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红楼梦》大旨谈情的审美内涵

“情”乃《红楼梦》美学构思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本文从五个方面阐述了曹雪芹“大旨不过谈情”的审美内涵。即“作者的痴情”、“书中人物的悲情”、“‘情不情’之‘情’”、“‘情情’之‘情’”、“世态人情之‘情’”。     

“求放心”说有违百回本《西游记》之大旨

明代谢肇淛的那段说《西游记》大旨为"求放心之喻"的文字,因曾被鲁迅引入《中国小说史略》,也就为不少研究者奉为《西游记》的大旨。对"求放心"说进行了分析,认为"求放心"既不属于谢肇淛,又不能代表鲁迅的西游观,它不仅不是《西游记》大旨,而且有违百回本《西游记》之大旨。     

对《红楼梦》主题的再思考

由于多种原因,百年红学未能将《红楼梦》从文本意义上进行深入的读解,致使红学研究或偏于考证曹雪芹的家世,或对《红楼梦》中的事件和人物进行“猜谜”式的解读,或直接将作品中的人物和现实中的人物等同起来等等。本文拟在总结《红楼梦》主题研究现状的基础上,给《红楼梦》主题以文本本位的复归。     

也说“求放心”说与百回本《西游记》大旨——兼与石钟扬先生商榷

自《西游记》于明代中后期问世以来，从心学角度探求作品之大旨成为《西游记》研究的主线，且在当代仍有广泛的影响。石钟扬先生提出谢肇淛“求放心”说有违《西游记》大旨的疑问，对于深入认识《西游记》有一定的启示意义，但在立论和证据方面存在着诸多偏颇，对心学与《西游记》的关系、“求放心之喻”的主题观似不能作彻底的否定。     

试析《红楼梦》之“情”

《红楼梦》之"情"可谓意蕴深远。贾宝玉的情感以"情不情"为特征,是一个包含了"色欲"与"纯情"的情感世界,寄寓了作者"情"的理想。黛玉之"情情"与宝钗之"情时"分别代表了宝玉的两种情感诉求而不可兼得。"兼美"钗黛的秦可卿作为贾宝玉的知"情"之人,是作者将两种情感糅合在一起的一个尝试。饱含着作者审美理想的秦可卿早早地退出舞台,为小说的结局奠定了悲剧的基调。     

“滋味”说视阈中的《秋颂》

中国古典诗论中的"滋味"说对各种体式的中西诗歌鉴赏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济慈的名诗《秋颂》历来为众多中外批评家所关注,然鲜有人运用"滋味"说这一品评诗歌的标准来论析此诗。从"滋味"说视阈对《秋颂》进行"情性"、"形美"以及"赋比兴"等方面的解读,可以另辟蹊径来探究此诗长盛不衰的艺术魅力。     

析《红楼梦》“大旨言情”的内涵

关于《红楼梦》的创作主旨自古以来争议颇多,作品开篇提及的"大旨谈情"、"实录其事"最能说明《红楼梦》的创作本意,这一指导思想,一方面颠覆了中国传统文化,揭示了封建礼教吃人本质的社会现实;一方面体现了作者对"诗缘情而发"这一创作理论的尊重,用真情实感成就了作品的永久魅力。     

从“替天行道”到“以情悟道”——二论《红楼梦》的创作主旨

《红楼梦》的作者,同样是一位"不得其位而又不甘寂寞"的"志于道"者。"有命无运"是作者对甄英莲的同情,也是对自己一生的叹息。《红楼梦》的主旨是"以情悟道",因为《红楼梦》的作者旨在借石头的爱情与生活经历,表达自己"不得其位却又不甘寂寞的‘志于道’者的伟大情怀"。然而,时代变了。《红楼梦》的时代与孔子的时代不同,与施耐庵的时代亦有所不同。这种改变反映到《红楼梦》中表现为作者把"怀才不遇"的愤懑变成了"无才补天"的自嘲,把"替天行道"的呐喊变成了"以情悟道"的警世。从明末清初的社会文化思潮、科举制度、文学潮流以及满清政府的文化专制——文字狱等几个方面来看,这种改变反映着时代发展的必然。     

论《红楼梦》的“大旨”与“本旨”

像《红楼梦》这样伟大的作品必然意味深长,不同的视角会得出不同甚至相反的结论,因而正确把握作品的深层底蕴,就显得很重要。《红楼梦》"两旨"并驾齐驱,灵性与佛性应是作品的根本底蕴,抓住了这两点,才能真正走进作品,走近作家。     

