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雁门集》的“诗史”性质

在古代少数民族作家中,元代的萨都刺是最知名的诗人之一。在元代诗坛上,他的诗作光彩夺目。以致后来有人推之为“有元一代诗人之冠”。他长达半个世纪的创作活动,记录了自己一生的经历,也记录了元代中后期由盛而衰的历史进程,被誉为一代“诗史”。按“诗史”之称起于评杜,杜甫诗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后的历史和社会生活。萨都刺诗则记录了元王朝由盛而衰的历史进程,其中有重大历史事件的反映,也有社会生活的反映,本文即拟就这两个方面进行一些考察。至于诗人以诗歌记载自己的生平和行踪,虽然也有“诗史”意义,但由于篇幅有限,暂不涉及。     

从“土神”到“武神”:宋元时期徽州的汪王信仰

通过对各类文集、方志、金石碑刻,尤其是元代新史料《新安忠烈庙神纪实》的解读可以发现,徽州著名的汪王信仰肇兴于北宋时期,在南宋朝廷的不断敕封之下,汪王神才经历了从新安“土神”到忠义“武神”的正统化演变.进入元代,汪王信仰进一步呈现出明显的“行祠化”特征,并在元末出现了“宗祠化”趋势.宋元时期徽州汪王信仰的形成与发展,根源于神主本身所具有的浓厚地方性,但也是不同历史时期地方社会与中央王朝之间交错复杂的政治关系的体现,并见证了地方精英群体的发育过程及其内在的文化诉求.     

“烧饭”之俗小议

读陈述《谈辽金元“烧饭”之俗》(《历史研究》1980年第5期),作小议七点,就教于陈先生和留心辽、金、元三史的同志们。 1.“烧饭”之名虽起于辽、金、元三朝,但“烧饭”之俗则是许多北方古民族所共有的。王国维作《蒙古札记》,其“烧饭”一     

论羌族作家余阙对元代文论的贡献

元代文论是古代文学批评发展史上较为薄弱的一环 ,却又是联系唐宋文论与明清文论的纽带 ,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虽然余阙是一位少数民族作家 ,但他的文论对整个元代的文论有着深厚的影响。他对前代文论有因有创 ,有承有传 ,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元代文论发展的大概。既强调“质” ,又不忽视“文”的文质观 ,逐渐摆脱了“论文派”与“谈理派”的偏颇 ,倾向于二者的调和 ,而其“文弊当革”的进步文艺发展观 ,更是他的创新之处 ,这一理论的提出 ,对当时文坛的创作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元代递帕礼俗考述

欧阳玄《渔家傲南词》中“褫帕”当为“递帕”之误。“递帕”礼俗是元代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内容。元代帕有多种实际的和象征性的用途,在礼俗中则用于新年贺礼、寿礼以及用于表达爱慕之情。元代递帕礼俗形成的原因,除继承汉地固有礼俗之外,还可能与蒙古草原游牧生活旧俗有关。     

论穆斯林特色食品中的“清真”与“特色”——兼论清真食品立法的必要性

“穆斯林特色食品”所包含的“清真”与“特色”,既有统一性,也有内在矛盾,这是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至于由此而引发的社会矛盾和问题,则必须通过加强清真立法来予以规范。     

元代宪司分行录囚述论

在中国传统的政治架构中,监察机构与监察官员始初也担负诸如录囚的任务,但其后,监督、监察官僚体系则成为其主要的职责.元代宪司即地方监察机构却在实施行政监察职能的同时,定期地、大量地承担了录囚的司法职责.在录囚中,除了审录数量相对较少的重囚外,对于其他的囚犯,元政府则规定了宪司分行“决轻”、“辩冤”、“纠滞”、“申疑”等录囚任务.在录囚中,宪司不仅审录在押犯人,还审录正在诉讼过程中的案件.同时,对录囚中发现的贪赃、枉法、违法行为的官员予以惩处或者上报惩处意见.至于录囚的效果,不排除一些正直官员的严正执法与人道表现,但作为封建制度体系中的元代,录囚不可能彻底解决司法腐败与社会黑暗问题,而且录囚本身的弊病也大量存在.     

近代汉语副词词尾“则”探源

在近代汉语中产生了一批“～则”类副词,如“都则”、“多则”、“敢则”、“总则”等.其中的“则”是副词词尾,约产生于元代,是中古副词词尾“自”的同音替代字.词尾“则”在明清时期并没有得到发展,在元代昙花一现后便渐趋衰亡.     

徽州宗族祠堂三论

文章论述了三个问题。一、徽州祠堂的朝向。徽州祠堂———包括女祠———有的座北朝南，有的座南朝北，有的座西朝东，有的座东朝西。朝向如何虽与中国传统文化不无关系，但最重要的是受地理环境和祠堂所处位置所制约。二、徽州女祠。徽州绝大多数祠堂既供奉男祖先神主，又供奉女祖先神主，只供奉男祖先神主的祠堂是个别现象。因此，个别宗族修建女祠，既不表明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也不是对女性压迫的强化和改变。三、徽州庶母神主和庶母祠。“庶母不可礻付祠堂”是庶母社会地位低下的表现；庶母祠的修建没有改变庶母的社会地位     

张养浩生平与诗文创作浅论

本文对元代名臣张养浩的生平及诗文创作成就进行了考论，认为张养浩的退隐是其知识分子人格与官场的冲突所致，其生平经历有超越传统知识分子儒道互补范式之处。其散文追随姚燧，取法韩愈，诗歌则兼学白居易之通俗与韩愈之险劲，在元代文坛独具特色。     

