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奥古斯丁基督教道德哲学的“爱”

与基督教哲学一样,基督教道德哲学是道德哲学与基督宗教相遇的必然结果。奥古斯丁"爱"的理论是在基督教道德哲学架构下被阐明的。上帝的一切诫命都是围绕着"爱",换言之,"爱"是每条诫命之依归。在奥古斯丁思想体系中,"爱"与"秩序"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秩序"是"爱"的前提。奥古斯丁的"爱"包含两个部分:一是属天之爱;二是属地之爱。在严格意义上,奥古斯丁的"爱"意指"属天之爱"。因"属地之爱"纯粹爱自己而被排除在爱的情感之外。但,奥古斯丁又没有完全否定"爱自己"。在爱的秩序中,爱上帝,爱邻人,爱自己各得其所。"爱自己"和"爱邻人"以"爱上帝"为前提。奥古斯丁将不同等级的"爱"安置于以"爱上帝"为中心的秩序框架里。     

文化自觉的诠释学反思:“各美其美”的“时间距离”问题

从诠释学的视角来审思文化自觉,是为了追问文化自觉何以可能。"各美其美"作为文化自觉历程的第一步,是作为一种"和而不同"的价值向导而存在的,是自觉审视传统文化让自身的文化身份得以澄明的重要方式。横隔在过去和现在之间的"时间距离"是"各美其美"的首要问题,对"时间距离"的不同回答,是"各美其美"是否可能的关键。在施莱尔马赫单向度地回归历史的时间距离观中,"各美其美"不可能实现;伽达默尔指认出"时间距离"的"过滤器"和"生长域"意义,"各美其美"得以可能;在马克思的时间观中,时间距离表现为文化启蒙在历史中阶段性地凸显,是"自由人"绽出的质跃表征,这是"各美其美"的正确实践路径。     

变·变相·变文——从唐人黄元之“西域之变”说起

"变"原本是"画","变相"与"变文"不过是它的"相"与"文"而已。"变"应该原产于"西域",向东传入中土甚而日本,向西(或者说"南")传入印度、狮子国等"佛国"。"变"在其流传过程中不断吸收当地固有的绘画和文学的营养,演变出流行南亚、中亚,特别是东亚的"变"、"变相"、"变文"形式。"变"与"变相"估计东晋初年即已诞生,成熟因而具有独立文体品格的"变文"的出现可能要晚些,但仍有可能在北魏时期就诞生了。"变"之"相"与"文"是互相配合的,但"转"之"变"是"文主相辅"的,而壁画等非"转"之"变"则几乎都是"相主文辅"的。     

马克思视阈下的“太平洋时代”——兼论“太平洋时代”和“中国梦”的实现

"太平洋时代"是空间维度与时间维度相结合的概念。早在160多年前,马克思就对"太平洋时代"进行了宏观描绘。马克思关于"太平洋时代"的论述,是他对世界历史发展趋势的准确判断。循着马克思的思路,我们能勾勒出"太平洋时代"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轨迹。"太平洋时代"对于中国而言是"天时地利"。"太平洋时代"和"中国梦"的实现是辩证统一的,在"太平洋时代",中国应该抓住机遇,有所作为。     

崂山绿茶精品——黄金芽

在古代,或"五色",或"七彩",最受尊崇的,无疑是"黄"。在美术色彩学中,"黄"更是"三原色"之一。不独如此,体现在茶的世界里,有一种堪称"天授异彩"的茗品,那就是千载轮回的黄金芽。晓阳春在古代,或"五色",或"七彩"最受尊崇的,无疑是"黄"。在美术色彩学中,"黄"更是"三原色"之一。不独如此,体现在茶的世界里,有一种堪称"天授异彩"的茗品,那就是千载轮回的黄金芽。     

"北京人文科学研究所"筹建始末——20世纪上半叶日本对华文化侵略之典型一例

"北京人文科学研究所"是日本政府利用"庚款"在华建立的研究机构,也是日本政府为了扩大在华势力而实施的"对支文化事业"在华活动的重要一环。中国文化人认清了日本政府的企图,坚决反对"对支文化事业"。围绕该研究所的建立,日本政府与中国的文化教育界产生了严重对立。双方产生矛盾的根本在于"庚款"的退还与否和使用方式。"北京人文科学研究所"是日本外务省为了能够顺利开展"对支文化事业"而设立的"文化"招牌,也是日本扩大在华势力、对华实施文化侵略的工具之一。     

