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教民的尴尬身份:"二毛子"、另类百姓、大清子民

晚清,天主教和基督教依恃武力大规模进入中国,在社会上造就了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教民。教民不祀祖宗,不纳戏份,既违背中国固有的传统,又疏离现实的村社生活,还借助教会的权势而获得某些殊遇,对晚清传统的社会权势格局形成冲击,引发民教冲突。在晚清的历史条件和社会氛围中,夹在华洋之间的教民,成为非教民眼里的“二毛子”,官方眼里的“另类百姓”,洋人眼里的“大清子民”,身份颇为尴尬。     

重新认识晚清基督教民--兼评义和团运动中"打杀"教民现象

少数教民依恃洋教仗势为恶,为非作歹,激起教案,严重损害了教民的整体形象。然而,就多数教民而言,其来源或为精神失据,需要寻找精神安慰,或生活无着,为贫病饥寒所迫的社会弱势团体;其入教动机或是虔诚的信教者,或是“吃教”、“恃教”者。义和团运动的兴起发展,与少数痞匪教民恃教欺人,教士和官府对此加以袒护有一定关系。但在义和团运动中,多数教民是爱国的、善良的,他们被误杀是值得同情的。义和团“打杀”教民,有失于盲目仇杀,与小生产者的狭隘性有关,不过主要因素为封建顽固势力排外仇教政策的带头“示范”作用与受外国侵略势力的影响。     

“洋教征服”·乡村社会秩序裂变·民教分化、冲突之源起

１９ 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乡村社会传统秩序和规范在以炮舰和特权为后盾的教会权威的挤压下，再也无法保持原有状态而日益发生破裂和变动。在征服与反征服的历史背景下，乡村普通乡民对附着于外来教会的中国教民的敌视和对立与他们对“骑着洋枪杆儿”进入他们家园的传教士、教堂的敌视和仇恨几乎同时产生。民教之间的分化与冲突，乃势所必然，并且愈演愈炽，成了晚清牵动中外关系的一根最敏感神经     

从晚清乡土社会天主教民的圣母崇拜看中西宗教文化的冲突与融合

教会的着力宣扬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和引导了教民崇拜圣母的热情,使教民的圣母崇拜在语言、仪式等方面与教义的规定基本一致,但教民的圣母崇拜又自发地与中国民间的女神信仰传统相接洽。经由乡土传统的筛滤,中国教民的圣母崇拜往往无法呈现为其自身应该具备的清晰的图景,带有浓重的本土化特色。     

从晚清乡土社会天主教民的圣母崇拜看中西宗教文化的冲突与融合

教会的着力宣扬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和引导了教民崇拜圣母的热情,使教民的圣母崇拜在语言、仪式等方面与教义的规定基本一致,但教民的圣母崇拜又自发地与中国民间的女神信仰传统相接洽.经由乡土传统的筛滤,中国教民的圣母崇拜往往无法呈现为其自身应该具备的清晰的图景,带有浓重的本土化特色.     

中国近代天主教民信仰研究

本文从分析中国近代教民的“天主”信仰入手，探讨了他们的文化心理和信仰特色。近代教民以传统的“天”的观念、本土的宗教意识和生活经验为心理基础，不同程度地接受了天主创世说，其信仰重心表现为企求世俗需要的神功崇拜，并由此导致对“天主”形象和神性的独特的理解。这种信仰在总体上没有超越传统的“天命”观。抱有政治侵略和文化同化目的的外国教会未能在近代中国造就成一批西方式的信徒。     

"官赈"、"商赈"与"教赈":近代救灾主体的力量合流——以"丁戊奇荒"山西救灾为例

1876--1879年,华北晋、豫、陕、鲁、直等省发生了特大旱灾,而其中山西省灾情最为严重。救灾过程中,政府的“官赈”、民间的“商赈”以及西方来华教会的“教赈”,不但各有表现,而且还遥相呼应,客观上推动了传统慈善事业的近代化。     

“儒教”对民众、对清代秘密社会的影响

儒家学说有许多宗教的与非宗教的因素。非宗教因素决定了中国政治伦理思想的“入世”特色 ,宗教因素则迎合了中国社会各阶层的“神道设教”的口味。儒家的宗教性仪式主要体现在祭天、祭孔与祭祖方面 ,祭孔和祭祖两项深深影响了普通民众与秘密社会。儒家伦理思想在清代秘密社会中有两种表现方式 :一是成为秘密社会教义中的光环 ;二是成为秘密社会内部日常行为准则     

哥老会与光绪十七年"长江教案"

光绪十七年,哥老会在长江中下游沿岸城镇开展了一系列反对外国教会的斗争,史称“长江教案”。斗争最初发生在扬州,后迅速蔓延到芜湖、江阴等地。与以往教案不同,在“长江教案”中,哥老会不仅把斗争矛头指向外国教会,而且也准备对清王朝进行“武器的批判”,从而把反对外国教会的斗争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     

论"桃园结义"

《三国演义》中的"桃园结义"把结拜兄弟的情义渲染到了极致。但历史往往是悲剧性的,刘、关、张等以"义"为重,同时又被"义"所封闭,他们以"情"和"义"为出发点,却换来了失败的的结果。所以说,桃园之义深挚但不博大,它令人感动,也令人叹息。但桃园结义的平等精神和凝聚力超越了世俗功利,赢得了后世的无限敬仰与崇拜。"桃园结义"与"干大事"的政治抱负密切相连,对于民间秘密社会尤具诱惑力,刘、关、张可以说是秘密社会的精神偶像,秘密社会对兄弟之义的强调甚至到了严酷的地步,这也可从桃园结义的褊狭性中找到一点源头。     