四十年来国内学者对左江流域崖壁画的研究概述

关于广西左江流域崖壁画的年代问题,应定为“上到战国,下到东汉”。关于族属问题,应定为壮族先民骆越,至于内容,则表现的是宗教祭祀活动,反映古代壮族先民祭祀水神的场面,是先民祈求风调雨顺,祭祀水神和镇压水怪的盛大祭典仪式。     

元代科举考试时断时续的文化解释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蒙古族建立的一个大一统王朝。在文化价值取向上,元朝统治者崇佛重儒,使蒙汉文化从冲突走向综合。国子学的多元性、书院的官学化、科举的时断时续构成了蒙元时期高等教育的主要特点。元代科举考试的显著特点是举棋不定、时断时续,其深层原因是蒙汉这两种异质文化的综合必然经历从冲突到融合的过程;元代科举考试确实存在不公平的民族歧视倾向,但这主要是基于蒙古人承认差异、区别对待的权力民族配额制度的需要;至于元代科举内容和标准走向僵化,这是因为蒙古人对儒家文化的理解不同,从一个方面反映出蒙古传统文化简约、务实的特点。     

元代书院官学化的历史文化解释

元朝蒙古族的游牧文化与汉族的农耕文化经历了一个从冲突到融合的发展过程。在文化价值取向上,元朝统治者崇佛重儒,使蒙汉文化从冲突走向融合。其结果使蒙古社会传统的知识发生了转型,高等教育活动主要围绕儒家文化高深学问展开。"国子学的多元性"、"书院的官学化"、"科举的时断时续"构成了蒙元时期高等教育的主要特点。本文在回顾元代官学化的历史事件和综述有关研究的基础上,对元代书院的官学化问题进行了文化解释。     

探析蒙古考验婚史诗与好汉三项比赛

好汉三项比赛从萨满教祭祀仪式演变成为衡量好汉的价值标准之后 ,渐渐渗透于蒙古英雄史诗之中 ,在原有完成任务式考验婚史诗的基础上 ,出现了复合式考验婚史     

礼制的重建:刘歆争立古文经的再认识

西汉后期的元、成时期 ,僭越与践踏礼制的现象日益严重 ,刘歆争立古文经 ,是与哀帝欲加强皇权、振作有为的政治举措相呼应的。从《移让太常博士书》的思想指向可见 ,重建礼制正是他争立古文经的用意之所在 ;实际上 ,《左传》等古文经确有助于加强礼制建设。刘歆争立古文经的举动对于纠正今文经学在礼制建设上的缺失 ,在思想上起到了一定的冲击作用。     

汉赋祀典与帝国宗教

汉赋的兴盛,与武、宣之世“崇礼官,考文章”相关,汉大赋对“祀典”的诸多描绘,亦缘于汉武帝“定郊祀之礼,祠太一于甘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之史实。《文选》分赋为15类,首“京都”,次“郊祀”、“耕籍”、“畋猎”,均为大赋创制,其间共有一主轴,即对汉“天子礼”的描绘、颂赞。汉大赋是历史上最早出现的对“天子礼”的形象描述,而赋家对建构帝国宗教的态度,则表现出融宗教神氛于礼教现实的文学精神。     

佛教在元大都传布的历史考察

元朝是由蒙古贵族建立的幅员辽阔而统一的多民族大帝国。元统治者在宗教信仰上实行“兼容并包”和承认现状的政策,对中原地区已有的道教、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以及其他宗教信仰都予以承认,故在元朝形成了多种宗教与文化并存、共同发展的局面。由于蒙、藏的特殊关系,元朝统治者对藏传佛教尤为尊崇,并且将藏传佛教的“领袖由国师提为帝师,建立起元代特有的帝师制度,使藏传佛教及其领袖具有了崇高的社会地位”。由于元朝统治者对佛教特殊的关爱,在元帝国大都,即北京地区,无论是汉传佛教,还是藏传佛教都颇为兴盛。元朝政府在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改总制院为宣政院,进一步加强了对全国佛教的管理。元大都遂成为佛教发展的中心。     

贡本(塔尔寺)与蒙古人宗教信仰关系探析——以信众、活佛和寺院为视角简

元明清时期,格鲁派在蒙古上层的挟持下,依托寺院、活佛、信众及属寺与供奉道场不断发展壮大。贡本（塔尔寺）地处“汉藏黄金桥”中间站,是藏、蒙、汉及其他民族相互交流的纽带,特别是贡本接纳和供奉许多蒙古活佛,与蒙古信众确立了牢靠的供施关系,并在蒙古地区创建属寺和加强与其他寺院的宗教互动。广施福泽。     

《诗经》祭祀诗中的祭品

祭祀是先秦时期的一项重要活动 ,《诗经》中有许多写祭祀的诗篇。在《诗经》的祭祀诗中 ,当时的人们在充满虔敬的心情中 ,把酒醴、牛羊、植物等祭品奉献给上帝和先祖 ,期盼着他们降下福禄。祭品的不同 ,不仅反映了不同部族的生活习俗 ,传达了农业文明对中华民族的巨大意义 ,并暗示了礼的起源。剖析这些献给神灵的祭品 ,为解读当时社会的典章制度、生活习俗提供了许多例证 ,能深入到民族原始心理的深层 ,站到《诗经》的时代去理解《诗经》。     

蒙元前期后妃婚姻途径小考

分析了蒙元前期后妃的几种主要婚姻缔结途径,指出其在这一时期不同于汉族政权后妃的原始性和复杂性的特点,以及她们在婚姻中依附于男性的实质地位,与汉族政权后妃无异,从这一侧面考察蒙元前期的社会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