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震《方言疏证》中的“声转”和“语转”

清代考古审音并重的大家,莫过于江永和戴震。戴震从音理的角度出发,著《声类表》、《声类考》二书,创立古音9类25部之说,开古音阴阳入对转之先河。《转语》20章,立“凡同位为正转,位同为变转。凡同位则同声,同声则可通乎其义;位同则声变而同,声变而同,则可比之通。”的原则,又从声纽的变转上,求训诂之相通,实为古音学上的又一发明.戴氏的《方言疏证》是其声韵通转理论用于训诂的代表作。戴氏以声音通训诂,对扬雄的《方     

论《方言笺疏》的“因声求义”

一钱绎的《方言笺疏》是流传最广的一部关于扬雄《方言》的训诂专著。该书问世之后,时人毛岳生就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它“义沉而体大,识邃而说创”;近人和当代论者对该书的“因声求义”更是推崇备至,如云:“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循声译字,字虽无定而音理可推,是书于展转互异处,寻其音变之原,古人以声释文之旨于是大启”,“王氏之于《广雅》,郝氏之于《尔雅》,钱氏之于《方言》都能因声求义,深得‘声近义通’、‘音义贯串’之妙旨”,等等。对这些看法,我们不敢苟同。     

《方言笺疏》校勘评议

本文从校勘方法、校勘中存在的问题和对后世的启示等方面,对清钱绎、钱侗《方言筹疏》的校勘作了评议。文章认为,在校勘方法中,钱氏依据字形、字音、文义,对汉扬雄《方言》的各种传本及后代研究《方言》的著作进行了校理。钱氏在校理过程中,指出了古往的一些特点和古人行文的一些体例,并阐释了一些古代文化词语。但钱氏的校理有时主观武断,有时漏掉了前人的一些精彩之说。尽管如此,钱氏的工作对我们今天研究《方言》及训估学均有一定价值。     

郭璞《方言》注释中的“声转”和“语转”——兼与董志翘同志商榷

“声转”和“语转”,是用以训释语言由于时代和地域的不同,表现其语音差异的训诂条例。“语转”,在杨雄的《方言》中已见,郭注《方言》中亦用“语转”,并见“声转”。后有戴震的《方言疏证》,王念孙的《广雅疏证》、《释大》等,亦多用“声转”和“语转”的条例,从语音的变转上,求训诂之相通。然而,对郭注中的“声转”、“语转”如何解释,尚有不同的意见。董志翘同志认     

戴震《方言疏证》中音转规律研究

虽然早在西汉的扬雄就已注意到音转现象,但是最早探讨音转理论的乃是清朝戴震。戴震认为音转主要是声纽之转,他从发音部位和发音方法上考察声转之法,发现声转不外乎两条规律,即＂同位＂正转和＂位同＂变转。同时戴震还指出,韵部也可发生转化。他于《声类表》中将古韵分为九类二十五部,注意阴、阳、入三分,总结出韵部转化的三条规律：一为转而不出其类,二为相配互转,三为联贯递转。通过对戴震《方言疏证》中方言词、假借词、同源词以及联绵词异形等语音材料的全面考察,得出音转语料128条,这些材料显示的音转规律,不仅可以展示戴震音转理论的科学性,还可以与前辈学者提出的音转理论相补充、相印证。     

《世说新语笺疏》标点商榷

已故著名史学家余嘉锡先生之遗著《世说新语笺疏》,经周祖谟、余淑宜伉俪整理标点,最近已由中华书局印行,与海内学人见面。笔者拜读之后,对余先生之精博学识深为钦佩,同时,对周先生伉俪为整理此书所作出的种种努力亦很感动。不过,由于此书文字分量颇重,     

《我们》的笺疏与考释

以朱自清、俞平伯为轴心的O·M社,在浙东编辑的《我们的七月》《我们的六月》,可谓窥探20世纪20年代新文学生展的最佳刊物之一。对O.M社的钩稽,以及《我们》的笺疏与考释,揭示了O.M社乃是文学研究会宁波分会的核心和白马湖文派的主干,其《我们》则是传播作品的运作载体,表明在五四新文学洪流中,宁波分会也是甚为活跃的一股,对中国现代文学史具有重要影响。     

《方言》“通语”再研究

西汉杨雄的《辖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①,简称《方言》,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方言词典,它与《尔雅》、《说文》一起被人们称为中国汉代的三大语言学巨著。历史上研究《方言》的人很多,其中最著名,取得成就最大的有晋代的郭璞、清代的戴震和钱绎。尽管前人在研究《方言》的工作中已取得了卓越成就,但是仍有许多地方需要人们进一步探索。请看下面例子:     

论钱绎《方言笺疏》对戴震学术的继承与发展

戴震倡导以文字声训贯通经史研究,其<方言疏证>就是这一主张的切实体现和具体成果,在清代语言学史上有着很高的地位和影响.钱绎的<方言笺疏>不仅能够充分利用<方言疏证>的注释方法和材料,最重要的则在于发扬了戴震治学实事求是的精神,而体现出了不蹈成见、信而有征的特点.钱绎<方言笺疏>就是在戴震<方言疏证>奠定的条例和格局基础上,再加申发和补充所取得的硕果.不仅如此,<方言笺疏>还吸收了更多前人和同时代学者们的研究成果,既保存了许多有益的训诂材料,又对这些观点和材料进行了批评.从这个角度来说,<方言笺疏>无疑汇集了乾嘉时期最前沿的训诂研究成果,体现了独有的文献及学术价值.     

