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四库全书总目》的文学批评观念

<四库全书总目>虽然不是一部诗文批评著作,但书中许多集部著作的提要,却处处闪烁着文学批评的真知灼见.在我国学者编纂的<续四库全书>出版、发行之际,探讨<四库全书总目>的文学批评观念,温故知新,对我们今天的文学研究无疑具有启发、借鉴意义.<四库全书总目>对集部著作的批评体现出兼容并蓄、辩证通达的文学批评观念.这种文学批评观念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既注重文学的社会功利性,又兼顾文学的抒情审美功能;二、立足作品,全面客观;三、知人论世,辩证通达.它比前代的文学批评更公允,更富有总结性,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应占有一席之地.     

"诗文评"五种模式与诗话之关系浅说

依照<四库全书基本模式.从宋明一直到现当代,历来治文学史、诗学史者,研究诗人创作及其生平者,探讨诗歌传播过程及渊源者,都离不开以"旁采故实"见长的"<本诗事>模式"诗话著作;与钟嵘开创的"钟式"诗话相比,欧派诗话虽然带有些"稗官"气,有些失于"冗杂",但这也正是其"体兼说部"的优势所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描述的"诗文评"的几种模式,实际从宋代开始,就已经在诗话中被逐步熔为一炉了.     

《九朝谈纂》一段脱简文字的辑补

<四库全书>存目书<九朝谈纂>中有一段文字脱简,其文意不相连属,无法阅读.明人崔铣文集<洹词>中一段内容正与<九朝谈纂>所述相同,今据以补足其文意.     

《四库全书总目》之提要与书前提要的差异

《四库全书总目》中的各书提要与《四库全书》相应各书的书前提要并非完全一致,其差异表现在同书异名、卷数不同、作者情况不同、版本差异、内容不同、评价不同等方面。产生差异的原因在于:七阁《四库全书》与总目的成书时间有先后之分,分纂官与总纂官的学术观点存在差异,《总目》提要与书前提要频繁修改导致失误增多。     

也谈郭店竹简《老子》与老子公案--与郭沂先生商榷

郭店竹简<老子>整理公诸于世后,郭沂先生发表了几篇重要论文,认为竹简<老子>的作者是老聃,今本<老子>作者是太史儋.其立论的逻辑思路是简本<老子>未曾被盗是足本→简本<老子>与今本<老子>在理论上有根本差别→简本<老子>与今本<老子>作者不是一人.本文针对郭沂先生的观点,提出了完全相反的看法简本<老子>可能被盗→简本<老子>是节选本→简本<老子>与今本<老子>的理论没有根本差别→简本、今本的作者都是老聃.     

《春秋》《左传》与孔子的史学地位

<春秋>为孔子晚年依据鲁史所选择、整理的教科书,左丘明以"鲁太史"和"鲁君子"的身份为<春秋>补充了大量史料,编成<左传>,<左传>因此而与<公羊>、<谷梁>二传明显不同.后世儒家学者以经学今古文标准匡范<春秋>及<左传>,其实孔子在<春秋>中寄寓的"微言大义"渊源有自,承袭着古代"记事"、"实录"以外的另一史学传统,同时古代"记言"、"微言"的史学传统也因孔子整理<春秋>而发扬光大.     

《儒林外史》研究与《儒林外史》研究的研究--论《<儒林外史>研究史》的撰作

<儒林外史>研究与<儒林外史>研究的研究,是相互关联而又不同层次的课题.《<儒林外史>研究史>》是评述<儒林外史>研究成果的著作,不同于<儒林外史>研究,但只有对<儒林外史>有研究的学人,方能进行《<儒林外史>研究史》的撰作.     

《春秋》之阙文与错简

<春秋>是中国传统史学的<圣经>,<公羊传>与<榖梁传>专注于对<春秋>的"微言大义"进行了诠释,即使是以记事为主的<左传>对此也屡屡涉及.至于后儒的此类著作,更是汗牛充栋.即使<春秋>确为孔子所编撰或修订,这种对"微言大义"的挖掘也是以<春秋>在流传过程中没有出现文字讹误为前提的.本文对<春秋>经之阙文与错简进行了简要的分析,意在说明后儒对<春秋>经文中"微言大义"的挖掘多有可疑之处.     

论网络技术的反生态危害性

日本现今存在五大全国性报纸<读卖新闻><朝日新闻><每日新闻><日本经济新闻><产业经济新闻>.这五家全国性报系,如今已居于日本报业的垄断地位.这五大报的办报方针和办报原则,均强调公正、进步、自由的理念.     

曹植《释疑论》应系葛洪所杜撰

葛洪所说"陈思王著<释疑论>"并不可信,所引<释疑论>文字应是他本人所杜撰.所谓<释疑论>,仅见<抱朴子>论述神仙道术时所引片断;遍考各种曹植文集及其他典籍,再无片言可见.考之文章,<释疑论>对待方士道术的立场与曹植<辨道论>根本对立,<释疑论>关于此中缘由所作的交代又与事实不符.并且<释疑论>对<辨道论>的否定表现得极为直接,也显得不合情理.考之作者,<辨道论>表明曹植属于无神仙论者,而葛洪说他是"初皆谓无,而晚年乃以为有",除此<释疑论>之外别无依据.事实上,葛洪其人素来惯于作伪,<抱朴子>托名杜撰处屡见不鲜;为抵消曹植<辨道论>的影响,进而宣扬神仙道术,葛洪托名杜撰<释疑论>是完全可能的.     