新自由制度主义国际合作理论辨析

在新现实主义看来,"绝对获益"是新自由制度主义国际合作的理论依据,但实际上,新自由制度主义国际合作理论的依据不是"绝对获益",而是"共同利益"。"绝对获益"是新现实主义基于各国间的利益对立、冲突基础上的假定,建立在这一假定基础上的任何"获益"都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绝对获益"实质上是相对的"绝对获益";而"共同利益"则是建立在各国间利益的共同性、相互性、互补性基础上的。因此,新自由制度主义不是关注"绝对获益",而是追求"共同利益"。     

海德格尔的技术之思

技术是真理的发生方式。它作为工具就是发挥作用,而发挥作用以"带出"(poiesis)的可能性为前提。"带出"就是去蔽,是一种真理的发生方式。在真理的发生中,人并不是一个决定性的角色。他倾听并且应和存在的召唤,把自己向着敞开领域敞开,并在这种敞开中达到"自由",这就是"此在"之"此"的意思。现代技术是技术时代的技术,是形而上学的完成形态,它是一种"挑起"(Heraufordern)的"去蔽"。古代技术汇聚起天地神人,保护着物之物性。现代技术向着现代工业体系"预置"(bestellen)一切,使物成为"持存物"(Bestand)。技术时代的人比物更原始地归属于"预置"和"持存"。"预置"归属于其聚合"座架"(Gestell)。座架的神秘运作是存在历史的命运使然。     

“已经”和“曾经”的语用功能及对句类的选择

"已经"和"曾经"的语用功能从三个平面语法研究理论入手,表现在:"曾经"句的话题是静态的,往往简单,"已经"句的话题是动态的,相对复杂一些;"已经"往往可以表示非真值性的完成,"曾经"往往表示真值性的完成;"曾经"表示正向强调,"已经"表示反向强调;当"曾经"在表示衔接功能时,"曾经"可以出现在句首,起到承上启下作用,"已经"不具有衔接功能。在句类的选择关系中,在陈述句中,"已经"句具有叙述功能,其最终目的是传达语义的延续性,表示的语义是客观的,不带有说话人的主观判断,而"曾经"句用于对过去某事的追溯,起到回忆或叙述的功能;"已经"能用在疑问句和祈使句里,"曾经"能用在是非问和选择问中。     

《红楼梦》研究的两大误区

在《红楼梦》研究中,贻害至大的则莫过于由"自叙传说"衍化而成的"曹学"考证。"曹学"考证从根本上说是要寻找"原意"。考据红学出现的两种偏离倾向是难以克服的:一是考证越来越深地走入趣味化,二是"祖籍考证"越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经济目的。"市民说"理论上虽号称是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但实则主要是引用20世纪初期俄国别、车、杜的美学理论。它又是在贬抑、否定传统文化的前提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因此在今天已显出越来越大的负面影响。《红楼梦》完全是中国传统文化孕育出来的艺术作品,是地地道道的中国货。第一个将"情"作为宇宙本体论范畴的乃是汤显祖。《红楼梦》里的"情",不仅在范围上远远超过了汤显祖,并且在境界上已有了更大的超越。这里面便包含着中国哲学的"主体意识"开发,包含着中国式的"自我"确认和寻找。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方法的思考

科学方法是理论创新的基础,方法创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方法是一个完整体系,其中的四个方面具有方法论创新的特别意义:一是在"坚持"中发展;二是在"问题"中突破;三是在"结合"中创造;四是在"总体"中建构。这些理论创新方法对于深刻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规律并继续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基础上的理论新境界具有重要意义。     

科学发展观与几个相关问题的关系再探讨

科学发展观与发展的观点都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前者是对后者在内涵上的拓展。求真务实作为科学发展观理论体系的组成部分,属理论层次,作为科学发展观得以落实的保证,则贯穿于实践活动之中。科学发展观和"发展才是硬道理"的主题都是发展,但它们提出的条件和侧重点均有不同,科学发展观是对"发展才是硬道理"的升华。科学发展观不是否定"部分先富"理论,而是在"先富"到"共富"的转折点上对这一理论的丰富、发展。     

