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史著作亟待重写

建国后的中国文学史著作功绩不小，但问题不少，亟待重写。新世纪的中国文学史著作应有焕然一新的面貌：一是应描绘出历史的中国文学的整体形象，应充分而明确地展示整个中国文学历史发展的深层的内在客观规律，并将这规律的揭示体现和贯通于整部史著．二是应最充分鲜明地显现民族特色和时代精神，以促进未来文学的发展．要讲民族性格（如表现于文章之讲气势气象）、民族心理（如重内蕴含蓄）、民族思维（如尤重直觉思维与灵感思维）、民族文字（如其优势、性状、特点和规律）、民族文论（如体系、理论、术语）的特色。要以文学观念的更新去对文学史作当代审视或现代阐释．三是评论作品要兼顾思想性与艺术性而尤重艺术特性．四是应包含文学作品与文学理论这互相沟通交融的两部分。五是以往的文学史著有些重要观点和指导思想很需商榷：如几乎一律采取普列汉诺夫的文艺只能起源于劳动说这种谬论．撰写史著的指导思想并非真正民族化现代化的文学思想，其实质是苏式的掺杂点西洋、本土的东西，而并未消化融汇，故需彻底更新；新史著要有宽广长远的历史文化背景和世界文学史的对应参照；其规模和气度要与泱泱文学大国相称媲美，等等。     

能够写出一部什么样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关于"重写文学史"的再思考

1980年代流行"纯文学"、"真实的文学史"等观念,并据此进行了文学史的重写,从而激活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的局面.但是当写出"真实的客观的纯粹的文学史"的努力变成一种常识,抑或是一种新的权威姿态时,就有可能使重写文学史这一命题走向自我封闭.由此产生的诸多问题,比如何谓"文学的历史",被书写的历史与书写后的历史是何种关系,究竟应该怎样再现历史,历史再现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等,都不是当初提出"重写文学史"时想的那么简单,如果不加厘清,就有可能成为新的迷思.反思1980年代的"重写文学史"中的所谓"自觉",目的不是要"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而是再次激活问题,探寻"重写文学史"的新的可能性,保持文学史重写的开放性.     

文学史的"重写"与教科书的"新编"--评朱栋霖、丁帆、朱晓进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1997》

朱栋霖、丁帆、朱晓进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1997>是文学史"重写"与教科书"新编"在世纪之交的一大收获.它全面落实了以"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理论构架为代表的新的文学史观和系统研究范型;鲜明体现了"现代文学必将被逐步经典化"的历史意识;同时又切于教学实践是一部难得的文学史教科书.     

论"重写文学史"书写困境的形成

"重写文学史"的提出,受到了社会的关注与肯定,其理论前提是将"启蒙"与"现代化"作为20世纪中国社会的主题。但其后,反观"重写文学史"的实践,与其初衷不尽相符。反差的形成,理论上是缘于"启蒙"与"现代化"思维,并不具备足够的能量和容量说明历史与时代,反而陷入了另一种意识形态思维的迷惘中。同时,"重写"所秉持的"审美与艺术"先行的估价尺度,使得"重写"的考察视阈受到限制、遮蔽;审美的偏执,相应也不可避免地带来历史隔膜,这造成了"重写"不能按照其理论预设的"宏大叙事"顺利展开。文学史的重写虽存在困境,但以往文学史的写作模式,必然要有所创新,坚持以文学为主题,以史识为主体是其应取之道。     

文学史书写与文学经典的互动——“重写文学史”相关问题的反思与追寻

文学研究界对现当代文学史进行了重新回顾与定位,重写文学史的提出受到了研究者的关注和肯定。反观＂重写文学史＂的实践,文学经典和文学史之间是一个互相改变、互相补充的矛盾运动过程：经典的经典性与文学史的重构、经典的有限性与文学史的自反、文学史的权利与经典的制衡。透过这一现象可以发现文学史书写本身就是作家生命体验的话语建构过程,文学史与文学经典的深层关系源于文学史对文学经典的表述和言说,即叙述构建的话语空间。     

