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五性”与近年报告文学创作——以张正隆、陈启文与阮梅为例

"新五性"是笔者针对报告文学的"旧三性"而从新时期以来的创作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创新理论.它既为文体特性,也是价值标准.它集中体现了新时期以来报告文学的观念更新与审美新变.这一点,在史传报告文学与问题报告文学中表现尤为突出.而张正隆、陈启文与阮梅作为其中不同年龄和文体流派的新老作家,在这方面具有极大的代表性.以他们为例进行补充论证,可以从一个侧面管窥近年报告文学创作的发展流变.     

报告文学的真实性

报告文学的真实和虚构一直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作为新闻和文学的交集,报告文学应该坚持真实性,排斥虚构。如果有虚构,不妨转向写作社会问题小说,而不必非要是报告文学。     

报告文学必须真实

真实性是报告文学理论研究中长期争论的问题,也是报告文学创作实践中长期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早在五十年代中期,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就已经展开了,到了六十年代,对这个问题的争论仍然没有停止。一九六三年三月《人民日报》编辑部和中国作家协会召开的报告文学座谈会,对报告文学的一些重大问题进行讨论,而“真实性”作为没有解决的问题遗留下来,直到“文化大革命”中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仍然在继续着。所以,这个问题的解决,无论对于报告文学理论研究,还是对于报告文学的创作实践,都是很有意义的。     

柯岩陈祖芬报告文学论评

在当代报告文学的创作队伍中,女作者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崭露头角的女作家灿若繁星,她们不仅作品数量可观,质量和影响也不亚于男作家。她们和男作家一道创造和推动着当代报告文学的空前繁荣局面。除了黄宗英外,柯岩和陈祖芬也是其中的佼佼者。她们的作品分别具有“诗歌型”报告文学和“政论型”报告文学的风格特征,又有各自独到的思想和艺术追求,在报告文学领域独树一帜。     

论报告文学的特点

近几年来,报告文学的创作获得了空前的丰收,出现了一批深受广大读者好评和赞扬的优秀作品。但在报告文学的理论研究方面却很薄弱,许多理论问题至今认识还不一致,这样就或多或少地影响了报告文学的创作。本文拟就报告文学的特点(兼及写作)谈一些粗浅的意见,以就教有志于研究报告文学的同志们。     

报告文学的昨天、今天和明天——报告文学发展轮廓的描述

昨天当报告文学刚刚呱呱落地,来到人世间时,许多人把它看成是个“毫无价值的”小不点儿,且不说资产阶级对它不屑一顾,连我们队伍中的人对它的作用也都发生怀疑。高尔基曾劝一位作者去写特写(报告文学),这位作者犹如面对第一辆出现的火车的人立即给高尔基回信道;“我因为创造力的昂扬而全身发抖,您却劝我试写特写,这是开玩笑吧?”在这位作家看来,报告文学是个劣等的文学样式,写它不需要创造力。在苏联,有位作者曾因写过一篇很有名的长篇小说而一鸣惊人,这本书被翻译成许多国家的文字,后来有人请他写一篇重要的关于当前迫切问题的报告文学,他说:“感谢上帝,现在我已走到一条大路上来了,我可以不再写报告文学了。”这二例,可以说是整个社会对刚出土的报告文学的误解和冷淡态度的缩影。但是,报告文学却并不因此而夭折,它有着旺盛的生命力。它     

报告文学在世纪之交的出路

纵观历史，报告文学曾经有过灿烂迷人的时光。然而，９０年代以来，报告文学开始走入低谷。导致它陷入困境的最根本原因在于其本身的垢病：虚构的侵入、思想的肤浅、作者独立人格在金钱面前的流失和削弱。因此，在世纪之交，报告文学必须迅速寻找到它的出路。而重振雄风的关注之一是紧紧拥抱生活。坚持真实则是它不可动摇的原则。再之，报告文学切不可轻描淡写了文学性，新闻因素不是、也不应该成为这一文体的主导特质     

论新时期报告文学的民族精神

中国新时期报告文学包蕴着强烈的民族精神，民族精神成了贯穿整个新时期报告文学的一根红线，它不仅是作品的有机部分，也是构成作品的内在风骨。民族精神使新时期报告文学在发挥自身真实性的同时，比小说、诗歌、散文等更贴近时代和人民，因而更具有独特的价值和地位。它表现在知识分子题材、体育题材、有关记叙“两弹一星”的作品、改革题材中，甚至问题报告文学作为中国特定时代的产物，作为爱国精神的另一表现形式，也同样凝聚着中华民族精神。     

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 ——与作家刘国强的对话

报告文学曾作为文学体裁中的"轻骑兵",并形成"短、平、快"的特点.时过境迁,大部头的报告文学越来越厚重,大有成为文体"重器"的势头.辽宁报告文学作家刘国强的《罗布泊新歌》和《燕赵脊梁》两部大部头作品,是比较有代表性的报告文学作品,作家在创作的时候,也尝试着将小说的创作手法、技巧融入其中,特别是在行文的结构上形成了新的报告文学体式的特征.     

