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籍作家在南社中的地位

南社是一个地域特征十分明显的文学社团，其社员主要集中于江苏、浙江、广东、湖南四省。湘籍作家在人数上虽不占绝对优势，但在南社的成立、发展中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特别是在南社内部发生派系争端时，湘籍作家顾全大局，坚决支持南社主任柳亚子，维护了南社的统一。湘籍作家和吴籍作家分别选择了“言志”和“缘情”的诗学思想，并形成了优势互补，共同揭橥了南社的诗歌宗旨。在文化思想上，湘籍作家率先拉开了批孔的帷幕，从文化层面上追索国贫民弱的根源。湘籍作家的创作实绩在南社中也占有很重的份全，这从集中表现南社文学成就的二十二集《南社丛刻》中便略见一斑。     

作为文化进化论者的钱穆--"人文演进"观绎论

钱穆是一个真正的文化进化论者。由钱穆创发的三大范畴“人文演进”、“文化生命”、“协调动进”,已然构成一完整的有进化意义与现代价值取向的历史文化观。在现代新儒学中,它向人们昭示只有动态的、协调的并且以合于自然为原则的人文社会历史演进,才具有文明持续不断的“常道”之价值。钱穆预言:人文之最高演进,即是自然之最高可能。人文演进观还展显出钱穆作为文化进化论者所已具有的超越的“世界史”眼光,钱穆极为肯认的“人文化成天下”,就是在文明大势的演进过程中实现的。将钱穆视为文化保守主义者的论调,应在新的历史背景中透视钱穆全部文献而重新改写。     

《洛阳伽蓝记》的体例渊源及其与名僧“格义”的关系

杨之《洛阳伽蓝记》由正文与注文合体构成的撰述体例，虽说是直接受到六朝时“合本子注”佛书体例的影响，其实，它更是那个时代流行“合本子注”体式风气的产物，进一步追溯，渊源所自，乃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史官文化和经学训诂。六朝时名僧盛行“格义”之风，使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合本子注”现象步入佛学廊庑，并在其中不断升华，进而为如杨之等杰出作家和学者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参照模式     

杜甫与唐代中原作家群体

唐代的中原作家之多、流派之众,属唐代之冠.杜甫就是唐代中原作家中的代表人物.伟大诗人杜甫之所以在中原出现,与中原文化底蕴深厚有关,更与唐代作家群体的强大的阵容和与之所产生的浓厚文化氛围有着密切的关系.杜甫与唐代中原作家群体和流派之间形成或承继、或交流、或影响等各种关系,进一步促进了诗及盛唐文化的发展.深入研究杜甫及中原作家群体之间的相互影响,对全面了解杜甫在唐代诗歌发展中的承上启下的历史地位和独特贡献不无帮助.     

地方籍·地域性·文化叙事与经典

“地方籍”作家不一定都是“地域性”特别强烈的作家,而且,并不是任何乡土性、民族性强烈者,都能成为中国有代表性的作家,还要看是否具备与世界相通的文学精神。中国现代极富地域性的作家中,出自沿海一带较发达农业地区的少,而从偏僻的乡土所谓“边地”走来的却相当多。这造成一种“五四传统”,即在批判封建性的落后、愚昧当中更接近中国的本相。包括由乡土加深了解中国都市的特色;由地方文化的不平衡性,更好领会现代中国的复杂性;由边地民间文化资源的丰富性,体察到中国文学在向世界开放的同时,总是具有一种不断“寻根”的倾向。我们不妨将地域性作家的“寻根”看作是一种文化态度。但凡具备“大文化叙事”品格的作品,就可能成为“经典”。这种经典文学从“地域”出发,最终是应超越“地域”的。     

存在与虚无:论新时期文学对政治理想主义的艺术解构

建国后三十年 (主要是前十七年 )的中国文学的艺术发展史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实际就是中国现代作家用纯粹政治感性和主观战斗精神 ,去创造光荣与梦想的心灵发展史。新时期文学在现代人文意识重新复苏之后 ,便以深刻的理性思维与强烈的批判精神 ,全面解构了这三十年文学的政治理想主义。新时期作家不仅“反思”了“左”的政治为现代中国人心灵所造成的巨大“伤痕” ,同时还将这种“反思”引入到了文化“寻根”的思想高度 ,进而艺术地还原了历史的真实性。新时期文学正是以它莫大的叛逆勇气和悲剧意识 ,在“反省”与“解构”的艺术实践过程中 ,营造了中国现代文学新的历史辉煌     