陈思和先生《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共名"出处考

陈思和先生在《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中把"共名"作为当代文学研究中的一个关键词进行解释。本文对"共名"一说做了考证,发现早在1956年,何其芳先生就在《论阿Q》一文中提出过"共名说"。陈思和先生对于前人使用过的名词,提出一个相同名称、不同含义的概念,并且写进《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而不加任何注释和说明,会造成文学史研究中概念的混乱,作为教材,于后学不利。     

关于中国文学史"重写"的若干思考——以晚唐五代为中心

中国文学史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不过百年之久。20世纪80年代来,学术界要求“重写文学史”的呼声日高,期望新的突破。作为一种尝试,以编年体的形式来重新撰写中国文学史,或可弥补当今通行纪传体文学史之不足。     

重写现代中国文学史的大胆探索——评汪应果、吕周聚主编的《现代中国文学史》

自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学术界提出“重写文学史”的口号以来，学者们编写的现代中国文学史数以百计，作者从各自不同的立场出发，编制出不同的文学史体例，表现出不同的观点。最近出版的由汪应果、吕周聚主编的《现代中国文学史》（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12月）在已有的基础上，进行了大胆的重写试验，在文学史观念、研究视野、叙述策略等方面都体现出新的突破。     

试析重写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三个“关键词”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写作和编撰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但重写的冲动和焦虑仍困扰着当代学人,一些学者执著地寻求新的学术突破。要切实做到真正意义上的重写,应做好“重读”、“重释”、“重建”三件事情。“重读”意在发掘被遮蔽的新史料和作品,它能加固文学史研究的根基,是重写文学史的基础。“重释”旨在赋予已有史料以新的内涵,它能使研究者在新的视野下重构历史,是拓展、丰富文学史的重要手段。要达到此目的,要求研究者必须具备崭新的理论视野和多值的思维方式。“重建”是指充分整合既有的研究成果,扎实地建构文学史研究的学理体系,它的达成需要做好主观和客观两方面的准备。     

对"重写文学史"与"重返'新时期文学'"的一点思考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学科中出现了许多种重写的实践活动,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两次:一次是80年代中期开始的"重写文学史";一次是进入新世纪以来的"重返'新时期文学'".重写的结果其实并不尽如人意,不过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即把曾经被压抑和遮蔽的部分彰显为主流,而把曾经是主流的部分再压抑和遮蔽掉;这种文学史叙事和建构方法,初看起来新鲜、别致,然而其视野却趋于狭窄化,终难达成全景式或整体性的文学面貌.究其原因,恐怕是立场的模糊不明导致了视野的逼促.因此,提倡注重人性的启蒙文学史观,或许会开拓重写的局面.     

宇文所安的中国文学史观及文学史研究法

一个多世纪以来,中西文学史家不断重写中国文学史.芙国汉学家宇文所安的<中国文学作品选:起源到1911>及其文学史研究具有独特地位.其文学史研究的特点在于要描述文学和文化的实际发生演变过程,展现文学传统中的"话语群体";要求文学史家运用"历史想象力";以题材来展现文学传统,考察题材的形式、主题、结构惯例和历史演变.这些观念和方法给中国文学史研究提供了新的启迪.     

《中国文学史新著》与《剑桥中国文学史》比较研究

早在19世纪末,西方学者便开始了对中国文学史的书写。20世纪初,林传甲和黄人分别编写《中国文学史》,拉开了中国学者撰写本国文学史的序幕。迄今为止,学界已有数百本中国文学史著述问世。中国学者所著文学史,在文学理念、编写模式和文体分类等方面一直深受西方汉学界的影响,但随着近年来研究思路的改变和学术水平的提升,已经呈现出由整体“趋同”向“趋异”转变的走势。《中国文学史新著》与《剑桥中国文学史》这两部文学史著作,便充分体现了当代中国文学史的书写在中西方的差异。     

复制与重构——也谈英国文学史编写的"中国模式"

