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时期以来中国自传中的忏悔意识

西方自传受基督教影响,具有深远的忏悔传统;而中国自传中的忏悔意识则比较薄弱。新时期以来,巴金的《随想录》、韦君宜的《思痛录》等自传作品表露了可贵的忏悔意识。但其忏悔往往显示为一种精神表态,缺乏具体入微的自我剖析。冯友兰、周一良等则在自传中回避自我忏悔,把个人过错归因于外在环境。新时期以来的中国自传需要针对个体在历史中的具体表现进行深入的自省和忏悔。     

中西文化的交融与冲突——郁达夫与卢梭忏悔意识比较论

由于受传统思想观念的影响,中西文化在品性中有着不同的思想意识:西方人重忏悔,中国人重内省。卢梭的忏悔意识是西方文化的代表,并以此作为参照物,它对中国文化的代表郁达夫作品的忏悔意识有着深远的影响。郁达夫作品在中西文化交融中有着对卢梭的超越及其自身的矛盾。由此可见,中西文化在不断的渗透与交融中,由于中国文化的根深蒂固的影响所构成的一种文化情结,给这两种文化带来了剧烈的冲突和不可调和的矛盾。     

地域视野下的郁达夫自传研究

郁达夫的自传作品作为中国20世纪二三十年代自传创作潮流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思想内容还是艺术风格都明显受到了诸多地域因素的影响。二三十年代沿海地区的自传出版潮流激发了郁达夫的自传创作欲望,这是郁达夫自传创作的主要动因。而影响郁达夫自传作品的艺术风格和思想内容的是近代浙江的思想变革,以及浙西柔美的水性文化和20世纪早期日本社会的文化。前者作为郁氏的故乡,它的影响具有深层性;而后者不仅培养了他良好的文学素养,而且深刻影响了他的个性。二者共同造成了郁达夫自传作品求真求善、浪漫感伤的艺术特点。     

影响与超越--郁达夫与卢梭忏悔意识比较

西方人重忏悔,中国人重内省.卢梭的忏悔意识是西方文化的代表,并以此作为参照物,它对中国文化的代表郁达夫作品的忏悔意识有着深远的影响.郁达夫从卢梭那里借鉴了西方式的历史忏悔,把自我剖析、自我忏悔与历史批判与人的解放结合了起来,从而具备了一种超越性的思想蕴含.     

诗与真--关于卢梭自传作品的一种解析

以《忏悔录》为代表的卢梭的自传作品 ,被公认为现代自传文学的鼻祖。对这类作品 ,卢梭竭力强调它是完全真实的 ;自这类作品被介绍到中国以来 ,它的真实性也一直受到人们的信赖和赞扬。然而自传文学就其特性而言不可能达到完全的真实 ,这一根本问题也是从卢梭那里就开始出现了。本文从细节的分析入手 ,进而在重大环节上展开 ,揭示了卢梭自传中的“诗化”现象 ,并探究了它的个人与社会原因 ,从而也从一般意义上对自传文学的真实性的限度问题作了必要的讨论。     

忏悔的灵魂

风吹着，可我却不曾感到有一丝凉意；雨下着，而我却不曾感到有一点湿润。 空气静止了吗？或许静止的是我。望着倒在地下那熟悉的面孔仍流着殷红的鲜血，我不知道该怎么做，更准确地说，是什么也做不了——地下的那张脸，原本是我的，雨中那些血，本应在我体内沸腾。我，死了。我已不再是那个活蹦乱跳的我，我已不再是那个能说会道的我。我，现在的我，只不过是个孤魂。     

一幅绘出郁达夫基督情绪的画——论《迟桂花》中的善恶意识、忏悔意识和救赎意识

《迟桂花》是郁达夫动用各种手法描绘出的一幅有如桃源美的画。透过这幅画的背后我们去感知沉潜在作品中的情绪流动,惊奇地发现基督教中的善恶意识、忏悔意识与救赎意识是隐藏于其中的。这三大意识在作品中的隐性显现体现了郁达夫对其内在生命的执着和精神的终极追求,而这种执着和追求充分显现了郁达夫的浓厚宗教情绪。     

论日本“私”小说的自传性特征

在关于日本“私”小说的诸多定义中,大都涉及到了作家的自传或具有自传性的特征这样的概念。但实际上,“私”小说与西方自传存在着文体上的根本差异。“私”小说的自传性特征也只能说是通过作者构成“私”小说作品的一部分,从而在读者与作者和作品之间建立起阅读的契约性关系,在整体上巧妙地发挥了日本独特的文艺特色。     

自我书写与身份建构——论《富兰克林自传》的主题

《富兰克林自传》通过不同的话语叙述对自我进行了书写,建构了三种不同的身份:从印刷工走向了公益人,最后以国父形象呈现在读者面前,由此富兰克林完成了从个人身份向民族身份的转变。富兰克林的身份在自我与他者的矛盾冲突中获得了理想的平衡,在个体与社会的交互作用中、在说话人与听众的潜在交流中得到了完美的展示。他的多重身份不仅反映了特定时代中自我的觉醒,代表着个人的成功,也注入了全新的启蒙思想,它还代表着一个民族的身份、一个国家的身份、一个时代的身份。     

