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舍生取义及其现代意义

儒家文化认为，人生永恒表现在立德、立功、立言三个方面，其中以立德尤为重要。一个人要做到舍生取义应具备“重义轻利”的思想素质，“勇不失义”的人格尊严，“不避义死”的浩然正气，这样才能在危难时刻勇于牺牲，以个体的死亡换来国家的安全、民族的兴旺、人民的幸福，从而使生命获得永恒意义。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大量存在的是人民内部矛盾，但在特定环境里，当国家和人员生命财产安全受到损害，生与死两者只能选择其一时，舍生取义应是每个人应当作出的选择     

历史使命与社会责任的和谐

古人谓立德、立功、立言,因三者经久不废,故日“三不朽”。但三者之中,认为“首立德,次立功,又其次乃立言”（语本《左传·襄公二十四年》）,有轻重、主次之分。其实,站在今天的立场来看,三者也是可以统一起来的。譬如,办学术期刊,是可以达到三者和谐的：正确的办刊方向和良好的职业道德,这是“立德”;把办刊物当做事业来拓展,这是“立功”;     

生命·功名·诗歌——李贺诗歌新论

西方哲人柏拉图说过:“一切人和事物之所以有这种热忱和爱情,都由于有追求不朽的欲望.”对于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所谓“不朽的欲望”,乃如《左传》所云:“大(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据此,通过不朽之说,便将立德、立功、立言与生命的价值联系了起来.     

论“三不朽”说对司马迁及《史记》创作的影响

“三不朽”说,最早在《左传》中完整提出,即“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①通过垂德后世、建功立业和著书立说,超越短暂而有限的生命,获取人生永恒的价值,在中国古代文化人士的观念中,带有普遍的意义,始终影响着他们的人生态度...     

论司马迁思维模式的超前性

司马迁持自然论人性观、人性论历史观和放任论经济观 ,并从多元论人生价值观出发 ,提倡“立言”、“立功”、“立德”,进一步提出了个体论人文观。这既表现了司马迁以情谱史的人文情怀 ,也体现了他思维模式的超前性     

叔孙豹“立言不朽”思想探论

春秋时期,叔孙豹提出"三不朽"(立德不朽、立功不朽、立言不朽)说。"三不朽"中之"立言不朽",实为"立德言不朽"。"立言不朽"与"立德不朽"并不重复。"立言不朽"之实践主体为普通大夫,"德言"指对德行的内在化、思想化表述;"立德不朽"之实践主体为国家、人君及执政者,"德"指对国家、政权有巩固作用的政治行为。"立言不朽"一定程度上是孔子"仁"学思想的先导。     

试论司马迁的荣辱观

司马迁以周公、孔子文化事业的继承者自居,追求立德、立言、立功的不朽伟业。扬名后世的荣誉感使司马迁甘于忍受奇耻大辱,隐忍苟活,最终成就了“立言”的不朽伟业。     

论死与不朽

自远古以来,灵魂不朽就是人们对生命不朽的一种基本看法。然而,随着人类思想的发展,灵魂观念则愈来愈淡薄,而世俗生活中的不朽观则愈来愈受到人们的重视。同时我们看到,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观从来就是中国传统思想中超越死亡的基本不朽观,这一“三不朽”观念在现代社会中仍然有着积极的意义。     

发现精神生命的“燃点”——评朱鲁子新作《精神青春期——开悟,创造,不朽》

<正>中国先贤以立德、立功、立言为"三不朽",重在精神文化的传承而不是生物性的传宗接代;西哲柏拉图讲"两不朽"——肉体不朽、精神不朽,且认定精神不朽高于生物性的传宗接代的不朽。精神不朽的关键在于,人必须把自己有限的生物性生命创化、物化、固化到永恒的精神文化产品上。而这种创造得以发生的前提是:人必须达成创造精神产品的临界点即精神生命的"燃点"。这个临界点或"燃点",就是类似人到达了能够生儿育女的"生理青春期"的"精神青春期"。这就     

课堂教学：教师职后专业发展的主要路径

课堂教学是教师职后专业发展的主要途径，即以课立人。以课立人主要包括以课立功、以课立言、以课立德。在这三者之间，课德是一种教育德性，课功、课言则是教育德性的载体和实现路径。     

曾国藩的“德治”思想及其实践

曾国藩被政坛人物奉为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典范 ,毛泽东曾说 :“吾于近人 ,独服曾文正。”深深影响毛泽东并被其推崇为后世效法的是曾国潘的道德学问和为官治世之道 ,即“德治”思想 :识人察人 ,德操为上 ;求贤重才 ,知人善任 ;居官以勤廉爱民为本 ;不忮谦让 ,有容乃大 ;慎独。     

春秋时期中国文学观念的发展

春秋时期是一个天翻地覆的时代,文学观念也发生着急剧变化。卫武公的自警和尹吉甫的作诵从正反两方面说明,在西周末春秋初,文学的社会功用正悄然转变。曾在礼乐制度中发挥重要作用的《诗》、《书》等传统文学,已经不再仅仅是礼乐教化的组成部分,而逐步演变为统治者实现个人政治目的或塑造个人道德形象的手段,甚至变成了阿谀奉承、粉饰太平的工具,文学有了脱离礼乐制度而独立的倾向。春秋中叶士人登上历史舞台,在批判天命观和天道观的基础上出现的以"立德、立功、立言"为"不朽"的价值观,将"集体行为史观"改换成了"个体行为观",使人们把注意力集中到个体的现实行为上来,人们可以通过立言来实现自身的不朽,这便为文学的新发展开辟了道路。到了春秋后期,士在社会政治生活的作用日益突显,"立德、立功、立言"成为他们抗衡世卿世禄的法宝,而"礼"与"德"相配合,成为个人道德修养和社会伦理秩序的表征,以诗为代表的文学俨然成为具有全方位社会功能的价值实体,成为士人们借以安身立命的重要场域,于是,一个真正属于个人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欣赏活动从此揭开了序幕。     

