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的和谐人生及其现实意义

中国道教在致力于建构其终极宗教理想的同时,也一直努力追求人生的和谐.道教文化中所蕴涵的和谐思想包括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他人、社会的和谐,人自身的身、心和谐等方面.这些和谐思想对于我们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论道教“致太平”的政治理想及其思想特征

道教作为中国古老的民族宗教,一直具有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提出“致太平”的政治理想并进行了深刻的理论阐述。道教“致太平”的政治理想表现为人与宇宙万物的和谐协同发展,社会生活中人与人的公平、平等,个体生命存在的身、心和谐健康等等,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与儒家的人文主义特色的“大同”理想相比较,道教的政治理想是自然主义的,具有更为宏大的理论视野和深刻的理性精神。     

道教“神人合一”思想管窥--以《太平经》为例*

“神人合一”思想是中国道教思想的典型特征之一。研究发现,道教“神人合一”思想的直接来源是西汉儒者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其间接来源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天人合一”思想,其根本来源则是远古和上古时期的“神人合一”思想。《太平经》“神人合一”思想的内容极为丰富,是对远古和上古时期“神人合一”思想的回归与超越,其实质则反映了修道之人对于人与人及自然和谐完美、与道合一、修道成仙之境界的追求与向往。《太平经》“神人合一”思想的提出,从形而上的层面为道教神学提供了本体论意义,从形而下的层面指出了修道之人得道成仙、长生不老的可能性和途径,成为了修道之士的终极理想和追求。     

杜光庭的重玄学思想初探

杜光庭在义疏《道德经》时,自觉地运用重玄学“有无双遣”的理论与方法来沟通宇宙论和心性论,从而追随中国哲学由宇宙本体论转向心性论的发展趋势,促进了唐代道教宇宙本体论向以道性论为核心的心性论的转型,并为宋元道教的新发展开拓了道路。杜光庭以重玄学为中介将心性论与修道论结合起来,并运用重玄学的方法来说明道体具有超越性和现实性两个层面,从而深化了道教的道体论。     

简述我国古代先秦时期的和谐思想

我国古代先秦时期和谐思想的哲学基础是“和”,具体是指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以及人的身与心等各种关系协调平衡的理想状态。但是,“和”又与“不同”相联系,是多样性的统一。     

＂杜撰＂原本姓杜者撰

“杜撰”这一词义,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没有根据的编造;虚构。但是,“杜撰”这个词语与姓杜的人有关,而且还是姓杜的人撰写出来的东西。“杜撰”这一词起源于唐五代。与杜光庭有关。杜光庭（850。933年）,字圣宾,号东瀛子,浙江缙云人。唐懿宗时,考进士未中,后到天台山入道。杜光庭精通儒、道典籍,在四川做道士时,出于维护道教的目的,编撰神话故事阐扬道教,存世的有《灵异记》《神仙感遇记》《墉城集仙记》等;对道教仪则、应验方面的著录有《道德真经广圣义》《道门科范大全集》《广成集》等．     

论杜光庭的步虚词

杜光庭创作的步虚词,其主题呈现独具宗教功能,艺术风格具有鲜明的道教色彩,不仅具有较高的宗教艺术价值,也蕴含了丰富的文学艺术内涵。这些步虚词,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唐五代时期道教的盛况和杜光庭的道教思想。     

成伣“浮休子寓言”思想发微

成伣是朝鲜王朝的著名文人,他创作的“浮休子寓言”思想深刻,主要讨论治身之道与治国之方。成伣论治身与治国,首先确立其根本价值,论治身以人的“性之所能”为思想基础,关注的是个人价值的实现以及个体全身之道;论治国则以儒家“仁政”思想为根基,倡导统治者要施仁保民,注重选“才”和生“财”。     