法学“实践”话语的困惑与范畴思维缺失的反思

任何法律都必须是实践的。突出法学的实践性、强调培养法科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动手能力几乎成了法学界极力追求的、具有极大正当性的流行话语。然而,谁都想证明自己的取向是实践的法学实践课程,只是在说实践,还没有真正在"论"实践,具体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缺失思考实践科学本身的构造;二是对实践的认识是缺少对应范畴感的;三是陶醉于所谓实用知识、实用技能;四是人为地创造并分割一些"实践的"和"非实践的"东西。法学的实践观必须在"综合"、"整合"与"融合"的意识下,在对应范畴意义上生存。从多层视角探索法律实践科学中存在的相关对应范畴,是培养复合型法学人才的当务之急。     

论库恩的范式概念及其借用

"范式"概念在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有多种用法。概括地说,范式是世界观,它具有定向的基本功能,在总体倾向上是选择与预示的统一,它具有"不可通约性",范式的转换是一种革命,其指向范围是"共同体",从构成要素上看是层次性与整体性的统一。在其他领域借用"范式"概念具有可能性与合理性。     

善良意志,还是敬重情感?——再论康德的自由概念

康德是近代理性主义的杰出代表。人们一直认为,康德的"自由"概念是从理性的"善良意志"出发的。然而,越到晚年康德自己越发现:人是有情感的动物,理性的"自由"概念需要某种情感作为基础。这种情感便是"敬重"。康德对"敬重"情感的谈论表明,人的道德生存也即人的自由的现实运作,归根结底是在"敬重"情感中进行的。将"理性""情感"对立起来的思维定式(在康德研究界格外流行)必须接受根本性的批判反思。     

论生产力概念嬗变的不同语境

生产力概念是古典经济学家以"财富"为核心首次提出的,它由经济学语境向哲学语境转换是马克思的伟大贡献。马克思从社会历史观的高度,把生产力作为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和动力,以新的哲学范式结束了人们在黑暗中对历史之谜的求解。生产力是人的本质力量在实践中的展开,体现的是"为我关系"和"为他关系"的统一。生产力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依附论"、"征服论"、"协同论"三个阶段。以可持续发展和知识经济为基础的现代生产力,需要我们丰富和发展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建立新的语境,解构附加在马克思名下的"传统"生产力概念。     

多元化与主旋律--与陈文高先生商榷

"后新时期"文学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但是,文学观念的更新不等于对过去科学认识的全盘否定。在"多元化"的文学观念中,各元之间也并非无差别的对等关系,在"多元"合奏中必有主旋律。文学属于意识形态,文学作品是经由作家的中介对社会生活的反映,所谓"个人化"只不过是一相情愿而已。     

公共行政“公共性”的概念解析

公共行政的公共性问题是行政哲学研究的基础性课题,而对这一概念的解析则是探究这一课题所必不可缺的理论工作。对"公共性"的考察给公共行政"公共性"的概念建构带来了重要启示:行政的"公共性"是一个历史流动性的概念,对其界定既需要描述性的考察与解析,也需要规范性的建构与诠释。从历史描述来看,公共行政"公共性"经历了管理行政时期的"形式公共性"向服务行政时期的"实质公共性"的演变;从规范建构来讲,公共行政"公共性"实质上是公共行政对公共利益的追求,可以将其在形而上层面定义为一种基于公共利益至上原则的价值标准,在形而下层面可以看作是行政主体对公民现实利益与权利的极力维护。当前,在服务型政府建设的背景下探讨"公共性"的概念,是对服务行政的性质和特征进行理论规划的必要步骤。     

中国农村家庭演变:“核心化”还是“个体化”?——以私房钱的道德评价为切入点

当前中国家庭研究范式出现了从"家族主义"到"个体家庭"的转变,在此背景下,本文从家庭经济生活角度切入,通过勾勒农村居民评价私房钱的道德框架,讨论中国农村家庭仍然是在"核心化"轨迹上还是走向了"个体化"。研究发现,私房钱的来源、数额及用途,家庭经济控制情况和亲密关系状况是村民评价私房钱道德与否的重要因素。这些因素都被包含在"个体/家庭"框架下,其中是否影响核心家庭的财产安全和生计安全构成私房钱道德评价的核心标准。研究认为,中国农村家庭的发展轨迹仍然是"核心化"而非"个体化"。     

论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地位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适时抓住"农民、农村、农军"这三个基本革命要素,围绕着"农民问题"这个中心适时展开革命运动,推动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农民问题"的地位时高时低;在21世纪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中,突显"农民问题"的重要地位。当今中国"农民问题"的"应答域"应是多解的。农户居住城镇化和农民生产经营专业化,是新时期解决"农民问题"的切实可行的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