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制约：预防权力腐败的路径选择

权力腐败产生总是与公共权力结合在一起的,权力失去制约和监督必然导致腐败,防止权力腐败的关键在于制约权力,而制约权力的关键在于加强道德建设、法制建设,依法行政;转变职能,规范用权,科学配置行政权力;加强民主监督,完善行政权力制约机制。     

以权利制约权力

“以权力制约权力”和“以权利制约权力”是“以法制权”中的两大制约权力机制。与“以权力制约权力”相比 ,“以权利制约权力”具有更深层次的制约权力的根据和优益性 ,作者提出 ,权利制约权力的关键在于优化权利结构和以权利群制约权力。     

权利制约权力何以可能的法理解答

反腐治权的机制主要包括权力制约权力和权利制约权力,目前人们对前者已产生足够重视,但对后者的理论证成和实践运用还相对不足,这有碍于我国法治反腐体制机制和制度的健全与创新,也影响腐败治理的整体成效。权利之所以能够制约权力是由其特定功能决定的,权利具有制约权力的根本性、广泛性、激励性、内生性、多样性和系统性等功能优势。从法理视角解答权利制约权力何以可能,对于推进和保障公民参与腐败以及巩固发展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成果具有重要意义。     

完善基层权力制约和监督机制

<正>杨福平(中共河南省荥阳市委书记)撰文认为,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     

探析建立权力制约监督的长效机制

领导干部手巾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如何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保证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用来为人民谋利益,是对我们党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一个重大考验,本文试图在这方面进行一些理论上的探索,分析阻碍对权力制约监督的主要因素,并对如何建立权力制约监督长效机制提出自己的思考和见解.     

社会与政治的互动:政治权力制约的有效路径

政治权力制约问题,自古以来一直备受人们关注。本文通过对中西方政治权力制约理论的梳理,批判性地吸取各种理论经验,提出制约政治权力必须从社会与政治的互动角度思考,即要将政治权力的监督和制约置于多元均衡而和谐的社会结构之中考察。本文认为,这样才能推动政治权力制约理论的深入研究,从而促进我国政治权力制约和监督机制的完善,进而推进我国政治文明发展的进程。     

六朝分权体制考——东晋的国家权力与地域社会

六朝为门闽贵族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方面占据支配地位的时期.但是,皇权也同样存在并发挥作用.贵族的权力和皇权的权威,构成了东晋时期的国家权力.另一方面,这种权力架构又立足于江南地域社会之上,没有了后者的支持,皇权与贵族便犹如浮萍一般,毫无所据.所以在东晋,皇权、贵族和地域社会之间,呈现出了两层分权态势.这种分权,并非出自对峙者的主体意识,而是出于各自利益的需要.没有皇权,贵族将无法存在,以豪族为中心的江南地域社会也无法应对流民的南来;没有贵族,皇权将失去依靠,无法应对豪族;而没有豪族,国家权力本身将无法存在.当皇权受到威胁时,贵族和豪族都要出手相助;当皇权强大,侵犯了自己利益时,就必须联手予以压制,这些都是东晋时期分权体制的特点.     

"以社会制约权力"是遏制腐败的重要途径

腐败是转型期中国所面临的诸多社会问题中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本文以"社会制约权力"为切入点,探讨腐败产生根源,力求在解决腐败问题上提出新的思路,对反腐理论的发展和实践起到一定的推进作用。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视阈中公共权力制约的困境

实现公共权力的科学运行是一个历史过程,它受到传统政治文化中诸多因素的影响而表现出明显的民族性特征.从权力的官僚化、伦理政治化和民本的虚位性的视角,反思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与公共权力制约的内在联系,对传统中国社会公共权力制约的现代转型,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     

领导权力的运用形式及其制约

权力作为对他人思想和行为实施强制性影响的能力,是领导活动的基础,运用如何关乎领导活动的效果.权力运用的主要形式是武力、操纵、说服和权威,但这些运用形式必须与权力的分享和对权力的制约相配合,如此才能保证领导过程协调有序,领导活动才会真正卓有成效.     