斋醮与星命：杜光庭《广成集》所见天文星占文化述论

杜光庭活跃于唐末、前蜀两朝,《广成集》中保留有大量其为王侯将相、信道民众所作的斋醮词,文辞中不仅显示出唐时流行的十神太一、天文分野等多种天文术数思想的浸润,也透露出外来十一曜行年星命说的渗透;斋醮词中不同占卜方法的叠加运用,一方面表明杜光庭对于天文术数文化的精通,另一方面凸显了斋醮仪式的紧迫性和必要性,彰显道教仪式的救度功能;其目的除了为个人休咎祈福袪灾之外,还折射出为王权神圣性服务的政治理想;而唐末成都府雕版印刷的历日或许是杜光庭吸取星命思想的来源之一,反映了唐末宗教与社会互动的复杂历史面相。     

浅谈傅山“是非观”的认识论基础

道教是历史发展的产物,有社会的原因,也有认识论的根据。社会原因使人们放弃自身的力量,认识论根据则使之为自己的无为找到一种安慰。庄子“齐是非”思想便是这种认识论根据之一。明清之际,傅山虽身入道门,但在认识论上却从来不是一个真正的道家人。他在认识问题上的看法,是其鲜明的“求是非”处世态度的基础,与“齐是非”之说大相径庭。     

杜光庭与云南道教

杜光庭是唐五代时期的著名道士,他在云南、四川都留下传道的遗迹。杜光庭的弘道活动主要在蜀中,云南杜光庭信仰是道教影响的产物,它折射反映出南诏时期道教的传播。基于此时代背景的杜光庭信仰,可以说既是道教传播的一个符号,也是南诏道教文化的象征。     

从《墉城集仙录》中女仙的神性品格看道教独有的平等女性观

唐末五代道教学者杜光庭编撰的《墉城集仙录》,收集了汉魏以来三十多位女仙的事迹,集中展示了道教女仙的形象。这些女仙美丽绝伦,长生不老,既是道教之道的美好呈现,也是降临世间传经布道的使者。她们尊贵的神性地位,反映了道教独有的平等女性观,具有重要的文学和社会思想研究价值。     

道教医学模式及其现代意义

道教医学模式是熔生理治疗、心理治疗、精神信仰治疗和社会治疗于一炉的综合性、多元化的医学模式。它有二大特征,一是作为一门宗教医学而不排斥世俗医学,把符咒治病术与药物疗法结合起来;二是善于运用信仰疗法和各种自然疗法对病人进行心理治疗。道教医学模式的确立有其深厚的宗教哲学基础,道教天人观是其重要的认识论基础,而道教合修众术以长生的修道思想则是它的多元化模式赖以形成的方法论基础。强调理身＼治心与医世的统一,这与现代医学发展模式有某种共通之处,因此不乏可资借鉴的现代意义和价值。     

王艮“身本论”的主体存在价值

该文是作者研究泰州学派主体性哲学的系列成果之一。文章首先分析了王艮“身本”与王阳明“心本”思想的关系 ,指出“心本”思想以心为宇宙本体 ,而“身本”旨在呼唤主体的自觉。然后 ,论述了“身本”思想的三个主要层次 :“尊身尊道”——个人只有在道的弘扬中才能自觉认识到人的价值 ,而道的全部价值只有体现在人的身上才能存在 ;“修身立本”——个体的自觉与完善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前提 ;“保身爱民”——承认个人的生存权利是社会群体价值的前提 ,立足于个人本位与重建合理的社会群体的理想。     

魏晋南北朝道教身体哲学建设论纲

身体哲学是一种以身体为本体的哲学观。在身体哲学的视域下审视魏晋南北朝道教,其理论思想呈现出鲜明的“根身性”特征。在神道设教的语境中,宇宙之存在、真理之体认、善恶之判别都与“身体”相缠绕,是身体“向世界敞开”的内在环节、必要条件。天道之落实、伦理之践行、仙道之体贴,都因进入“以身体道”的身体场景而获得了笃实的存在根据,并因身体展开的不同指向而呈现出各自不同的身体特征。魏晋南北朝道教的这种“根身性”特征,基本上奠定了后世道教哲学思想构建的运思风格,使之沿着“身天一体”“天人感应”的整体趋向不断演变、发展。     

