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云"作赋以言情"的赋论观及其 《九愍》 的创作

"作文解愁"与"作赋言情",是陆云最重要的文学思想与辞赋观念。而遥承楚辞"发愤以抒情""忧与愁其相接"的抒情传统,且与晋人"深情"的文学风尚及陆云兄弟坎坷悲凄的人生经历相联系,陆云所谓"作赋以言情"之"情",更偏重于"生于愁思"的哀怨"愁情"。这种"言情""解愁忘忧"的文学观念体现在《九愍》等辞赋创作中,又普遍表现出既哀悯屈子又充满个人迁逝之感与生命之悲的悲愁情绪,从而具有浓郁的楚骚余韵。     

朝鲜朝闵齐仁赋作对中国传统文学的受容——以《酒赋》、《相马失之瘦赋》为中心

闵齐仁是朝鲜朝中期文人,《立岩集》收录其赋作16篇.以其《酒赋》和《相马失之瘦赋》为中心,从题材内容、典故化用和新儒学思想等方面可以看出中国传统文学对其赋作创作的影响以及闵齐仁赋作对中国传统文学的受容.从中不仅反映出朝鲜文人创作与中国文学极为密切的关系,也体现出闵齐仁“文以载道”的家国意识.     

潘岳《笙赋》的美学意蕴与作时

《笙赋》中所表现的“中和”之美、礼乐教化思想,既对儒家传统音乐美学思想有所继承,又有所发展创新,充分强调了以笙乐为代表的中和之乐的能动性,体现出笙乐在传统礼教中所占的重要地位及其音乐审美意识.以《笙赋》中所描写的情境感受及其表现出的音乐美学思想为核心,结合潘岳履历、生平遭际,斟酌文中词气,可以确定《笙赋》作于闲居洛阳时,大概与《闲居赋》同时或稍后,即晋惠帝元康六年(296)或稍后.     

《历代赋汇》乐曲赋的雅乐属性

以"雅乐"为尊是《历代赋汇》乐曲赋最显著的特征之一,这体现的是《历代赋汇》辞赋与礼乐思想同源的文化内涵。笔者将音乐学知识引入辞赋视域的同时,以《大合乐赋》为例,导出辞赋中体现的乐制、礼制、音乐观念,言说辞赋与音乐互动的礼乐文化内蕴和文献价值。     

班固的“赋颂”理论及其《两都赋》“颂汉”的赋史意义

汉儒言《诗》有"美、刺"之义,影响至赋即为"讽、颂"二端。西汉赋偏重于讽,东汉赋主于颂,而完成这一变化的标志性人物是班固。生逢东汉中兴之时的班固,既承儒家《诗》学传统,更受社会清明、帝王倡导、颂文兴盛等时代氛围影响,作赋与论赋皆以"颂汉"为旨归,所谓"述叙汉德"、"润色鸿业"、"光扬大汉",不仅实现了汉赋由讽而颂的转圜,也从此奠定了盛世而赋的"赋颂"传统,颇具"赋史"意义。     

王褒《洞箫赋》与汉宣帝时期的礼乐建设

汉昭帝时期礼乐衰微,执政的霍光“不学亡术,暗于大理”,礼制建设停滞,同时霍光致力于与民休息,而礼乐之兴为耗资不菲的不急之务,自然不为其所重。于礼乐衰微相应,汉昭帝时期诗赋创作也同步衰落。与昭帝时期不同,汉宣帝致力于兴礼乐,礼乐之盛远胜昭帝时期。汉宣帝兴礼乐主要是出于巩固政权的现实政治需要,有意识地反拨霍光所行政策,以凸显皇权存在,重建旁落二十年的皇帝权威。为推动沉寂多时的辞赋创作,宣帝划分出辞赋大小之别,肯定形式“辩丽可喜”而融入仁义风谕的赋作。在宣帝兴礼乐的历史背景下,王褒《洞箫赋》最初命名为《洞箫颂》,努力发掘洞箫礼乐之器具的内涵,与颂仪、美盛德形容的“颂”义相联系,寓仁义风谕之旨,赋作本身也是宣帝兴雅乐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洞箫赋》注重阐发儒家雅乐内涵,与《礼记·乐记》音乐思想相通,强调竹材之德化、制箫以合礼、瞽朦奏乐、箫音的道德属性、箫乐的教化效果,乱辞部分表达了儒家对雅乐的“德音”定性,强调“从容中道,乐不淫兮”的儒家中和之美。     

《归田赋》与《归去来兮辞》归隐心态的比较

《归田赋》与《归去来兮辞》两者同为对归隐生活的想象之词,且都用大量的篇幅描写归隐生活之趣,但由于作者的家庭生活背景和生活经历不同,他们有不同的归隐方式——归于自然中的山水与归于山水中的自然;有不同的情感基调——乐以载忧与乐以忘忧。因而两篇辞赋的归隐心态也大有不同,这不同表现为:被迫的逃避与自觉的返途。     

