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政府两次收复香港的失败及其教训

国民政府顺应民意也曾为收复香港作过努力，但两次努力均以失败而告终，其教训是深刻的。在香港回归之时，记取历史的屈辱与教训，是为了更好地珍惜来之不易的胜利。     

纪念民族英雄郑成功收复台湾350周年

中华杰出郑成功,收复台湾盖世崇。伟绩经天民塑像,丰功纬地众修宫。论坛刊物论无断,讲座广播讲未终。四海华人歌国姓,五洲华裔颂英雄。     

郑成功延平受命收复台湾考略

对于郑成功收复台湾的伟大决策究竟起于何时,学术界一直观点各异。结合郑成功军政生涯开始的特殊经历和时代背景进行分析,可以发现:作为历史上兵家必争之地和南明隆武皇帝驻跸地的福建延平,极有可能就是郑成功受命收复台湾的源起之所。     

论抗战胜利前夕收复台湾的教育准备

1943年11月,中、美、英三国签署《开罗宣言》后,国民政府着手进行了接管台湾教育的组织准备、计划准备及师资准备工作,明确了台湾光复后教育发展的方针、政策及实施的详尽步骤。这些努力,为光复后的台湾实现教育上的快速转轨奠定了基础。同时,教育方面的准备也存在一些不足,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     

中国历史上三次收复台湾之比较及其启示

中国历史上曾经先后三次收复台湾,虽然它们是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实现的,但都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经验教训,对其加以总结吸取,对于今天中国的统一大业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启迪作用：首先,中国的分裂与统一是一种历史进程,应当遵循一定的历史规律;其次,中国必须要具备强大的国家实力,以维护国家利益,一个贫弱的中国是十分危险的;第三,在追求国家的统一过程中,应当充分发挥个人的主观能动性;第四,在追求统一的过程中,要坚持政治和军事的两手,以政治手段为主,军事手段为辅;第五,要妥善处理台湾问题上的国际因素。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缉私制度

走私贸易是抗战时期中国的一个重要经济现象,它或多或少地影响到抗战时期敌我双方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因此,国民政府相当重视缉私问题,国民政府应对日寇走私策略演变的统一缉私制度尚能适应形势的需要,但略显迟滞,消极应战的政策和措施居多,不过国民政府的缉私制度在抗战中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国民政府时期素质教育考述

国民政府时期,以陶行知为代表的一批教育家提出了提高儿童创新能力、实现儿童全面发展的理论．鲜明地体现出素质教育思想。国民政府也出台一系列措施,改革学制和课程内容,促进素质教育开展。一批改良主义知识分子站在自身的阶级立场,在开展素质教育上也进行了艰辛有益的探索。上述素质教育虽然取得了一定效果,但由于国家战乱不已,教育经费无...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消费合作政策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建立三民主义及中国本位合作理论体系,希望给战时经济以极大推动。为维持城镇公教系统的正常运转,国民政府相继制定物价政策、统制政策、专卖政策、优惠政策等鼓励消费合作社发展,这些举措的目的是政府依靠行政力量调控物资、平抑物价进而满足城镇公教人员与普通居民最基本的生活需要。     

市镇失业与国民政府救济

市镇工人失业是民国时期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与传统救济方式不同 ,国民政府开始注重法律对失业者的保护和救济 ,“以教代养”这种积极救济方式逐渐代替传统制度下单纯的、临时性的救济政策。失业救济产生了一定的积极效应 ,培养了一批技术人才 ,丰富了民国社会救济内容 ,促进了社会救济的制度化建设。     

战后国民政府的西藏政策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的西藏政策发生了积极的变化。主要表现在力图利用“四强”的国际地位和英国即将退出印度的机会,加强中央政府同西藏地方的关系。国民政府战后西藏政策的核心是全面支持以热振活佛为首的西藏爱国僧侣和民众,但达扎集团在英国和印度的支持下,将热振逮捕并杀害。由于在处理热振事件上的失策,国民政府在西藏僧俗各界的威望急剧下降,其所制订的西藏政策无法实行。     

