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与八十年代“主流文学”

20世纪80年代的“主流文学”指的是“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和“先锋文学”这些重要的文学现象。但是,在90年代后出版的文学史著作、史料中,由于时代语境的重要变化,“主流文学”又经历了一个不断被改写、强化或质疑的过程。也就是说,这些文学史著作的多元立场,使原有的文学史定论“重新”成为一个被讨论的对象。这就需要清理这些知识分歧,还原深层次的历史活动,讨论“重写文学史”背后的社会文化动因。文学史的“重写”,实际反映了社会与文学意识形态在转型期的多变性、不确定性,学科的重组和建设,将会经历一个深刻的历史变化。     

关于“重写文学史”问题的若干思考

自1988年陈思和、王晓明在《上海文论》上主持“重写文学史”专栏， “重写文学史”这一说法第一次被明确提出，遂成为20世纪80年代文学活动的核心面向之一。但笔者认为，如果仅从狭义的角度来理解“重写文学史”是远远不够的，它不只是80年代产生轰动效应的文学事件，更是自现代文学产生以来就贯穿整个文学史而无法抗拒的历史思想潮流。广义而言，“重写文学史”一直是文学建设者们或隐或显的文学思想诉求，或被动或自觉的文学参与姿态。它在80年代被正式赋予了学术的内涵，但却上可追溯至现代文学的源头，下可延伸至不断发展的当今文坛，既在中国古代传统文学的孕育下新生，也从世界文学，尤其是西方文学中汲取力量而发展。只有从广义和狭义两个角度认识“重写文学史”这一问题，才能以更积极的态度面对文学发展的挑战，以更客观的立场审视文学发展的调整，也才能在真正意义上实现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这一学科发生发展的理解。     

文学性的焦虑与中国现代文学史撰述问题

文学史是文学的历史,文学与文学史互为存在却又根本不同,文学史撰述既要体现历史的意识和历史中文学的位置,又要呈现文学的特性。文学史的科学性是撰写文学史的基本态度,而文学史的文学性则是撰写文学史的基本立场,任何文学史家总会在其文学史撰述中体现出一定的文学思想,表达一定的文学精神。如何认识文学史的文学性,尤其如何认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文学性,多年来形成不同认识、不同观点,而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文学性探索及其不断的“重写”,体现的恰恰是文学史撰述中的文学性焦虑,从思想启蒙到文学现代化,从重写文学史到“纯文学”的诉求,文学性焦虑制约了文学史撰述,也制约了文学观念的发展。     

主持人的话

从开展“重写文学史”的讨论以来,十余年过去了。在这期间,中国文学史的撰写有了重大的进步。但要取得新的突破,还面临着许多必须解决的问题。中国文学史的分期就是这样的问题之一。为了展示文学的演变,我们必须把它的发展过程划分为若干阶段。这些阶段在文学上应各具首尾贯穿的特色,而在前一阶段与后一阶段之间则应在文学上有其分明的断限。只有有了这样的分期,我们才能较清晰地看到文学发展的脉络;但是,我们如果对文学发展的许多环节并不清楚,也就不能有准确的分期。以中国古代文学来说,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我们习惯以朝代分期,如唐代文…     

方法与范式——刍谈如何“重写文学史”

“重写文学史”这一提法始于一九八八年的《上海文论》杂志。就提出者的所指来看,“重写”多指的是一九一九年至一九四九年三十年间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而且,以否定赵树理、丁玲、柳青以及茅盾的一些重要作品为“重写”的具体参证,明显地表现出以作“翻案”文章代替“重写”的倾向。故就这一提法的初衷而论,视野是狭窄的,情绪也是偏颇的。但是,倘把我们的视野放得开阔一些,着眼于我国在开放改革十年来哲学、史学、文化学等等领域学科建设所取得的令人瞩目的实绩,特别是文学研究领域“方法热”、“观念热”此起彼伏、方兴未艾这些总的人文科学迅速发展的背景,便会感到对文学史进行必     

试论“重写文学史”对当下文学史写作的意义

“重写文学史”是在陈思和、王晓明等人推动下产生,他们对以往的文学史著作提出了个种不同问题。“重写文学史”主要针对以往重要作家作品定论分析质疑与重评。尤其是针对从解放区文学到“十七年文学”重要作家作品的既定结论的重评。从开设的专栏对赵树理、柳青、茅盾等作家作品的重评就能体会到重评“十七年文学”的“拨乱反正”意味,对我们当下的文学史认识以及新的文学史书写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西方文学史重构的可贵尝试──《演进的诗化人学》的学术特色漫评