蔡邕《青衣赋》与中国古代的青衣意象

《青衣赋》是东汉辞赋大家蔡邕的代表作之一。由于学界对该赋写作时段的判断失准,导致其主题及文学史意义被遮蔽。结合蔡邕生平、赋中所涉地名典故及汉代同类型作品写作体例综合考察,可以推断《青衣赋》作于汉灵帝光和元年蔡邕被流放五原途中。赋中对女性体态及男女欢会场景的描写,既是对汉代美女赋旨在讽劝,终归雅正写作模式的突破,更是对汉代流行的红颜祸国观念的挑战与超越。《青衣赋》不仅使婢女进入文学的表现视野,其才子佳人遇合的故事情节,也开后世文学特别是小说戏剧中才子佳人遇合模式之先河。      

内地鸾赋之体裁与记录形态

内地鸾书陆续面世,《救生船》、《起生丹》、《苦海金堤》、《拯世破迷宝诰》等载有扶鸾所得之赋篇,今谓之鸾赋。有《拟东方朔蟠桃会赋》、《东施效颦赋》、《赏春赋》、《张果老倒骑驴赋以题为韵》、《起生丹赋以"反求诸身而自得之"为韵》等长篇及一般教训讽戒之作。其体裁有长篇兴寄、骚体、成相、齐言、杂言体等,用韵或严谨或随俗。鸾书并记录赋篇创作前后之人神交会之对话,如创作因缘、评语、训戒等,不乏活泼之人情事故,皆文学属性之显现。     

参体同构：关于《红楼梦》中赋与赋写《红楼梦》问题

赋与小说在形态与体格上是貌似大相径庭、实则一脉相承的两种文类,二者在《红楼梦》的时代形成“参体同构”。《红楼梦》不仅援赋作入小说,秉持“远师《楚辞》而近学六朝”的赋学观念,存“隐曲之笔”;更是援引赋法入小说,以“七体”结构小说第五回,以“曲终奏雅”结构小说全篇。反过来,诸篇《红楼梦赋》又在中国古代小说史上首次以“赋”体完整组织、重写小说,以“赋法”构筑一个新的大观园世界。“赋—说”同构的文体形态分别在小说文本叙事与赋文本敷陈中得以实现。《红楼梦》与《红楼梦赋》二者的成功“互参”,是辞赋与小说试图以“赋法”同构的一个典型范例,在文体史、文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论清代辞赋的变革

辞赋是融合儒林与文学、介乎诗文之间的文体,清代辞赋体式变化虽已穷尽,但辞赋堪称中兴。清人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了变革：一是在辞赋史内部,兼容历代赋艺,提倡以古赋为律赋;二是在辞赋史与学术史结合的层面,辞赋面向学术,以清代学术入赋,使辞赋具有现实性;三是在辞赋史与文学史关系的层面,提倡以秦汉之文、韩柳之骨为赋,清代的股文也使清赋具有新特色。     

试论杜甫的咏月诗

在杜甫诗歌中,写月亮的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仅标题中点出“月”的作品就有二十首之多。这些诗歌,杜甫一方面将“月”意象所包融的内涵予以继承和进一步发扬;另一方面,在诗歌的具体创作过程中,显示出许多天才的创新和开掘,使咏月诗无论在思想内容,还是艺术技巧上,都表现出了独特的魅力。     

“声诗”传统与现代解诗学的“声解”理论建构

传统中国抒情诗一向被称为“乐诗”,古典诗学解释学也素有“以声解诗”的传统,然而由于口语白话诗的兴起、西洋诗的渗入及重义轻读等因素的影响,这一传统在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冲击之下遭遇了“断裂”的命运,因此,如何重建新诗的声音解释学成为摆在新诗面前的重要理论课题。现代诗论家的探索告诉我们,借助于传统诗学资源,至少可以从“以声观志”、“因声寻义”、“同调同感”、“缘声入神”以及新诗解释的戏剧化等若干层面,重构现代诗学的“声解”体系。     

永恒的轮回——传统“警世”文学母题的人生观与价值观

传统“警世”文学里,作家在表现人的基本需求时往往流露出既向往又恐惧的心态。这种向往与恐惧心态的交替或反复出现,反映出作家对于喜与悲、幸与不幸,对于历史、社会、人生的倏忽变幻的循环感,这使中国古典作家轻易地接受佛教的轮回观念。这种对于生命存在的不确定性的感受与表达,显示了传统“警世”文学的深刻与凝重。     

现实的追寻

中国９０ 年代诗歌存在远离现实走进语言迷宫的倾向。这是有悖于诗歌精神的。语言倘若丧失了现实的底气便只能成为一袭华饰。现实是诗歌的土壤, 现实对于诗人来说是一种文化氛围和生存环境, 也是诗人的生命实践; 诗人要观照的是现实的根本并把自己所理解的现实揭示在人们面前。从诗歌艺术上讲, 如何出色地表现诗与现实之间的互融、互渗和对应, 实际上也是一种对现实的追寻。人类的全部诗歌史都表明着对现实本质的努力     

