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前后南京政府的对日政策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和南京政府实行了在军事上不抵抗,在外交上依赖国联的政策;在对日交涉问题上,经过了由反对“直接交涉”到主张日军退出占领区后在国联“照拂”之下交涉的过程。在国民党中央政府会议第二九七次会议前后,即锦州危急的形势下,南京政府开始标榜“抵抗自卫”,但“抵抗”还只是停留在口头上,只不过是一种姿态而已,其对日妥协的政策仍没有改变。     

“九·一八”事变前后南京政府的对日政策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和南京政府实行了在军事上不抵抗、在外交上依赖国联的政策;在对日交涉问题上,经过了由反对“直接交涉”到主张日军退出占领区后在国联“照拂”之下交涉的过程。在国民党中央政府会议第二九七次会议前后,即锦州危急的形势下,南京政府开始标榜“抵抗自卫”,但“抵抗”还只是停留在口头上,只不过是一种姿态而已,其对日妥协的政策仍没有改变。     

二战末期驻越法军退入中国及战后重返越北论析

文章主要探讨了在1945年3月9日驻印度支那的日军发动“政变”后,法国驻越南的殖民地军队一部约五千人在抵抗失败后退人中国及在战后重返北越的交涉过程。驻滇法军返回越南的交涉,实际上受战后初期国民政府在处理越南问题上的双重性特征的影响。     

试述张学良处理“九·一八”事变主张的变化

“九·一八”事变前夕,张学良向南京政府提出了“武力确保东北”的主张,但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明令张学良对日采取“不抵抗政策”。“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张学良对事变的处理先后经历了“与日本政府交涉解决”、“依国联公理解决”两个阶段。然而,随着日军对东北侵略的不断扩大及对日本政府和国联幻想的破灭,张学良对事变的处理又回到了“武力解决”一途。但由于蒋介石对日继续推行其“不抵抗政策”,张学良在向蒋求战不成、求援不得的情形下,被迫下野出洋。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中始终未能突破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篱樊,其根本原因在于受“抗日须全国一致”（实质上是主张由南京政府统一领导抗日）思想的束缚。     

论九一八事变与南京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

在日本侵华史和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研究中不应回避“第二次币原外交”,正是它为九一八事变的爆发打开了绿灯。南京政府的对日不抵抗是长期一贯的,事变爆发后也无实质性的变化;推原祸始,“不抵抗主义”的倡导者是蒋介石,而不是张学良。南京政府当时的对日政策是一个整体,即“在军事上不抵抗,在外交上不屈服”,它的外交努力具有两重性。     

试述张学良处理“九·一八”事变主张的变化

“九·一八”事变前夕,张学良向南京政府提出了“武力确保东北”的主张,但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明令张学良对日采取“不抵抗政策”。“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张学良对事变的处理先后经历了“与日本政府交涉解决”、“依国联公理解决”两个阶段。然而,随着日军对东北侵略的不断扩大及对日本政府和国联幻想的破灭,张学良对事变的处理又回到了“武力解决”一途。但由于蒋介石对中继续推行其“不抵抗政策”,张学良在向蒋求战不成、求授不得的情形下,被迫下野出洋。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中始终未能突破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篱樊,其根本原因在于受“抗日须全国一致”（实质上是主张由南京政府统一领导抗日）思想的束缚。     

二战末期驻越法军退人中国及战后重返越北论析

文章主要探讨了在1945年3月9日驻印度支那的日军发动"政变"后,法国驻越南的殖民地军队一部约五千人在抵抗失败后退人中国及在战后重返北越的交涉过程.驻滇法军返回越南的交涉,实际上受战后初期国民政府在处理越南问题上的双重性特征的影响.     

孙科“联苏制日”外交思想简论

“九一八”事变后,孙科是国民党内抵抗派的代表人物之一,较早形成了“联苏制日”的外交思想.1932年初他出组内阁,提出“对日经济绝交”方案,力主长期抵抗以挽救危亡,并积极推动中苏关系的恢复.抗战初期亲访苏联,为中国争取到可观的军事物资援助.关于战后世界安排及中国外交,孙科主张彻底摧毁日本军国主义,并继续坚持与苏友好的立场.     

南京政府“锦州中立区”计划及其失败

九一八事变后,南京政府坚持不抵抗政策,向国际联盟提出在锦州一带设立“中立区”,企图借“国际参与”阻止日军继续侵略,并得到国联的一定认可.这一计划,因默认了日军对中国东三省锦州以东大片领土的占领,激起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加以美、英、法等国不愿参与“担保”,对日妥协,日本对“锦州中立区”又提出了苛刻要求,结果无法付诸实施,锦州很快失陷.     

