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诗家申钦对古典诗歌的审美批评

朝鲜诗家申钦的诗学批评理论,在继承前人诗学观的基础上,提出了很多精辟的见解。他对古典诗歌的审美批评,内容涉及唐诗、宋诗、明诗以及朝鲜本国诗,审美眼光独到,体现出朝鲜诗家对中国古代诗歌、朝鲜古代诗歌的鉴赏、品析能力,为我们提供了域外的诗评视角,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     

从心性论看朱熹文学思想——兼论朱熹对苏轼文章的批评

朱熹己丑之悟完成思想突破,认为性体情用、心主性情,强调持敬涵养之功;相应在文学思想中,认为文道一源,心主文道,强调心的无私湛然,使道发为文的过程不受遮蔽和阻碍。在文学批评中,朱熹关注＂说＂而无视＂写＂,提倡＂恰到好处＂,反对＂矜豪谲诡＂,排斥＂自家意思＂,忽略作者的个性化和文风的多样性,这是其理学思想和心性论导致的结果。     

风人之旨 谁可独得——略论毛奇龄对朱熹“淫诗”说的批评

毛奇龄极力反对朱熹的"淫诗"说,在其《西河合集》、《经问》、《国风省篇》、《白鹭洲主客说诗》等著作中对"淫诗"及其相关的学说进行了反驳,勾勒了《诗经》被误解或曲解的大致过程,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对于如何解读《诗经》的看法。     

论丁若镛对朱熹《中庸章句》心性说的批评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是《中庸》的纲领,涉及到性、命、道、教等心性说的一系列概念,历来受到研究者的重视。朱熹沉潜反复数十年,汇通诸家而成《中庸章句》,成就最为杰出。朝鲜学者丁茶山诘难朱熹的《中庸》心性说,提出了颠覆性的意见。今由郭店楚简《性自命出》、《尊德义》等篇出土文献,而知朱熹之说更接近于《中庸》的本义,二氏之争终于尘埃落定。     

论朱熹对韩愈的接受

韩愈是朱熹所推崇的＂五君子＂之一,朱熹在思想、文学等方面对韩愈多有接受。在思想方面,朱熹对韩愈的＂道统观＂、＂心性论＂、＂师道＂都做出不同程度的接受;在文学方面,朱熹对韩愈的接受则更多,特别对韩愈古文创作做出了充分肯定;对于韩愈的人品,朱熹是较多地予以否定和指责的。我们可以从朱熹对韩愈各方面的不同接受中认识到朱熹的双重身份与双重成就,即朱熹是一位具有理学家身份的文学家。     

求道、为诗与作人——朱熹研究刍议:一种生存论的观照

本文对朱熹的求道,为诗、作人三方面做了一些探索,从中悟出人生的真谛。     

朱熹咏梅诗的思想意蕴

朱熹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理学家,同时也是一位优秀的诗人。朱熹咏梅诗思想意蕴极为丰富,比之于前代,他在借鉴学习的基础上进行了大胆创新。他以梅花自喻坚贞高洁的品性、自陈孤标傲世的情怀、借梅花表达乡友之思、愁苦愤懑之绪、隐逸之志是其对前人咏梅诗意蕴的继承,而将其"理一分殊"、动静相继、理学四季观的理学观念及诗人对人生的思考巧妙而诗意地融入咏梅诗中。不仅富有理趣,也给人生活哲理的启示,则是朱熹对咏梅诗意蕴的创新。     

朱熹对诗教的接受

朱熹的诗学把诗教置于核心地位,强调诗歌创作必须遵循中和的审美标准,其实质就是坚守儒家发乎情、止乎礼义的创作原则。朱熹很重视诗教对于诗歌创作的导向作用,他在阐扬诗教时要求作者存忠厚之心,抛弃激切的情感态度,力求词旨充实,词气温厚,气象优柔不迫。他在倡导平淡趣味的同时对作者提出了具体的要求,认为作者应该加强自身的修养,以平和浑厚之气为主体修养的目标,通过养气工夫,消除内心的乖戾,培育一种平和之气,进而使词气趋于平和温厚,主体的和气表现在作品上就呈现为雍容和缓的气象。     

论沈德潜对白居易的评价

清代沈德潜《唐诗别裁集》是迄今为止仍然较为流行的唐诗选本,其对唐代诗人的评价至今仍有很大影响。此选本修订多次,变化最大的是对白居易的评价。早期相当轻视,后期受到《御选唐宋诗醇》的影响,极为强调儒家诗教传统及德治精神,故赋予白居易唐诗大家的地位。     

朱熹悼亡诗研究

悼亡诗,中国古代一般指丈夫追悼亡妻之诗,而广义之悼亡诗,则指对亡故亲人或朋友表达追悼、哀思之作.朱熹人生经历丰富坎坷,交友交游甚为广泛,故其诗歌创作之中亦多悼亡之作.朱熹悼亡诗创作情感蕴含丰富,不仅体现为对悼亡之悲、亦有感时伤事的情感体现、吾道益穷的深沉感慨.其悼亡诗的创作不仅有着一定的史实价值,亦具有颇高的艺术成就....     

论朱熹诗

针对过分拔高和贬低朱熹诗歌成就的两种错误倾向,本文对朱熹诗歌的概况、思想内容和艺术表现重新作了考察,指出朱熹诗与陆游、杨万里、范成大、刘克庄等大家相比,无论是思想内容还是艺术形式,都尚有一定距离.但朱熹在诗歌创作方面确已取得相当的成就,他在南宋诗坛的地位是不容抹杀的.     