对当前纪实文学创作倾向的思考

本文论及的纪实文学,包括通常意义上的报告文学和纪实小说(含非虚构小说、口述实录小说,报告小说等),二者形成当代纪实文学热潮。尽管同属纪实文学的范畴,其间还是有较大区别的。报告文学要求作者严格遵守现实生活中人或事的具体细节真实进行创作;而纪实小说则可以在大原则真实的基础上,融入作者一定的艺术创造和艺术想象。 当代纪实文学的发端可以追溯到新时期文学的初期,即以《哥德巴赫猜想》、《地质之光》为代表的一批作品,然而它的主要成就取得则是在八十年代中期以来,这是当代纪实文学的高涨期。一方面是除报告文学以外的其它纪实文学样式相继涌现;另一方面是以1988年“中国潮”报告文学征文为标志,报告文学无论在内容形式上,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纪实文学作为一种独立的文体形成的时间,尤其是作为一般文学热潮形成的     

互文性理论与中国现代报告文学

互文性理论的引入彰显了文学文本的非自足性。中国现代报告文学的发展历程同样显示出了文本互涉、参照牵连的网状脉络。文本互渗和文体互渗是其最基本的两种外化形态。它们的采纳无疑深化了报告文学作为文学的话语形态。       

局部抗战时期上海报告文学的厘定及其特点

由于历史时期的划分,局部抗战时期的上海文学,往往成为抗战时期上海文学研究中一个容易被忽略的部分,而实际上,这是一个重要的阶段。局部抗战时期的报告文学有其特殊的研究内容和丰硕的创作实绩,产生于其间的四种报告文学类型在文学史上影响深远,成为抗战时期上海报告文学的滥觞。     

评《金沙江大裂变》的“主编阐述(代后记)”

报告文学《金沙江大裂变》是“写中心、唱中心”的产物，又是运用“三结合”创作方法撮合而成；报告文学不是“史话”，《金沙江大裂变》则是错误百出的大杂烩。其《主编阐述（代后记）》则是一篇只有在文革时期才能得见的文学宣言。     

人类学视野下的“游牧文明”

游牧作为一种文化类型,永远不会退出人类发展的历史舞台,因而游牧文化的起源和中亚帝国兴亡史的探讨永远不会停留在历史的尘埃中,其现实价值永远存在着利用的空间。     

文化民族主义：论俄罗斯与欧洲的关系

俄罗斯与欧洲、东方与西方的关系问题长期以来是俄罗斯国内外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由于地跨欧亚两洲和东西方文明的交汇地带 ,俄罗斯这个民族国家具有很大的特殊性和优越感 ,经常与西方不合拍或与西方不相同 ,但又不得不学习西方的先进 ,因而民族心理常不平衡。俄罗斯与欧洲列强相互存有戒心 ,文化民族主义决定了它们的相互关系 :俄罗斯永远不会变成西方 ,西方也永远不会完全接纳俄罗斯。俄与西欧、中欧、东欧的具体关系也不尽相同。竞争与合作并存 ,妥协与矛盾共生 ,磕磕碰碰 ,不会一帆风顺 ,是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的未来走向     

日俄在东北的铁路经营及其对东北的影响(1896-1931)

铁路是经济发展的先驱,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东北地区的近代化进程。日俄两国在东北铁路网的资本很大一部分是强行输入的,两国经营铁路的主要目标是侵略与掠夺,尽管我们无法忽略其客观作用效果,但这永远不能与它所带来的破坏性、侵略性以及对东北人民的压迫相提并论,它给东北地区所带来的深重灾难罄竹难书,根本不是这些客观作用效果所能弥补得了的。     

辩证法的普遍性及其他——兼与朱德生先生商榷

辩证法的普遍性是有其逻辑依据和人类认识根源的.辩证法作为哲学法则也是不会过时的.虽然实践哲学有一定的时代意义,但不能用它来取代全部的哲学或把哲学消解掉.     

知识·权力·文学史--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观的再思考

呈现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知识谱系或关键词必然牵涉文学叙事的"权力"和它的实施步骤。文学叙事即构成了对一种权力普遍性的寻求。文学史并不是由中性材料堆垛成的一长串文学事实,而是文学叙事权力全面渗透、控制着的场域。权力诉诸文学有多种表现方式:文学社团和办刊、翻译、文学批评和论争、作家创作对读者的影响等。     

好词典也有"翻译腔"

就英语学习者而言,拥有一本词典十分必要,否则可能寸步难行;但若要学好英语,一本好词典显得尤其必要。然而,好词典亦如白玉,偶有瑕疵也不足为奇,但尽力减少、避之则是编者们当努力的方向。本文以《英汉大词典》为例一述管窥之见。     

创力经济是城市经济的永续源

创力经济是一种以创造力为核心要素以促动经济协调发展的经济形态。城市经济连续发展需要有不断的动力源做基础。创力经济以其经济要素的恒久不竭性及其经济链的自协调性 ,成为城市经济的永续性动力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