元明清时期“三江源”文人文学初探

元明清时期,产生了真正意义上的"三江源"文人文学,这些作品或是本土作家在三江源的土地上创作,或是三江源本土作家在外地创作,作品既与中原主流文学血脉相连,又有自己的个性气质,蕴籍着乡关之思、个人苦闷、肩负重任、为国戍边、关注批判现实、展现乡风民俗等多层面思想,为我们了解和研究三江源文学和文化历史提供了一些宝贵的材料。     

与过程哲学融通的新型人文世界观

在当今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的历史背景下 ,作为文化之思想根基的多元哲学 ,沿着哲学现代化的走向并存、互动 ,它们的差异性和融通性将同步强化。现代西方颇有影响的基督教哲学 :怀特海(Ａ Ｎ Ｗｈｉｔｅｈｅａｄ ,186 1- 194 7)的过程哲学 ,即基于其中的不同于文艺复兴以来西方传统人文观念的现代人文观念 (以下将“现代人文观念”简称“人文观念”) ,如认为世界由作为经验主体的“现实实体”(ａｃｔｕａｌｅｎｔｉｔｉｅｓ)所组成 ,世界创造性的过程 (ｐｒｏｃｅｓｓ)即是“现实实体”的生成 (ｂｅｃｏｍｉｎｇ)过程 ,上帝也是一种“现…     

道德·理想·热诚——孙犁的作家修养论评析

在孙犁的作家修养论中,"道德"是作家修养的第一要义,是作家的为文之道,以传统儒家文化伦理道德为核心;"理想"的两个层面——人文理想与政治理想——分别代表了对孙犁影响颇深的五四现代文化和革命文化对作家修养提出的要求,是作家创作的灵魂,与对作家的道德要求互为补充;"热诚"是作家创作的动力,是保证作家高尚修养能够提升作品格调的有效途径,只有通过这一环节才能实现人格与文格的统一,达到孙犁所倡导的作家修养与文学创作的统一.     

学术的独立与自由问题--重读王国维纪念碑铭

在北京的清华大学幽静的清华园里,现在仍立着王国维纪念碑。它是在王国维自沉昆明湖之后两周年———1929年由国立清华大学研究院师生敬立的。学子们每经此地时总会怀着对一代国学大师的崇敬与惋惜的心情,而又总会为在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具有特殊地位的陈寅恪先生所写的碑铭所感动与激励。碑铭中称赞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是第一次表达了近世启蒙思想运动以来中国学者关于学术的独立与自由的理想,成为正直学者的追求与人格的象征。早在1905年,王国维即论述学术独立的意义,他说:“夫哲学家与美术家之所志者真理也。真理者,天下万世…     

颜元的人性理论

颜元(公元1635——1704年)字浑然,号习斋。我国十七世纪著名的唯物论者和杰出的反理学思想家。颜元的人性理论是其反理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程朱理学把人性分作“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天地之性”是“天理”在人的体现,其大者为仁、义、礼、智,是先天存在的;“气质之性”指人所禀赋的天气地质(注),它与人的物欲有关。“天地之性”纯粹至善,“气质之性”有善有不善。圣人和凡人之所以不同,在于气禀的殊异。圣人禀气清正,能反躬“天理”不失其善性,凡人禀气浊偏,易为物欲昏蔽而失其善性。因此必须致力修养,“变化气质”,而修养之道则在于通过“习静”(或“主敬”)“去人欲,存天理。”颜元否认人性源于“天理”,否认“气质     

西方现代主义哲学思想与文学的转型

中国近现代文学观念的转型,一方面与“五四”前后政治、经济、文化的变迁密切相关,这些变迁为文学观的转换提供了历史的必然性与可能性;另一方面与文化思想界盛行的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文主义思想有着更为直接的精神联系,它强调了人的自由与平等,为中国文学提供了新的人文理想与审美旨趣。但我以为还有一个为许多人所忽略的原因,即20世纪初传入的西方现代主义哲学思想。它加入到当时中国各种文化思想撞击、整合的漩流中,加速了近代“政治文学”观向现代“人的文学”观的转变。     

李约瑟难题·半李约瑟难题·广义李约瑟难题

由于“李约瑟难题”的陈述本身存在问题,因此无法对之作出合理的解释。基于这一考虑,我们把“李约瑟难题”修改为“半李约瑟难题”和“广义李约瑟难题”,以便对之作出合乎逻辑的、统一的解释。这一解释表明,不同国家在科技、教育、政治、经济、学术等方面的差异盖由文化传统或文化基因的不同所导致。     