在过去的英国文学吏的编写中,存在两种模式,即英美模式与苏联模式.所谓"英美模式",是指20世纪50年代之前在中国出版的由中国人编写的英国文学史所遵循的模式.这种模式的英国文学史是和当初英国文学在中国的译介相配合的,而英国文学的译介则和当时的思想启蒙运动密切相关,即所谓"求新声于异邦".不过,这类英国文学史基本上是英美同类著作的编译或者说"复制",而且都很简略.所谓"苏联模式",是指20世纪50年代之后在中国出版的由中国人编写的英国文学史所遵循的模式.这种模式的英国文学史同样和英国文学在中国的译介相配合,而英国文学的译介则和全民政治思想教育密切相关,即"文学为政治服务".这种模式虽然"系统性强"却有着致命缺点.于是,英国文学史编写的"中国化"问题即"中国模式"问题便成为学界必须面对的问题.英国文学史编写的"中国模式"应该从中国学者的视角出发,以一种中国人喜闻乐见的方式,来审视和解读英国文学的发展,述写英国文学的历史变迁,使之既符合英国文学的原有事实又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在这方面,王佐良先生等主编的五卷本<英国文学史>无疑为我们开了一个好头.     

关于重写中国现代文学史问题——与王少杰、陆维天同志商榷

本文认为《思考》对70多年来中国现代文学史编写中所谓存在着三种主要倾向的指责是站不住脚的;其中介绍的用以指导中国现代文学史重写的所谓“科学—人木”相结合的思维方法论并不存在;编写一部“纯”文学标准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只是作者们心造的幻影。     

《中国文学史·文学史年表》指瑕

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附录的《文学史年表》依照时间顺序对历史上的作家、作品及文学现象进行系年,非常有利于教学与研究。但其中不免存在着系年有误、文字错讹、说法疏漏等多方面的问题,通过查阅文献资料加以考证,可以对其中一些讹误进行纠正。     

中国文学史教学改革之我见

中国文学史作为中文专业的一门主干基础课，主要是培养学生闹读、分析古诗词和文言文的能力。在当前深时削减的情况下，正确处理原生态式的把握方式与艺术史的选择二者之间的关系，为改革中国文学史教学提供了新思路。而把比较文学方法引入中国文学史教学对提高教学效果有一定的可能性与前景。     

《中国文学史》教学改革之思考

作为教材，《中国文学史》编著甚丰，编著者在撰写指导思想上，在其反映的内容、重点和难点的处理上，在作家、作品以及文学思潮、文学流派的评价上，呈现百家争鸣的现状，它给教学者带来了如何选择教材的问题。如何以袁行霈《中国文学史》为本，有选择地参照其他文学史进行教学是本文论及的重点。打破传统“文学史”与“作品选”讲授时间比例，以精讲作品入手，以学生课外阅读为辅，引导学生认识和把握文学嬗变是值得实践的有效方法。     

研究框架在史料与文学史话语转换中的作用——谈新文化、新文学发生的研究

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 ,仅仅重视对史料的感受是不够的 ,还需要通过我们对史料的理性思辨和理论概括 ,才能使文学史感受转化为文学史话语。体现研究者这种感性和理性能力的“研究框架”的确立 ,是文学史感受转化为文学史话语的重要中间环节。     

文学史知识二分法及其意义——以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为中心

进入新时期以来,有关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各种新提法、新理论、新模式不断涌现,这使该学科成为此一时期各人文学科中最为活跃的学科之一;另一方面,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和教学也出现了一些新问题,譬如,学术研究中的"空洞现象",课堂教学中对文学审美性、感受性的漠视等.为解决这些问题,应当从"知识论"角度设法.把笼统的文学史知识进行知识类型学的再分对研究与教学具有重要意义.     

重读“中国故事”与“重写文学史”——以《重读20世纪中国小说》为中心

许子东的著作《重读20世纪中国小说》可以被视为20世纪80年代“重写文学史”活动的余声,其“中国故事”的叙述视角及对百年中国小说中“官员”“官场”形象的挖掘是一大创见。由音频节目到纸质书籍,从“有声”到“无声”,该书体现了移动阅读时代听众、读者的阅读习惯与趣味。可以说,此书的写作方式及写作意图在某种意义上代表了移动阅读时代文学史写作的新路向,将之与之前的文学史并置比较便于照见当下文学史写作与教学的“困境”,也可以帮助我们重新思考在当前这个时代重读“中国故事”与“重写文学史”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