真中见假与情动于中——郁达夫日记文学创作散论

郁达夫是现代日记文学的始作俑者。郁氏日记的形象主体并不是现实的翻版,而是自我的幻象,是小说中零余者形象的补充和延续。郁氏日记文本兼容史料和审美双重性质,其审美特性包蕴在对自身生存状态、生命意义的思考和感悟中。     

川端康成与郁达夫

川端康成和郁达夫是中日两国的著名作家。他们在家庭生活、个人情感生活以及文学创作理念和人物形象塑造方面都有很多相似之处。川端康成和郁达夫创作上的这种相似性表明中日文学之间是存在着紧密联系的。     

郁达夫与佐藤春夫

郁达夫曾被人称为“中国的佐滕春夫”。郁达夫与佐滕春夫一度友情甚笃 ,后因佐滕春夫发表反华小说《亚细亚之子》 ,两人反目成仇。但佐滕春夫作为郁达夫最崇拜的日本作家 ,在创作上仍然对郁达夫产生了深刻影响。特别是他的“私小说”《田园的忧郁》 ,更是以其大胆的自我暴露和抒情式的表现手法影响了郁达夫的《沉沦》等小说的创作     

论郁达夫的“隐逸”

隐逸,是郁达夫最典型的人格特色,几乎囊括了现代隐逸的各种形式。他＂隐于自然＂,认为欣赏自然,欣赏山水,就是人与万物调和,人与宇宙合一的一种谐合作用。他＂隐于酒色＂,几乎把＂酒色＂当成了他的精神家园。他＂隐于书斋＂,读书、买书、藏书、著书成为他终其一生的爱好。他＂隐于宗教＂,作品中时时流露出淡泊出世、放达超俗的佛道意识。他＂隐于死亡＂,在＂杀身成仁＂的民族大义中实现了生命的完满与超越。在郁达夫的＂隐逸＂中,＂隐于自然＂和＂隐于酒色＂是其最突出的表现。爱欲和自然构成了郁达夫小说中人物生命的两极。     

郁达夫与尼采、施蒂纳

作为一位诗人气质浓厚的作家 ,郁达夫对纯思辨哲学一向敬而远之。但对尼采和施蒂纳 ,他却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 ,他不仅致力于向中国读者介绍这两位“新浪漫派”的哲学健将 ,而且他自己也从中获取了丰富的思想养料。他在哲学观方面否认偶像权威 ,强调自我尊严 ,在文学观方面反对文以载道 ,主张个性表现 ,都表明了他与尼采和施蒂纳之间密切的精神联系。     

1921年的郁达夫与佐藤春夫——中日文学史上的一个生动而真实的断片

1921年是郁达夫与佐藤春夫相识的前一年,是已经成名的佐藤春夫的休整期,却是郁达夫从一名学生到作家的重要转型期,也是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位置的文学社团——创造社成立的时期。两人在这一年的文学活动和生活状态,展示了日本文化对创造社的影响,更折射出20世纪20年代中日文学界的种种状况。     

试论郁达夫小说的社会文化基础

从“五四”时期的社会文化意识入手 ,试图从另类角度解读郁达夫小说 ,在“五四”时期特定的历史背景下 ,个性解放、忏悔意识、沉沦意识是郁达夫小说的主要社会文化基础     

论鲁迅日记与郁达夫日记的异同

鲁迅和郁达夫都强调日记写实的重要性 ,但在日记的内容和文体风格上呈现出巨大的反差。鲁迅对国家和个人生活中的许多大事在日记中不记或者仅隐隐提及 ,而郁达夫则详尽地描写自己的所见所闻。鲁迅的日记简洁明快 ,郁达夫的日记优美抒情     

对郁达夫、萧红小说创作的再认识

郁达夫作为创造社的干将与从东北作家群走出的萧红不论是人生经历还是各自的小说创作都有明显的区别,但与此同时也存在着相通之处:坎坷困苦的人生经历使得两位作家都将小说创作的视点集中在对人的生存困境的关注方面;他们都与鲁迅有着深厚的友谊,小说创作也都得到了鲁迅的肯定,并程度不同地受到了鲁迅的政治观与文艺观的影响;他们在小说创作上具有相似的美学追求,在小说的艺术表现上也都具有散文化、抒情化和绘画化的特征。他们的前期小说创作都得到了进步作家的肯定,但随着时代的发展,两位作家依照自身对人生的理解进行的创作却招致了众多的批评和否定。     

郁达夫和谷崎润一郎小说创作风格比较

郁达夫和谷崎润一郎的小说创作,有颇多值得比较研究之处,他们小说创作风格和表现手法即相同,又各具特色,他们不仅在中日两国现代文学史上独树一帜,在世界文学碑林中也占有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