宗教境界·艺术境界·审美境界

古希腊人之所以能在低级的社会形态下创造出不朽的艺术,正在于他们把人的自我意识推崇为最高的神性精神,并将以能动性、可能性和创造性为本质规定的人之神性作隆重的宗教礼仪式地赞颂,而这种“宗教”是对人之自由实现的神性理想虔诚地膜拜,因而希腊宗教就是艺术本身的宗教,它与艺术境界和审美境界是合一的。而人之人性和人之神性高度合一这种理想状态正是通向现代的“永恒的角度”,它强烈震撼和感召着在资本主义下失去了精神家园的现代人重返故里“诗意地栖居”。这种对人之神性的皈依和守望情愫,从古代一直绵延至现代,历史终于首尾相衔地完成了由低级向高级、由不自觉到自觉的认识的逻辑进程。     

论钱穆的“人文演进”观

“人文演进”作为钱穆学术思想中的基本范畴,代表了钱穆的人文思想观。在总体上,他认为人文由自然演生而出, 人文不能违反自然而独立; 而且人文本身即是一自然, 是自然展演之最高点;同时,相应于人类的自然则为人文化的自然,由此而推出文化三阶层说。人文演进观还体现了钱穆的历史哲学和天人合一观,并展示了钱穆的儒家人本位的人心、人生说。     

戴震对程朱“气质之性”的批判与重释

戴震以批判程朱“气质之性”为基础提出气质之性是人的本然之性。程朱以“理”为人之性善的本体论根据,将人性“恶”的来源归于“气质之性”。戴震论性的思想模式不同于程朱,力主“气质之性”为善。天道观上,他在“天道—天德”中建构“气”与“善”之间的内在联系;性命论上,他从人性结构内部推导出由“血气”之自然到“善”之必然;心知论上,他以“血气心知”为人性的基本实体,通过对“心的本质为气”“心能扩充”的诠释,揭示心知觉道德的能力来源于气,“心”通“事物之则”不惑乎所行。他强调“气质之性”不仅为“善”而且有创造善的能力,彰显了道德主体在道德实践上的能动性。     

道·梵·逻各斯——试论中国、印度、西方文化的最高思想范畴

黑格尔说过:“文化上的区别一般地基于思想范畴的区别。”我国现代著名哲学家金岳霖也有类似见解:“每一文化区有它底中坚思想,每一中坚思想有它底最崇高的概念,最基本的原动力。”黑格尔、金岳霖的观点对比较文化研究具有方法论意义,它启示我们,文化传统的比较,可以从研究思想范畴的区别着手。 本文以黑格尔、金岳霖的上述观点为据,认为中国、印度、西方古典文化中的最高思想范畴,分别是“道”、“梵”和“逻各斯”;它们作为一种精神动力,影响着三大文化性格的形成和发展。     

班固的思想和文风

一班固不是汉代最伟大的作家,却是最正统的作家。在汉代文章的作者之间,班固的思想是最正统的,文风也是最“醇正”的。他的《汉书》以及赋颂杂文,都可称为大汉文章的正统作品。要看汉代文章的正统特征,典型的作家不是贾谊、晁错,也不是司马相如、司马迁,而是班固。贾谊、晁错、司马相如、司马迁诸家之文,或“疏直激切”、或“虚词滥说”、或“纵横变化”,大抵都带有先秦诸子的余风,都带有过渡的时代性质。思想固然“不正”,文风也并“不醇”。而班固,生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一百几十年之后,风气移人,已经形成一套正统思想,所为文章,也就很富大汉王朝一统天下的时代气息和特征。     

论茅盾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历史定位

茅盾是作为一个作家、文学家而在我国现代文化史上确立其历史地位的，但他又是一个“综合体”，对政治、哲学、科学、社会革命也抱有浓厚兴趣，从而显出其文化思想的开阔性。与同时代作家“文化人”相比较，茅盾的文化思想既保持着同一性的一面，又显示出独立不羁的文化品性。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光荣”、“中国文化界的一位巨人”（王若飞语），在本世纪，茅盾的文化思想、文化选择曾对中国一代知识分子的文化心理建构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经济全球化时代儒家伦理的存在价值

经济全球化时代儒家伦理的存在价值在于,它能为当前人类所面临的种种危机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法:儒家伦理中的“天人合一”思想能够为全球生态危机的解决提供思路,“和而不同”的思想有助于不同民族文化之间平等对话,“重义轻利”思想有助于解决现代社会人与人、人与群体间的矛盾冲突,“知命”、“为己”之学可以为价值真空时代的现代人提供安身立命之所。我们只有结合现代社会的实际情况对儒家伦理进行创造性的转化,在民主、科学的基础上进行理论重构,才能发挥上述四个方面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