论中共中央“北方会议”对东北抗日斗争的影响

一、“九一八”事变后历史的基本要求由于日本帝国主义预谋已久所发动的突然袭击,由于东北军队执行了蒋介石南京政府的不抵抗命令,日本侵略军在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向中国发动侵略战争以后,即迅速地侵占了东北铁路沿线的许多战略要地和重要城镇。日本侵略者野心勃勃,却深感统治力量不足     

影响中日LT贸易实施的政治因素

20世纪60年代,中日双方经过共同努力签订了具有半民间半官方性质的LT贸易协定,打破了两国外交的僵局,为两国早日实现邦交正常化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但LT贸易的签订,引起了台湾当局的不满和反对。为维护日台关系,日本政府对LT贸易的态度发生转变,同时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爆发,使得LT贸易在实施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     

池田勇人内阁时期的日台关系

自从“日台条约”签订到 1972年“断交”的 2 0年时间里 ,日本与台湾的关系是在冷暖不均与左右摇摆中走过来的 ,基础并不稳固。日本池田勇人内阁时期 ,对日台关系进行调整 ,即调整过于亲台的路线而转向与中国大陆友好 ,把施政的重点放在国内的经济发展上 ,积极推进与亚洲各国的经济关系 ;但是由于“日台条约”的存在 ,中日关系不可能有根本性的发展     

民主革命时期民盟外交政策述评

民主革命时期 ,民盟坚持反帝爱国立场 ,在抗战阶段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体现了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 ;解放战争时期 ,民盟在对美国的态度上经历了从崇美、亲美到反美的变化。民盟一贯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立场 ,其外交政策紧跟历史潮流而不断发展进步 ,起到了配合和支持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进步作用。     

外交价值观引领下的中国国际话语权构建

在国际力量对比发生深刻变化的时期,中国外交价值观成为增强中国文化软实力,突破某些西方国家国际话语权制约的重要指导原则.中国外交价值观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文化思想的有机结合,是中国优秀文化传统与人类共同价值体系的有机结合.中国外交价值观的基本脉络是:以"文明多元"为基本出发点,以"以人为本"为核心理念,以"正确的义利观"为指导原则,以"合作共赢"为主要实践途径,以共同构建"命运共同体"为追求目标.中国外交价值观提升了中国的道义感召力,增强了中国国际话语权,促进更为合理的国际话语体系及国际秩序的构建.     

黄遵宪《日本国志》对中国近代司法改革影响探析

黄遵宪是近代中日建交后派出的第一任参赞，《日本国志》是黄遵宪实地考察日本后所撰写的中国近代第一部全面研究日本的专著。黄遵宪在《日本国志》中对日本为收回治外法权而在司法制度方面的改革进行了认真的评析，为清末司法改革提供了样板，推进了清朝司法改革的决策，并对中国近代司法改革方向和路径产生了深远影响。     

论抗战时期宋子文的美援外交思想

抗战时期的宋子文在中华民族危难之际登上美援外交舞台,成为国民政府关援外交的重要决策人和积极执行者,他在美援外交实践中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美援外交思想,洋溢着比较浓厚的民族主义意识。其战时美国观集中反映为：中国完全有资格获得美援,美国政府理应援助中国;中国应尽力争取美援,但必须以抗战自强为基础。     

1933年日本退出国联与世界裁军会议

随着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爆发,满洲问题成为欧美列强在远东关注的焦点。日本膨胀的野心与国联的决议无法达成一致,遂于1933年3月2 7日退出国际联盟。而此时的世界裁军会议也处于关键时期,由于德国要求平等的军备权利没有得到满足,会议也陷入崩溃的边缘。本文着重探讨二者之间存在的一些客观联系,从而让我们更清晰地了解2 0世纪30年代脆弱的国际关系。     

日本右翼势力的"解放战争史观"辨正

日俄战争并非正面影响中国留日学生加入了同盟会,而是从反面使置身敌国的留日学子站在孙文一边;当年日本东京并非亚洲国家独立运动的参谋部,而是干涉和镇压亚洲各国独立运动的大本营;当年日本的诸多亚洲主义者并非为援助中国革命而来,而是怀揣趁乱取利甚至肢解中国之不可告人的目的介入中国事务的.当年日本侵略者炮制的"大东亚战争"一词,丝毫掩盖不了太平洋战争的侵略性质;战后东南亚国家的纷纷独立也并非日本发动"大东亚战争"的历史功绩,而是东南亚人民长期坚持不懈反抗包括日本帝国主义在内的民族独立斗争的最后胜利.日本右翼势力围绕日俄战争和太平洋战争兜售的"解放战争史观"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清末皖人与日本交往述论

自1871年以来,中日之间的人员往来、文化交往越来越频繁和密切。在中日关系的建立和文化交往中,皖人和其他省份一样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此期间,李鸿章与中日建交、驻日使馆里的皖人与日本、皖人与赴日教育考察等内容构成了皖人与日本交往的主线;皖人在近代中日文化交流中的作用和影响,从一个侧面体现了近代以来中日交往的历史线索。     

从朝日首脑会谈看两国关系的变化

朝日关系是一个特殊的双边关系。二战结束至今已近70年，冷战结束亦有20多年，但朝日两国至今仍处于敌对状态。朝鲜是日本在联合国193个成员国中唯一没有与之建交的国家。而纵观二战后朝日关系发展的历程，两国出于各自利益的需要，开始了旷日持久的邦交正常化谈判，特别是首脑会谈的实现，使得朝日关系有了长足的发展。但由于“绑架问题”、“导弹问题”、“朝鲜核问题”、“历史清算”和“战争赔款”等问题尚未解决，使得两国关系正常化道路难关重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