论《红楼梦》与《狂人日记》的文化承继关系

在中国文学史上,《红楼梦》作为古典文学的终点,《狂人日记》作为现代文学的开端,两者之间具有重要的文化承继关系。首先,《红楼梦》伤时骂世,《狂人日记》感时忧国,传承了中国文化的士人精神。其次,《红楼梦》第一次把"情"提高到形而上学的水平,以"女儿"作为理想世界的中心,对传统文化发起天翻地覆的革命;《狂人日记》则弃绝传统文化,渴望以"新文化"战胜"旧文化",把"孩子"看作"新文化"的希望。最后,《红楼梦》与《狂人日记》的主人公徘徊在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之间,前者进行精神探索,后者开始勇猛呐喊,孤独与分裂是他们的共同特征。     

“缘情说”索解——中国古代的文学内容特征论

中国古代文论中关于文学的情感理论,早在《毛诗序》中已有论及,但是真正从文学特征角度论说的则是晋代陆机,他在《文赋》中明确提出了“缘情”说。后代文论家刘勰、钟钅荣、白居易、韩愈、欧阳修、李贽、袁枚等又相应提出了一系列有关诗文情感特征的观点。可见,中国古代的文学情感论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这与中国古代文学特别是诗歌创作重表现重抒情的民族特色是统一的。     

《红楼梦》中的“通灵宝玉”

通灵宝玉是贾宝玉生而衔来的一枚宝物,贯穿《红楼梦》的始终。它不只是一枚护身符,还是封建宗教、政治与道德的物化形态,也是贵族婚姻制度的代言,更是贵族自我危机中身份重建的寄托。看似没有生命的通灵宝玉,却在贾宝玉的成长过程中,与其独特个性形成一种强烈的对立,表面体现的是以贾母、贾政为代表的封建家长与以贾宝玉为代表的贵族新青年之间的对立;实际体现的是没落封建贵族内部两种不同人生观价值观的对立;实质体现的则是没落封建礼教与新兴文化之间的对立。     

试论播音创作中的“情”

本文从情感的作用、获取和应用入手,阐释出饱含情感的播音创作是唤醒、激活文字生命力的过程,进而提出播音创作中积累、调动情感的重要性.     

试说《红楼梦》为何“只存八十回”

《红楼梦》为何"只存八十回"?对此一直是众说纷纭。我认为这是乾隆大兴"文字狱"的恶果之一。是乾隆的"文字狱"破坏了《红楼梦》的完整。但"砍掉"八十回之后的文字,最终还是曹雪芹本人做出的抉择。不过,曹雪芹不愧是文章高手,即使"砍掉"八十回之后的文字,八十回本的《红楼梦》仍不失为一部"完整的作品"。     

鲁迅“看见”了什么——说《红楼梦》的“命意”

鲁迅的《〈绛洞花主〉小引》，是“睁了眼看”的。七十余年来，常为红学家所引用，大都是关于《红楼梦》之“命意”的。鲁迅所看见的“命意”，是贾宝玉所“看见”的“许多死亡”之悲剧。这种观点，基本上是“写实主义”的。今天，我们也应当更多地研究中国式“忘象得意”的美学意趣，方能通过多重否定，深一层再深一层地去假悟真。     

《红楼梦》中“给”和“与”的语用差别

通过考察《红楼梦》中含“给”或含“与”的句子,发现“给”和“与”两字有大量重叠的义项,理论上可以替换使用,但“给”和“与”在数量和使用方面存在着差别。从语域的角度来说,它们分别是口语和书面语语体。从人物使用“给”或“与”的情况来看,就能区分出他们所处的社会集团,反映他们的社会关系和交际策略。     

文学“意识流”背后“魔力”之生成——从《心理学原理》到《释梦》

《心理学原理》、《时间与自由意志》和《释梦》是洞彻文学“意识流”背后理论意义“魔力”生成的必读文本。它们个中所关联到的“意识流”问题的重要观点反映出合理与悖缪交互错杂 ;但它们所透发出来的美学价值不仅在方法上而且在观念上均给予了文学“意识流”之孕育以诸多的启迪和裨益 ,使其通过本身所进行的审美融化 (当然 ,也辅以其他因素的从中掺和 ) ,以“另类”的面容在世界文苑中魅力四射 ,给文学叙事艺术格局带来空前的变革。     

论文学翻译“化境”说

本文从三个方面探讨文学翻译“化境”说的理论意义：“化境”说从辩证的高度继承、升华了传统的“信、达、雅”理论，指出了翻译艺术的最完美表现形式在于它自身的一无所有，从而道出了它的特珠性，“化境”说强调了文学翻译中的艺术性，具有目前流行的翻译科学论所不能取代的价值；“形似”、“神似”的辩证统一是文学翻译的理想境界，“化境”说两者兼容，可救扰其一端的偏颇。     

中国文艺“反修”时期对苏联文学的“逆反式”接受

中国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文艺＂反修＂,当时翻译出版的供批判用的苏联文学作品,主要有三种类型。中国当时组织的对＂苏修文艺＂作品的批判有四方面问题。由此可以获得两点启发,即：1.文学批评不能全盘附庸于政治;2.真正有价值的文学不会被意识形态分歧和政治偏见所湮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