自从本世纪80年代中期国内学术界提出“重写文学史”的主张以来，十几年已经过去了。尽管关于“重写”的理论探讨很受人关注，但是，“重写”如何不再停留在理论研讨和空泛议论层面而进人写作实践领域，仍是当今我们面临的任务。很多人指出，我们应该而且必须要写出既具有中国特色又符合国外文学发展实际的外国文学史来。东北师范大学刘建军教授的学术专著《演进的诗化人学—文化视界中的西方文学人文精神传统》（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12月出版），就是重写西方文学史的一次可贵的尝试。从总的印象上说，这部学术专著，是一部观点新颖，…     

文学史研究的新创树──评《辽金元诗歌史论》

作为《中国诗歌史论》丛书的一种，张晶的新著（辽金元诗歌史论》最近由吉林教育出版社推出。无疑，这在文学史研究中具有首创意义。”‘重写文学史”，可以说是近年来文学史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论题，它意味着新时期以来学者们文学史观的革命性变化与文学史理论的进一步自觉与成熟。而且勤奋的耕耘奉献出了一批具有时代风貌的文学通史或断代、分体文学史专著。易言之．“重写文学史’作为文学观念变革的表证已经有了相当丰硕的实绩。如果说．对唐诗、宋词乃至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诗歌来说是“重写”的问题，而对辽、宋、元诗的发展史，不存…     

对"重写文学史"与"重返'新时期文学'"的一点思考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学科中出现了许多种重写的实践活动,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两次:一次是80年代中期开始的"重写文学史";一次是进入新世纪以来的"重返'新时期文学'".重写的结果其实并不尽如人意,不过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即把曾经被压抑和遮蔽的部分彰显为主流,而把曾经是主流的部分再压抑和遮蔽掉;这种文学史叙事和建构方法,初看起来新鲜、别致,然而其视野却趋于狭窄化,终难达成全景式或整体性的文学面貌.究其原因,恐怕是立场的模糊不明导致了视野的逼促.因此,提倡注重人性的启蒙文学史观,或许会开拓重写的局面.     

能够写出一部什么样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关于"重写文学史"的再思考

1980年代流行"纯文学"、"真实的文学史"等观念,并据此进行了文学史的重写,从而激活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的局面.但是当写出"真实的客观的纯粹的文学史"的努力变成一种常识,抑或是一种新的权威姿态时,就有可能使重写文学史这一命题走向自我封闭.由此产生的诸多问题,比如何谓"文学的历史",被书写的历史与书写后的历史是何种关系,究竟应该怎样再现历史,历史再现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等,都不是当初提出"重写文学史"时想的那么简单,如果不加厘清,就有可能成为新的迷思.反思1980年代的"重写文学史"中的所谓"自觉",目的不是要"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而是再次激活问题,探寻"重写文学史"的新的可能性,保持文学史重写的开放性.     

李欧梵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及其文学史意义

李欧梵发掘“颓废”的现代美学和文化意义,建构起“颓废”文学史,审视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这可视为80、90年代重写文学史热潮下的“现代性”研究的重要一元,促成了文学史研究范式由社会政治研究范式向文化现代化研究范式转换,其中所折射出来的文学史研究的立场和标准问题,在当下学者对“重写文学史”予以重新审视的思潮下,值得我们思考。     

“民国文学史(1912-1949)”的概念辨析与理论整合——兼谈旧体诗文怎样入史

“民国文学史”这一概念的提出,是承继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反思与“重写”的学术思路而来.在讨论这一文学史概念的可能性时,我们需要重新反思近百年来现代文学史叙事背后的一系列带有价值坐标的思维定势,如以新旧论优劣、以雅俗论优劣、以文白论优劣、以中西论优劣等等.文学史写作,决定其对文学思潮、作家作品的选择、叙述与评判的,是其背后对整个文学史体系的理论建构.因此,想要突破现代文学史的写作框架,重建“民国文学史”叙事的宏观图景,应该考虑从更系统、更理论化的层面上,引入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以及学术史研究关于政治史、消费文化、学术场域等相关的研究,关注其与文学之间的互动与交流,才能更好地呈现民国时期包括旧体诗文在内的文学生态原貌     

论"重写文学史"书写困境的形成

"重写文学史"的提出,受到了社会的关注与肯定,其理论前提是将"启蒙"与"现代化"作为20世纪中国社会的主题。但其后,反观"重写文学史"的实践,与其初衷不尽相符。反差的形成,理论上是缘于"启蒙"与"现代化"思维,并不具备足够的能量和容量说明历史与时代,反而陷入了另一种意识形态思维的迷惘中。同时,"重写"所秉持的"审美与艺术"先行的估价尺度,使得"重写"的考察视阈受到限制、遮蔽;审美的偏执,相应也不可避免地带来历史隔膜,这造成了"重写"不能按照其理论预设的"宏大叙事"顺利展开。文学史的重写虽存在困境,但以往文学史的写作模式,必然要有所创新,坚持以文学为主题,以史识为主体是其应取之道。     