朱弁"体物"的诗学思想与其诗歌创作

朱弁是南北宋之际的诗论家、诗人 ,他的《风月堂诗话》是一部在中国美学史、中国文学批评史上都有重要理论价值的诗论著作。《诗话》作于朱弁羁留金朝期间 ,多是记载作者南渡前在新郑时与友人谈诗的回忆 ,借以寄托作者的故国之思 ,其中颇富论诗独见。朱弁论诗宗旨 ,首在于自然浑成 ,不以用事为高 ,而主张诗人以“体物”的方法在大自然和客观事物中直接获得审美体验 ;朱弁还非常崇尚雄奇刚健的诗歌风格 ,而又认为应该达到浑涵汪茫的艺术境界。他评价黄庭坚所说的“用昆体功夫 ,而造老杜浑成之地” ,是在诗学史上颇富理论创见的命题。朱弁在诗歌创作上也有重要的成就。从长期羁留北国的宋朝士人的角度出发 ,朱弁诗有着“亲历”、纪实的特点 ,同时又深刻细微地呈现了诗人内心那种深沉而勃动着的精神天地。从艺术上看 ,他的创作极少使事用典 ,得之自然 ,多用白描手法 ,但句律严整 ,下字坚实 ,意象的创造是很有个性的     

论朱熹与王维接受

朱熹对王维的接受态度是多重性的。从审美评价看,他推赏王维的律诗、辋川体与《辋川图》等;从道德评价看,他尖锐批评王维在政治上的失节,以至压倒了其审美评价。朱熹对王维的时褒时贬,看上去似矛盾而又无序,但还是有其内在的逻辑性,这与他的政治理想与审美理想密切相关。他的崇尚气节,崇尚雄健,崇尚平淡,与他对苏轼的接受密不可分。还原朱熹的王维接受,探讨其在后人王维接受中的影响,对于文学接受研究是颇有意义的。     

朱熹文章风格论

朱熹声称平生最不喜作文,却是南宋一代文章大家.其奏疏之作,往往有高屋建瓴的气势,行文简易而意气凛然,不动声色而林茂深严,使人难于辩驳.其序跋之类条分缕析,无褊躁激切之论,无艰涩炫目之辞,清明峻洁之中,自有雍容俯仰之态.其书、记之作,落尽英华而返璞归真,将俊健奇伟出之于条畅洞达,语简意闲,神定气和,充分展现出朱熹冲夷和穆的宗师气象.     

明陈霆《渚山堂诗话》及其诗学价值

陈霆《渚山堂诗话》三卷,一般认为已经亡佚,今由《水南稿》及杨春先《诗话随抄》可以基本恢复其原貌。陈霆正德前后的诗学观及诗歌创作,均发生了“宋型”向“复古型”的转变,是明代文学思潮接受研究的重要资料。     

朱熹《诗集传》所代表的南宋《诗》学革新精神的主要成因——朱熹《诗集传》与南宋《诗》学革新精神研究之三

摘要： 以朱熹《诗集传》为代表的南宋《诗》学革新精神形成的主要原因有三：一是用全新的学术思想来研究《诗经》;二是懂得用文学眼光来研究《诗经》;三是注重以涵泳文本的方法来研究《诗经》。     

朱熹著作东传日本及其影响

朱熹是"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的大学者.其著作与理学紧密联系,在传播过程中产生极大的影响.从日本人引进、复刻、研习朱熹著作的角度入手,考察日本人对朱熹思想的吸收与应用,从而找到日本社会僧侣、武士、儒家相互制约、长期并存的根由.     

朱熹论两汉诗赋——兼与晁补之比较

朱熹在《楚辞集注》与《楚辞后语》中,因研究《楚辞》的需要而选录、注释、评论了一些汉代诗歌和辞赋。其编选旨趣颇受晁补之的影响,青睐抒情写怀及思想雅正之篇什,所作注释简明扼要,瑕瑜并见,而影响甚大。朱熹在品评两汉诗赋时,崇尚古朴自然,反对靡丽夸张,表现出很高的艺术鉴赏力;而其对司马相如、扬雄、蔡琰等人的人格评判,显然有以道德批评代替文学研究的倾向,表现出理学家的保守性和局限性。     

文学革命意义中的唐宋诗之争

1917年南社内部的唐宋诗之争,在新文化运动的介入下文学论争演变成文化事件。南社在新旧文化冲突下地位尴尬,以至于陷于解体之危。新思潮对传统文学的摧颓相生相离,既有决绝式的告别,又连而不断,作为一种传统保留在新文学中。而胡适、陈独秀发起的新文化运动,急于打破旧时代框架,对旧文化之评价,则多了思想史意义上的道德性批判。     

旧学新知——朱熹思想及其价值综论

当代中国、亚洲乃至世界,正处于政治、经济、文化和环境巨大变化的崭新时期;各国人民面临着相近相通的社会问题、思想困惑和精神挑战。为了超前和卓有成效地应对现实与未来,我们需要从历经数千年深厚积淀的历史文化宝藏之中汲取思想智慧和正负面经验,以此作为创造中华民族未来新文化的本土精神根基,进而借此深入推进中国社会的精神文明和现代化事业。为此,我们需要对国学的核心内容——儒学、特别是以朱熹为代表的宋代理学进行批判性认知和建设性阐发,以便深刻体认朱熹博大精深的思想脉络,完整辨析他的学术品格与良知美德,全面认识其核心话题的价值,切实领会其伦理道德的意义,觉解其经学哲学的精华,理解并批判借鉴其有关改善政治经济的思想之道,把握并光大其为人为学的闪光特征,进而取得自下、自迩、累土、足下的社会体用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