再论郭璞训释中的“声转、语转、语声转”

全面考察郭璞注释中的"声转"、"语转"、"语声转"例,发现郭注中的"声转"不一定纯指声纽变转,"语转"不一定纯指韵部变转."声转"、"语转"、"语声转"这三个术语只是用来表现由于时代和地域的不同而产生的语音变转和差异.     

《广雅疏证》声转特点与王念孙古声类思想

对《广雅疏证》训诂术语“一声之转”“之言”“声近义同”“犹”表现的声转情况进行梳理,探讨王念孙古声类思想在具体训诂实践中的分合情况,进而深化对王念孙古音学思想和“就古音以求古义”这一因声求义理论的认识。研究表明,王念孙在《广雅疏证》中基本遵循了他的古声类二十三纽的划分格局。     

《<世说新语>笺疏》标点献疑

《世说新语·言语》之“王中郎今伏玄(?)、习凿齿论青楚人物”条下,刘孝标注引伏滔评“青士有才德者”数十人。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一九八三年版整理本第132页)对其中后汉时人名的标点,有二处似可商榷。 其一,“大司徒伏三老”,《笺疏》引清人李慈铭批校云:“案《后汉书》:伏湛官大司徒;其兄子恭官司空,肃宗以为三老。”则“大司徒”与“伏三老”判然两人,整理本标点作一人处理,二者     

《方言据》疏误札记

《方言据》是产生于明末清初的一部方言辞书,收在《学海类编》中。该书由于编订后近两百年没有刊印,辗转手抄,出现了一些错讹。现将发现的17条略加考辩,以就正于方家。     

《昭通方言疏证》选录

姜亮夫教授早年曾编撰《昭通方言考》,对家乡昭通的方言词广为搜集,详加考订。一九七五年前后,先生以抱病之身,仍于工作余暇致力于昭通方言的研究,经过“检校群籍”,“补充整比”,在《昭通方言考》基础上编篡成《昭通方言疏证》一书。此书未及付梓,故不为世人所知。《疏证》全书凡四十卷,分作“释词、释天、     

略论《广雅疏证》中的“对文异、散文通”

《广雅疏证》中有大量的“对文异、散文通”,这种现象体现了在不同语境中言语义和语言义之间的有机联系,也反映了王念孙父子对语言义和言语义的认识。《广雅疏证》中的“对文异散文通”有两种类型:一组近义词的全部或部分词语的意义在“散文”中发生变化。     

“商战”声中读《论贵粟疏》

“商战”声中读《论贵粟疏》周明星有商品经济就有市场竞争。马克思说流通领域是一个竞争的领域。没有竞争就不是商品经济，也不成其为市场。竞争是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马歇尔认为竞争可以是建设性的，也可以是破坏性的。竞争的严格意义，似乎是指一个人与另一个人的比赛...     

郑珍《轮舆私笺》征引略论

郑珍《轮舆私笺》是清代对《考工记》车舆系统进行专题研究的代表性著述。自问世以来,征引者不仅有清代经学大师,而且有现代《考工记》研究的专家学者。从《轮舆私笺》的具体征引情况来看,征引者对郑珍之说多持认可与赞同态度,多资之以佐证,或引之以备说,．甚至有以出土文物来讧其说之凿不可易者,由此可窥郑珍经学研究的成就与价值。     

整理《方言疏证》之我见——戴震《方言疏证》校勘方法之研究

扬雄的《方言》屡经翻刻,断烂讹误,几不可读.鉴于此,清代戴震广泛运用他校法、理校法、本校法和对校法,对《方言》进行了校勘.其《方言疏证》共改正讹字281个,删却衍字17个,补充脱文27处,成为《方言》的一个善本.     

菏泽方言中的语缀“的”

普通话中的词语后缀子在菏泽方言中被读作的,这一读法是古音的遗留,证实了钱大昕的古无舌上音的中国语音理论,它与普通话的词缀子存在着明显的区别。附着在名词性、动词性、形容词性词根后面的语缀的是名词化的标记,具有小称义和消极的感情色彩。     

《白居易集笺校》系年疏正四则

本文就朱金城先生《白居易集笺校》中四首诗歌的系年做出疏正。《看浑家牡丹花戏赠李二十》由永贞元年疏正为元和元年五月;《洛下雪中频与刘李二宾客宴集因寄汴州李尚书》《看梦得题答李侍郎诗诗中有文星之句因戏和之》两首,由开成三年疏正为开成二年冬;《予与山南王仆射淮南李仆射事历五朝逾三纪海内年辈今唯三人荣路虽殊交情不替聊题长句寄举之公垂二相公》由会昌六年疏正为会昌五年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