《周易》中的“日”及相关问题

"日"是《周易》哲学中的重要概念。《周易》卦象中乾、离、震、艮为日。"日"、"实"同义,乾、坤、艮为实。"实"、"是"同义,"是"象征"帝"与"王命"。     

“底层写作”中的“动物叙事”——新世纪“底层文学”的一个考查维度

自进入新世纪以来,“动物叙事”这一特殊叙述方式与表达形式成功地介入到“底层文学”当中,无疑给“底层写作”注入了一股新鲜的血液,陈应松的努力与尝试就是一个很好的表征,他的《太平狗》很具有说服力,也提供了一个相对较为完备的写作范式。当然,还有诸多优秀的作家参与到该题材类型的创作当中,并呈现出了底层“动物叙事”所可能达到的向度。作为新世纪“底层文学”的一个重要考查维度,“底层写作”中的“动物叙事”显示出了其特有的题材优势与价值诉求。     

《三言》中能性述补结构的复杂形式

能性述补结构是我们从语义上界定的表示“能够”“可以”意义的述补结构。能性述补结构的形式有很多种:V得V得O V得C V得OC V得CO V不得VO不得V不得O V不C VO不C V不CO(V是述语C是结动词O是宾语)。在本文我们只选择其中既带宾语又带补语的比较复杂的四种形式V得OC V得CO VO不C V不CO进行考察。我们选择《三言》这一近代口语性较强的作品进行考察,可以看出这几种形式在此期的大体面貌。在本文中我们主要以比较的方法对各形式的数量、述语的音节情况、述语的性质、结动词出现的次数以及宾语的情况进行详细的考察。     

《逻辑哲学论》中“死亡”概念的语言分析

《逻辑哲学伦》是维特根斯坦最重要的著作,内容包罗万象,是基于现代逻辑方法进行论述的,包括他对"死亡"概念的阐述与分析。利用分析哲学的"分析"方法尝试对"死亡"概念的诠释,并得出以下结论:(1)"死亡"的对立面就是"生活,生存的状态"。"死亡"意味着个体生活世界在他所生活的那个世界里面终止,而整个"逻辑可能世界"并不因此而改变,只是消长;(2)"死亡"和"生活世界"属于不同的世界,人不能体验"死亡";(3)"生活世界"在个体那里是无限的;(4)对于"死亡的灵魂"与"在世的生活世界"的理解只能站在这个世界的外面来理解,但是不可能。     

论《墨经》的“效”

研究《墨经》的学者大都把“效”理解为“说”的一种具体论式或者理解为“说”的原理。本文通过分析前辈学者对“效”的研究成果 ,认为“效”不是对某种具体推论形式的论述 ,也不是对“说”的原理的概括 ,而是一个与《墨经》逻辑研究的方法论直接相关的重要范畴 ,“效”决定了《墨经》逻辑研究的对象、性质和目的 ,在《墨经》逻辑学中有很高的地位     

中庸之"中"探微

中庸之“中”字的涵义是全面的,也是自成系统的,与其相关的“执中”、“中和”、“时中”等概念均由“中”字衍生而来。在“中”与道德的关系上,中国儒家所言“中庸”是“至德”,而古希腊中庸思想的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则认为中庸是区别于自然界的人事界之“中”,是最高的善。中庸以适度为原则,但它不容易达到。人的行为必须以理性为指导,才能达到中庸。     

黑格尔《小逻辑》“导言”中的哲学观解读

黑格尔《小逻辑》＂导言＂不是对其随后展开的逻辑学范畴、内容及阐述顺序的事先交代和理论规定,而是全面阐述其本人的哲学观。这既是真切理解黑格尔逻辑学的理论前提,也是准确把握其整个哲学体系的关键和要害。概括而言,黑格尔主要是将哲学理解为：哲学是＂对于事物的思维着的考察＂;哲学的最终目的是＂达到理性和现实的和解＂;以及哲学是＂一个自己返回自己的圆圈＂。     

略论《老子》的“有”“无”观

《老子》哲学以“道”为核心,而“有”“无”则是“道”的核心问题。对《老子》“有”“无”的考察,大体可分为“道”为“无”和“道”统“有”“无”两种见解。作为一种合理的诠释方式,从断句、词性、义理等方面来考察“有”“无”,可以看出“道”是《老子》哲学的最高范畴、最核心的概念,也是万物的本原、本体,从本质上来说,“道”是“无”“有”的统一。“无”是指天地形成之初的无形状态,“有”为实有,是万物之母,万物同出于它,“有”与“无”同出而异名。     

悖论与整合:《北京人》中的"反传统"与"传统"

《北京人》在曹禺的创作中具有着重要的标志性意义:它隐含了作家以后创作的基本走向,曹禺此后的创作都可以在《北京人》中找到前兆性的趋势。它既是作家创作危机的一种表现,同时又是对其审美转向的一种预言。作家一方面在作品中高扬着反传统的旗帜,另一方面又对体现着传统美德的愫方赞美有加;一方面向往着北京人那种"敢爱敢恨"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又被"为着自己受苦,留给别人一点快乐"的人生哲学深深地吸引。作家不知不觉间陷入了悖论之中。这一悖论是由作家灵魂深处的理智与情感的矛盾所决定的,它所导致的最终结果是,作家在以寓言的方式宣告了传统的士大夫家族不可避免的衰败命运的同时,也在优美地向过去的"反传统"事业告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