关于长生殿的两个问题

一、长生殿与道教长生思想的关系中唐诗人王建《晓望华清宫》云:“晓来楼阁更鲜明,日出阑干见鹿行。武帝自知身不死,看修玉殿号长生。”诗中的“武帝”,影射唐玄宗,指出他具有长生的道教思想,长生殿命名也由此而来。但最早将两者结合起来的,不是唐玄宗,而是他祖母武则天。武则天以女身即位,于儒经无据,则利用天竺佛经——《大云经》的女主应身为据。云“释教开革命之阶”,等于说周之本系,起自释宗,与唐太宗所谓的“朕之本系,起自柱下(指老子)”,完全对立。为证明武周代唐的合理性,必将佛教升于道教     

杜光庭道教传、记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杜光庭道教传、记研究肇始于20世纪70年代,由中国台湾、日本学者首开风气,大陆小说研究界、宗教研究界随即推出了一系列成果。纵观这五十来年杜光庭道教传、记研究,文献学、语言学、宗教学维度的成果相对成熟,而小说研究界的成果却有点令人沮丧。其原因在于小说研究界用西方的“小说”观念来观照杜光庭的道教传、记,导致杜光庭道教传、记的文体归属、文本分析和理论阐释均陷入了困惑之中。有鉴于此,我们必须将这些作品归属于道教知识体系和文类体系中的“记传”和“谱箓”,尊重其实录性、神圣性、谱系性和教化性等文体属性和功能,这样才能揭示“传统文学”的“文学传统”。     

精神家园是人类孜孜以求的价值归宿

万光侠、夏锋在《山东社会科学》2013年第10期撰文指出,精神家园彰显了人类孜孜以求的价值归宿,超越了人的自然性、现实性与有限性,确证了人的本质,实现了人的发展。首先,精神家园以“应然”的方式探求终极的价值目标。精神家园在应然层面上规定了人与自身、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内在联系,在终极追问中获得终极的价值指向。精神家园以“应然”的方式超越了“实然”状态,用“应然”的价值视野审视、评判现实问题。在现实与理想、应然与实然的张力中,精神家园专注追寻人的终极价值目标,追问自由的意义与本质、自由广度与限度的问题。其次,精神家园以“无限”的方式超越了人的有限性。现实的个人作为有限的、历史的存在,在时间与空间的限制下,只能限定在特定的生存场域中。     

儒家与基督教关于人之恶消解的异同

恶是善的对立面,是哲学的关键点。对恶的问题的不同回答,构成了中西文化精神特质的差异。本文认为,作为中西文化精神支柱的儒家文化和基督教关于人之恶消解的异同主要表现为：在恶的来源问题上,儒家认为人性本善,恶来源于人们对物欲的过分追求,是“气质之性”的败坏所致;基督教认为人性本恶,恶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是原罪破坏了人的自由意志的结果。在恶的消解问题上,儒家消解恶的途径在于修身求己,通过道德修养来发明真心、本性,去恶扬善;基督教消解恶的途径在于神的力量,只有通过信仰基督,得到上帝的恩典才能获得救赎。达到善的目标。在恶消解后的终极结果问题上,儒家设想的人格终极目标是“内圣外王”的圣贤,终极社会理想是“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基督教设想的人格终极目标是无原罪在身的“第二亚当”,终极社会理想是“爱人如己”的“上帝之城”。     

论道教美学思想的民族特色

道教美学思想是中国人的意识形态，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这种特色从三个方面区别于其他民族宗教的美学思想：一是它的神性美具有“此岸”化特点，它的宗教最高美具有“朦胧”倾向，二是它的宗教美学—伦理思想，以“忠”、“孝”为中心，具有较强的民族文化精神，三是它美学人性“内省”要求的基点和内驱力，因“承负”、“即身成仙”而更富吸引力。这使道教美学思想呈现中华民族文化特点，因而更有世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