多元规则平衡中软法与民间法的界分与互助

合理的规则结构应该是多元平衡的,然而,受国家公权力的影响,尤其是在“利维坦”式国家中,国家制定法可能会对其他形式的规则产生侵害,从而影响多元规则的内部平衡.软法与民间法是多元规则中两类重要的规则形式,在含义、属性、运行场域以及功能等方面存在不同,需要对二者进行严格界分.软法主要存在于公共关系领域,具有公共治理功能,而民间法主要运行于民间交往私域.但在维系多元规则平衡问题上,软法与民间法之间的合作与互助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     

结盟均势理论中的“三明治”结构与大国崛起成败的实证分析

“三明治”联盟制衡体系属于结盟均势理论中的一个独特结构,它是伴随着因竞争性地缘环境下非现状国家权力曲线外延的快速扩展,而自发形成的权力对冲机制.这种权力模型在国际政治中的多次反复出现,为从理论上对其进行实证研究提供了充分的依据.本文通过对大国崛起进程中所面临的结构性压力和成败案例进行归纳与抽象,总结出某些具有长期、普遍指导意义的规律性认识,为今后更细致地预测与分析大国崛起的政治环境提供一种有益的理论框架.     

宙斯的天平——试论荷马与赫西俄德之争

本文从古希腊流传至今的"荷马与赫西俄德之争"出发,以赫西俄德在<神谱>和<劳作与时日>中的普罗米修斯神话叙事为例,结合荷马在<伊利亚特>卷八中宙斯决定特洛伊战争定局的相关篇章,揭示宙斯与普罗米修斯的纷争真相,从而探究两位诗人阐释古希腊神王宙斯的正义精神的异同,以及隐藏在赫西俄德反荷马背后的政治哲学意蕴.     

The Social Division of Care

In Australia, as in most developed economies, care has now ‘gone public’. It is no longer solely a private, familial concern that can be automatically assigned to women to be undertaken without pay. Nor is it contained in residential institutions or bureaucratic hierarchies. In this paper I consider what is emerging in its place ‐ the ‘care deficit’ and the new social divisions of care, in which paid care is assuming an ever more important place as a result of significant developments in both social policy and in market‐based provisions, especially the expansion of corporate care. Linking recent care theory with the need for a program of empirical research, the paper first considers the lack of consensus on the character and meaning of care, as seen from a number of different theoretical standpoints. Despite important differences in the perspectives on care, common features suggest that there are sound reasons to develop research concepts and tools that would help create the dialogue and sharing of ideas that a more mature field of research and practice requires. A starting point for this is the attempt to demark a clear definition of care. Building on this, I propose the development and use of a broad perspective, which I have termed the social division of care, to provide a joint framework for data collection and for monitoring the changing balances of responsibility for providing care.     

我国少数地方政权权力异化现象的成因与对策

改革开放近30年来,随着中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整体转轨,原来的"全能主义"中央威权政治开始式微,全民动员性的国家意识形态逐渐淡出,少数地方政权中衍生出了家族化、帮派化、圈子化的权力异化现象,被有的学者称为"中国式的地方政权苏丹化".究其根源就在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互相脱节,地方行政体制改革与财政体制改革互相脱节,实行"党内民主"与扩大"基层民主"互相脱节.对此,应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加强预防和惩治权力腐败的法制建设,拓宽从源头上防治权力腐败的领域.     

警察暂时性人身限制权的体系和合理规制

盘查、留置、拘留等警察权行使方式均系对公民人身自由权利的短暂限制,具有某些相同的特征,可以被纳入警察暂时性人身限制权这一集合概念中。文章提出适用于这一类权力的监督制约规则,解决其适用时的协调问题,以保证此类权力的行使被严格限定于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既发挥其应有之功效,又不至于出现权力滥用而侵害公民权利的现象。     

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的动因及其启示——以“刺激-反应”模式为视角

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是当前最重要的国际政治现象之一.个体差异巨大的新兴国家出现群体性崛起,证明其背后有普遍性因素在起作用.本文提出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的“刺激-反应”模式,通过分析国际体系变量与国内变量的互动,研究知识扩散加速、大众政治潮流演进、自由国际经济秩序扩张三大外部变量对新兴国家的刺激性影响,以及新兴国家如何在经济模式、政治模式和对外政策模式方面做出积极反应,从而解释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的宏观体系动力.这一模式对中国的启示在于从历史的宏观角度深刻认识“学习的限度”,防范发展减速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