如何看待“重写文学史”的成就与问题——以朱栋霖等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2000》为例

朱栋霖等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2000》是自“重写文学史”理念提出以来比较有代表性的一部文学史。与同类著述相比,其成就主要有三：一是概括性较强、条理性较好,有利于初学者接受;二是吸收了学界最新研究成果或做法;三是世界文学视野与比较文学方法的应用。同时它也存在四个问题：一是“人的文学”理念泛化;二是现代性与现代化概念含混;三是台港文学如何“入史”的问题;四是史料与史实等问题。上述问题的出现,除了与文学史写作本身的艰难、“重写文学史”实践不够等有关外,还与“集体编撰”的方式有关。     

多元开放 百家论争——全国“文学史研究的理论、方法和历史”高级研讨班综述

“重写文学史”是新时期文学研究领域里的一个重要话题。然而,为什么要重写文学史?重写什么样的文学史?怎样重写?诸如此类的问题,可以说,至今文艺界还没有一个十分确切的答案。对于这个问题,文艺理论工作者有责任从文学史观的角度进行理论上的研究和探讨,以期同文学史家一起寻找出一条较为理想的文学史研究之路。基于这一想法,国家教委委托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厦门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暨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吉林师范学院等院校共同主办全国“文学史研究的理论方法和历史”高级研讨班。研讨班于1995年7月在北国江城——吉林市举行,30余名专家、教授、博士到会参加了研讨。 此次会议开得非常成功。会议围绕“文学史研究的理论方法和历史”这一主题,对文学史研究的现状、存     

"人的文学":现代中国文学史核心理念重构

研究者可以从不同角度抽绎文学史理念 ,然而能够成为重构现代中国文学史核心理念的则应似“人的文学”。这是因为它既可透视和发掘现代中国不同样态文学的多层面多维度的内涵 ,又可穿越和梳理现代中国文学艰难曲折流变的历史隧道 ,即使那些政治意识色彩浓重的“革命文学”的“人学”意蕴也可以洞察和概括。故“人的文学”观念能够作为科学把握现代中国文学史的理论思维 ,也能作为贯通现代中国文学史的灵魂     

新颖的思路精深的阐发--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主潮》

文学思潮史隶属文学史之范畴。自2 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学术界倡导“重写文学史”以来,对“思潮史”以及与之相关的“文艺理论史”或“文学批评史”的重写已然成为其中的热点。2 0 0 2年,张俊才、李扬两先生合作推出了一部新专著———《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主潮》(河北教育出版社2 0 0 2年8月出版,以下简称《主潮》)。与同类研究成果相比,该著以其新颖的思路和精深的阐发等特点确立了自身独特的学术价值,为2 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重写提供了多方面的启示。一在为数已不算少的思潮史著作中,《主潮》一书之所以能新人耳目,首先在于著者依据自己对文学…     

关于重写中国现代文学史问题——与王少杰、陆维天同志商榷

本文认为《思考》对70多年来中国现代文学史编写中所谓存在着三种主要倾向的指责是站不住脚的;其中介绍的用以指导中国现代文学史重写的所谓“科学—人木”相结合的思维方法论并不存在;编写一部“纯”文学标准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只是作者们心造的幻影。     

修改和重写：当代左翼语境中的话语重构

中国当代文学史的文学文本的修改和重写是一种重要的文学与文化现象。与传统的文学文本修改和重写相比较,当代文学中的作品修改和重写尽管涉及艺术问题,但更重要的是当代革命政治意识形态通过文本的修改和重写实现了文学话语的清理和重构。     

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与教学

目前,全球化的浪潮正迅猛地席卷整个地球村。当我们把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与教学置于全球化的语境下,用“星球意识”重新观照,会有许多新发现：过去我们由于过分强调世界各国文学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影响而忽视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对世界各国文学的影响;中国 20世纪文学发展流变的轨迹是在现代化与民族化、自律与他律的合力场中进行的;关于重写文学史,在综合中西方文学史写作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一种“还原历史”的新文学史观。对于现当代文学的教学,应综合中西阐释学的智慧,以中国的评点法为主辅之以西方各种分析方法解读文本;现当代文学教改的最高目标是培养学生创造性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对文学的人文关怀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