南京国民政府初期“改订新约运动”再探讨

改订新约运动是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初期所进行的最主要的外交活动。它取消了近代以来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的一些特权,是近代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改订新约运动有着其重要的历史意义,同时也应该看到改订新约运动具有不彻底性。文章试对南京国民政府的改订新约运动作一考察和分析,以求对其有一个全面、客观的认识。     

论民国时期的民族政策

民国时期民族政策的思想是在中国传统民族主义与西学东渐浪潮之下的西方民族主义双层影响下的产物.民国时期民族政策主要包括南京临时政府、北洋军阀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三个阶段的民族政策.这些政策既有历史的进步性,也有时代的局限性.     

论南京国民政府的工业政策 (1927-1937年)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初期拟定的一系列有关工业建设的政策,其内政外交举措根本不足以言工业建设。“九·一八”事变后,为固本自卫计,南京政府更多地注意计划工作,有选择地实践孙中山有关工业建设的遗教,初步发展了国家资本,一定程度上维护了民族利益和资产阶级的利益,为抗日战争积累了一定的物质基础。但是,“攘外必先安内”基本国策的制约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扰,使南京政府的工业政策实施陷入举步维艰的自相矛盾之中。     

大历史视野下南京国民政府对民众的控制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国民党身份、角色发生变化,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其政纲政策随之改弦易张,党民关系亦由动员体制转为控制体制。国民党政府以社团整理与管理为突破口和工具,以"软、硬"两种手段实施国家对社会的强力渗透及对民众的广泛监督与控制。从大历史的角度来解读这一过程,它既是中国政治由传统到现代发展过程中表现出的特殊图景,亦为国民党执政初期"党国体制"下政权建设的重要一环。受客观环境、自身原因及历史传统等深层次因素制约,国民党通过社团对民众的控制最终以"民心流失"和"民众疏离"为结果而告失败。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湖南省的地方行政腐败

根据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文献中的部分案例和湖南省档案馆馆藏文献的相关资料,可以得出如下结论:湖南的部分行政腐败问题属于南京政府时期全国范围带有普遍性的行政腐败问题;另一部分案例则具有湖南地方行政特别是县级地方行政的特色.湖南行政腐败问题的地方特色,主要是由湖南新军阀集团,为推行反共清乡政策,强化县级行政机构的权力,但是又无法实现有效监督造成的.这其中又以团防腐败尤重.     

1927-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的文化现代化

1927-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文化现代化是在"内忧"和外患下开启的。这种文化现代化虽然不是一种自觉的现代化,但南京国民政府在这十年确实也有着有益的实践。由于南京国民政府专制的本质,文化的发展始终在现代与反现代的潮流中艰难前进,它是被扭曲了的文化现代化。     

国民政府战时教育方针在大学中的反响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国民政府倾向于保持战前正常教育体系而稍加损益。循此思路,国民政府将大部分大学搬迁到后方,并于1939年制订了“战时应作平时看”的教育方针。国民政府的这一政策得到了大学界从校长、教授到学生的普遍支持,朝野就“抗战建国”并举达成一致。     

论国民政府抗战时期的交通运输管理体制

交通运输组织良好与否是关系到战争胜负的最重要因素之一.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为了尽可能地组织和动员有限的交通运输力量以满足战事的需要,先后设置了一系列的战时交通运输管理机构,并形成了一套战时交通运输管理体制.国民政府的战时交通运输管理体制的运行与变迁,表现出明显的过渡性体制特征,这一体制特征也影响了中国战时交通运输的效率.     

论抗日战争前期国民政府食盐官运政策

战争改变了国统区的食盐运输的现状,国民政府不得不因时变革,举办官运。国民政府的官运开始于沿海存盐的抢运。随着商运的日趋衰微,官运规模日益扩大。国民政府食盐官运政策对于调剂军民食需、增加财政收入、维持战时社会秩序等方面具有积极意义。同时也是实行盐专卖制度的基础。但国民政府明显地缺乏足够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