泰戈尔与屈原颂神诗歌比较研究

印度现代著名诗人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写过许多颂神的诗歌,使他获得广泛世界性声誉的诗集《吉檀迦利》就是宗教抒情诗,抒写了诗人对神的向往以及人神合一的理想追求。中国战国时代的伟大诗人屈原,一生中也创作了许多歌颂神灵的诗篇,《九歌》堪称为代表。中、印两大著名诗人都拥有世界性声誉,也都在各自民族文化的沃土中创作了大量颂神的诗篇,但两者对神的理解和态度是迥然有别的。对二者的比较,有助于理解中印两国人民不同的哲学观和人生观。     

朱彝尊艳词论略

朱彝尊与其妻妹的恋情使其艳词独具与众不同的真挚、醇雅、叙事性加强等审美特质。将朱彝尊流连歌坊、寄迹青楼的艳词与其以《静志居情趣》为代表的有特定对象的艳词进行比较,其写作手法与情感的质地均迥乎不同。它既无狎邪游玩之意,亦无比兴寄托之慨,只是真情实感的叙写。其沉挚深通与所恋对象的特殊性使之具有清新醇雅的文人风貌,这在艳词的历史上还是比较特出的。     

南宋词与理学新论

南宋词“复雅”理论在理学“崇正”思潮影响下形成了以东坡词为“正统”的词学正统论和词学宗派论,而词的创作则在发展东坡词法基础上逐步形成以“抟搦义理,劫剥经传”为表征的宗义理词风。在词人群体形成及演变方面,理学人士对苏学的推崇不仅直接促成了南宋苏轼词派的形成,而且在苏、辛词派交替过程中起极重要的中介作用。随着程学地位的不断提高,宗程学或具有程学倾向的词人不仅从思想、理论与创作方面拓展了以崇苏为基点的“复雅”词风,且还以极大热情参与辛派的建构并逐渐形成理学家词人群。考察南宋词风演变及词学理论的文化背景,理学无疑是一个不容忽略的重要因素。如果忽视它的存在,将难以对南宋词理论实质、词派演变及创作倾向作全面深入的把握。     

“诗史”说辨证与“心史”诗学建构

在传统认知视野中,长于抒情之“诗”与长于叙事之“史”既各司其职,又不离不弃,互通互补。自唐代杜甫诗善于叙事,别开境界,被时人誉为“诗史”以来,后人不断地拿各种诗体与编年、列传、纪事等史传交叉匹配,以增强诗歌的纪实性与叙事性。宋代以纪实性、叙事性为内含的“诗史”说再度辉煌。明代嘉靖年间的孔天胤曾将这种笔法概括为“以史为诗”“情事合一”,尤其是明清易代之际经历社会动荡、天下大乱的那批诗人在继承“以史为诗”传统过程中推动了叙事诗进展。期间,也伴随着关于“诗史”说的质疑和争论,直至清代“心史”说出现。一方面,“心史”说在强调诗歌抒情本质的同时,又兼顾了叙事性能,融合了“诗心”观念与“史笔”观念;另一方面,将以“情”为内核的“心”视为特殊叙事的一种,强调了诗歌叙述“心事”的功能,使之成为某种意义上的心态史、心灵史、心事史,其实质是强调“情事合一”。因此,“心史”诗学与“诗史”诗学并行不悖,并影响及史学建构,至今人钱钟书便有了所谓的“诗具史笔”“史蕴诗心”之说。     

“诗史”说辨证与“心史”诗学建构

在传统认知视野中,长于抒情之“诗”与长于叙事之“史”既各司其职,又不离不弃,互通互补。自唐代杜甫诗善于叙事,别开境界,被时人誉为“诗史”以来,后人不断地拿各种诗体与编年、列传、纪事等史传交叉匹配,以增强诗歌的纪实性与叙事性。宋代以纪实性、叙事性为内含的“诗史”说再度辉煌。明代嘉靖年间的孔天胤曾将这种笔法概括为“以史为诗”“情事合一”,尤其是明清易代之际经历社会动荡、天下大乱的那批诗人在继承“以史为诗”传统过程中推动了叙事诗进展。期间,也伴随着关于“诗史”说的质疑和争论,直至清代“心史”说出现。一方面,“心史”说在强调诗歌抒情本质的同时,又兼顾了叙事性能,融合了“诗心”观念与“史笔”观念;另一方面,将以“情”为内核的“心”视为特殊叙事的一种,强调了诗歌叙述“心事”的功能,使之成为某种意义上的心态史、心灵史、心事史,其实质是强调“情事合一”。因此,“心史”诗学与“诗史”诗学并行不悖,并影响及史学建构,至今人钱钟书便有了所谓的“诗具史笔”“史蕴诗心”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