系 ,在总体上能够得到人类制度变革的事实的坚强支持 ,因而它对制度变迁的阐释至今仍然是有说服力的。诺斯对马克思的批评是失败的     

图像文化的社会基础

从哲学的角度看“图像”,它不是简单的图画、图形和视觉形象,它是与人类共在的“存在者”,它是“语言”的始祖,并与语言共同构成了符号系统,它就是人类的文化.消费社会和大众文化是图像文化深厚的社会基础.在消费社会和大众文化中,人们所消费的已经不是物的使用价值,而是转为一种符号价值,一种身份的自我肯定,商品的消费也成为一种符号的吸收过程.在消费社会和大众文化中,图像的使用成为最大的消费对象,同时图像文化也正是借助消费社会和大众文化使自己得以传播和发展.在消费社会和大众文化中,大众渴望信息、渴望娱乐、渴望时尚、渴望成为消费的主体,图像文化正好满足了大众的这一需求.     

科学精神:中国文化语言学的紧迫课题

§1 文化语言学在中国的勃生、兴盛与寂寞“文化语言学”在国内是个新生的学科名称,但在国际上并不新鲜。它习惯上以“语言与文化”、“文化中的语言”、“人类语言学”和“语言人类学”等名称存在于学术界。关于语言与文化关系的研究,是伴随着西方学术界的文化研究(包括文化人类学、文化哲学等)而兴起的。如果从博厄斯算起,它在学术舞台上已发展了约一个世纪.假如追溯到摩尔根、洪堡德.则历史还要长一些。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来强调     

论诺思制度变迁理论的思维逻辑框架

文章在充分借鉴既有制度变迁理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构建了诺思制度变迁理论的思维逻辑框架。认为，该框架是由理论假设、制度类型和变迁轨迹三个部分组成的关于制度变迁理论大厦的“骨骼系统”，这一“骨骼系统”可以运用于人类社会所出现过的各种组织的变迁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