垂名不朽的忧思──司马迁的价值追求

垂名不朽的忧思──司马迁的价值追求高飞卫延安大学中文系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注重道德修养和道德完善的封建文化，它以道德为价值取向，鼓励人们通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左传·襄公二十四年》云：“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     

试论曾国藩的文艺创作心理思想

<正>曾国藩（1811-1872）在政治上的千秋功罪,自有评说,此处不论。单就文艺创作来说,他是一位“桐城古文的中兴大将”:（胡适语）,一位颇有造诣的文学家、书法家。曾国藩极为称颂古人的“立德”、“立功”、“立言”的所谓三不朽。正因为如此,他“虽万事丛忙,     

王船山、曾国藩与湖南“省运大盛”

曾国藩在道光年间,从湖南士子刻苦求学、奋发向上的学风中,敏锐地预言:“现在同乡诸人讲求词章之学者固多,讲求性理之学者亦不少,将来省运必大盛。”曾氏本人就是一位终生刻苦钻研学问的人。他一生涉猎极广,经史子集,无所不通;诸史百家,兼收并蓄;既有渊博学问,又有赫赫功业,曾被誉为封建社会“立德立功、立言”并“三不朽”的完人。在曾氏一生涉猎过的“浩如烟海的著述中,明末清初伟大思想家王船山的著述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曾氏一生“事变万端”的文治武功中,刊刻和传播《船山遗书》,在湖南甚至中国的文化史上无疑是一件很重大的举措。从中可以看到,在王船山、曾国藩与湖南“省运大盛”之间,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     

春秋士人“三立”人生观论析

本文认为春秋士人的人生观包括立德、立功和立言(简称"三立")三方面,分剐代表其精神境界、政治境界和思想境界;本文最后分析了"三立"的成因、特点和影响.     

课堂教学：教师职后专业发展的主要路径

课堂教学是教师职后专业发展的主要途径,即以课立人。以课立人主要包括以课立功、以课立言、以课立德。在这三者之间,课德是一种教育德性,课功、课言则是教育德性的载体和实现路径。     

唐宋赋地位论略

<正> 一赋就在它彬彬大盛的时期,枚皋的“自悔类倡”,已让人从中感受到几分秋的凉意。百年之后,扬雄的“悔其少作”,更让人从赋的方兴未艾中,看到了它内在的危机。表面看来,枚皋与杨雄的心理失落并不一致。枚皋参照当时备受重用的经学家和政治家而自觉类倡;扬雄参照“立德”兼“立言”的圣人而自惭形秽。但有一点相同,他们都无法摆脱角色意识的困扰。古代文人的生存价值在于“立德”、“立功”、“立言”。三者之中,最富于诱惑性和现实性的是入仕以立事功,枚皋“不得比严助等为尊官”的叹息,实缘此而发。扬雄却不同。他到了后期,突发异想,要追踪“立德”兼“立言”的圣人。他仿《论语》作《法言》,仿《老子》作《太玄》,辞赋自然被他视作童子的雕虫篆刻。显然,枚皋与扬雄从各自的角色意识出发,都不约而同地认识到:辞赋并非文人的安身立命之本。到了东汉的班固,赋的尴尬处境愈益突出。当班固在《两都赋序》中说司马相如、扬雄等人的赋“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的时候,他是一个为赋辩护的文学家;当他在《汉书·艺文志》中说宋玉、司马相如、扬雄等人的赋“竞为侈丽宏衍之辞,没其讽谕之义”的时候,他是一个服膺于官方的文章家和史学     

仁论,人道──浅谈孔子德育思想

孔子提出“仁”这一范畴，并力图将“仁”解释为立德、立功、立言的统一体，认为“仁”不仅是伦理道德的最高标准，而且是评价个人价值和人生意义的基本尺度。因此，他把自己的思想建立在“仁”的基础上，并且强调“仁以为己任”（《论语·泰伯》）。这就是说，要在弘道、求仁之中寻找人生价值的实现，追求人生意义之真谛，从此种意义上说，孔子德育思想乃是围绕“仁”这一核心展开的初步系统化了的教育思想。     

《学心提纲》选登

<正> 刘勰作《文心雕龙》,自称“文心”是“言为文之用心”。我拟仿作《学心》,以言为学之用心,为的是总结个人怎样开动脑筋,进行学习的点滴经验。目前,由于教学、科研任务均重,尚未能着笔。姑先写出提纲,以供同志们参考。一、崇德梁元帝《金楼子序》;“曹子桓云:立德著书,可以不朽。”古人称人有君子、小人,而这两类人的区分,乃以德为标准。所以有德则为君子,无德则为小人。孔门施教,德行第一。南朝刘义庆著《世说新语》,也以德行居首。人不重德,将不齿于人。春秋孔子讲“崇德、辨惑”(《论语·颜渊》)。《周易》的《乾文言》讲进德修业。叔孙豹讲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左传》襄公二十四年)。三人论述的共同点是叫人从德做起。他们或言二事,或称三行,都非平列,而实因果相关,是说只有“崇德”,才能“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