《楚辞小史》论纲

楚辞是从楚国早期原始宗教习俗母体中孕育出来的.<离骚>的创作极有可能是屈原在经历过一系列长时间的巫术降神活动之后,再经过艺术构思写成的.<九章>、<卜居>、<渔父>、<远游>等作品大都出于屈原门生弟子或崇拜者之手.宋玉的<九辩>实现了楚辞主题的转换.其<高唐>、<神女>诸赋则奠定了汉赋散文化的基础.而汉初的郊庙歌辞亦源于汉乐府及其对楚辞的承传.     

新时期学术规范建设的代表性成果——《学术规范导论》和《学术规范通论》评述

<学术规范导论>和<学术规范通论>是新时期学术规范建设最重要、最具代表性的成果.两书各有其特色,将两书作整体观,可以说<通论>的宏观、全面与<导论>的具体、专门,能形成有机互补、相得益彰的良性互动.     

《西游》作者:扑朔迷离道士影

古传<西游记>是全真教龙门派开创者丘处机所撰."五四"后,鲁迅、胡适等新进学者推定吴承恩是唯一作者,完全否定<西游记>与龙门派的关系.从元初关中陇山道教文化区有关史料分析,<西>直接祖本<西(平话)>,系丘祖高徒史志经弟子作.应将其与吴并列为<西>之作者.     

《诗》"经"的解构与文学的张扬——试论《世说新语》引《诗》的特点及其产生原因

<世说新语>引<诗>继承了先秦两汉以来赋<诗>言志的传统,并有所新变,其主要特点为引<诗>用于戏谑等不庄重的场合,<诗经>的地位由汉儒宗为圣典而沦为日常谈笑之资;引<诗>形式渐趋丰富,用<诗>注重化用<诗>的意境,表现出对<诗>的审美鉴赏意识等,使<诗>的文学性得以凸显,这反映出魏晋时期对<诗经>经典尊崇的消解和文学阐释的张扬,其发生与<诗>的文学阐释自先秦以来的不断发展,以及魏晋时期经学中衰,儒、道、释思想并立,人的主体精神的自觉与文学的自觉等有深层的联系.     

《白古通记》称名考辨

文章根据大理地区碑刻铭文及云南古代地方史料全面考察了<白古通记>一书的称名,认为<白古通玄峰年运志>是该书本名;<白史>、<郡志>、<旧志>也是<白古通记>的称名之一.弄清<白古通记>的称名,有助于全面搜集相关资料,从总体上把握<白古通记>,深化<白古通记>的研究.     

《四库全书总目》明代翰林别集编纂标准的衍变

《四库全书》所收明代翰林别集经过多次筛选,比较《翁方纲编纂四库提要稿》《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四库全书总目》等三个编纂阶段的提要内容,会发现《总目》在编纂进程中,对明代翰林忠节之气的批评逐步加强,并试图将明代翰林的政治、道德、文章统合在中正平和为代表的圆融的文学观念之中,从而确立《总目》的正统批评观.     

委心逐辞 辞溺者伤乱——从《文心雕龙&#183;熔裁》论《离骚》的结构

<离骚>分为多少章节,怎样分,历来众说纷纭.众多学者认为它纲领不明晰.它的结构确有问题.<文心雕龙>说的"规范本体"、"剪截浮词",它都做不到;它"委心逐词","辞溺者伤乱".拿<离骚>和杜甫<秋兴>、但丁<神曲>、莎士比亚<哈姆雷特>等作品比较,不难发现,表现世乱伤心、狐疑矛盾的诗文,其结构、纲领是可以明晰井然的.虽然如此,<离骚>仍然是中国文学的瑰宝.     

王安石诋《春秋》为"断烂朝报"之考辨

王安石诋<春秋>为"断烂朝报",历来为千年来的学术公案.或以为王安石尊<春秋>,故无"断烂朝报"之说;或以为王安石贬<春秋>,而有"断烂朝报"之说.笔者认为,王安石是轻视<春秋>的,且也说过<春秋>为"断烂朝报"之类的话,但是,王安石所言<春秋>为"断烂朝报"是特指其弟子陆佃、龚原对<春秋>的注释,而非孔子删削之<春秋>;对于孔子删削之<春秋>,王安石虽不甚尊崇,但作为封建士大夫王安石不能也不敢公开诋诬之.王安石之所以轻视<春秋>,是因为<春秋>的主旨与其变法思想相抵触.     

北宋孙奭与《孟子》正义关系考订

北宋著名的经学家孙奭,奉诏校勘<孟子>一书,并为之正义.与以往的章句之学不同,孙奭正义<孟子>,疏于名物制度解说,注重经学大义.朱熹等认为,该正义不似疏,没有解出名物制度,只是围绕赵岐之说,语气敷衍,如乡塾讲章;<宋史·邢昺传>和<涑水记闻>所记邢昺与孙奭等校勘的书籍中没有关于孙奭做正义的记载;正义所引用的一些典故,所注的出处有误.并以此为由,断定<孟子>一书中的正义非孙奭作.笔者根据<宋会要辑稿>和其他的一些文献资料的记载,认为孙奭确曾正义<孟子>.     

《曲考》不是《剧说》

<曲考>是一种古代戏曲目录,在历史上多有记载.刘致中却发表文章说,人们所讲的<曲考>,是<剧说>的初稿本.本文从两个方面论证了刘说之误,认为历史上人们对<曲考>的记载是真实可信,不容否定的.<曲考>不是<剧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