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两汉酷吏

对于酷吏,人们以往不无微辞。其实,在从秦一味崇尚法制到汉代先尊崇黄老思想,后“独尊儒术”的政治思想转变中,酷吏是作为两汉统治策略的一种补充而存在的,有独特的地位和作用,对两汉的吏道有很大影响。本文欲对其特点、地位、作用及影响作具体论述。     

论武周时期的酷吏

武周时期曾出现过不少酷吏。关于武周酷吏的定位 ,不仅影响到对武则天的评价 ,而且关系到如何认识武周社会。武则天是个铁腕人物 ,为了打击政敌 ,巩固地位 ,不惜重用酷吏 ,制造冤狱 ,但不能就此认定其生性残忍 ,“阴鸷好杀”。同时 ,酷吏是上层统治者之间矛盾和斗争的产物 ,他们只是制造了统治阶级内部一系列混乱 ,并没有影响到武周社会的安定与繁荣。     

《史记》中"酷吏"词义的文化解读

儒家主张的“以民为本”有人道主义(以人为本)的因素,所以宽大为怀;法家“以法为本”,难免冷酷无情。这是两种文化的分歧。我们从这个角度重新认识“酷吏”之“酷”,认为:1.视酷吏为“残酷的官吏”是一个误解。按《史记》本传,酷吏的本质特征是“刻深少恩”,即“冷酷”,而非“残酷”。“残酷”只是个别人的行为,不能代表整个群体;2.他们的“刻深少恩”与法律的准确性、客观性有必然联系,并非个人阴暗人格的表现。但由于传统社会提倡“仁治”,致使人们对《史记》中的酷吏存在误解和偏见。     

评西汉时的“酷吏”

西汉景帝以后的历代皇帝,任命了一批以执法严酷著称的官吏,对日益膨胀的诸侯王和地方豪强势力,进行严厉的打击。封建史家将这些官吏称之为“酷吏”,司马迁和班固,还专门列了《酷吏传》,曾用恶贬之词来形容他们的残忍和严酷。现代的一些文学家,也称他们为“酷吏”,仍持批判和否定态度,如说他们“都是吃农民的母老虎”,“本身多为非作歹,嗜杀成性,妄杀无辜”等等。 笔者认为上述沦断,过份强调了严酷的一面。对西汉时的“酷吏”,应从他们所处的时代背景,他们对当时政治、经济方面所起的作用、影响和后果进行考察,对他们的是非、功过应作全面的分析和研究,对具体人物应作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这样才能作出正确,公正而实事求是的评价和结论。     

理想与现实的反差——读《史记·酷吏列传》

许多<史记>研究者和研究资料都认为<酷吏列传>表现了司马迁强烈的人民性和讽刺批判精神,其实这种认识是非常简单和片面的.正如现有一些学者所指出的,<酷吏列传>不能单纯或孤立地来认识,而是要将其放在当时的汉代社会大背景下,并将之与司马迁对社会的深刻认识和反思结合起来分析.对于酷吏,司马迁表现出一种复杂态度.一篇<酷吏列传>,一篇<循吏列传>实际上体现了司马迁现实与理想的矛盾和反差.     

酷吏政治与五王政变

从酷吏政治,经二张专权,到五王政变,是有内在联系的一系列政治事件。今试作为一条线索,对武则天后期的政治活动作一些分析。关于滥刑——酷吏政治武则天在临朝称制和称帝的一个时期里,曾大规模地施用滥刑,她“委政狱吏”,“以刑法理天下”。由于“刑法滥酷”,被时人詈为“淫刑之主”。滥刑或称酷吏政治,是武则天为维护自己的专制权力而使用的重要手段,是一种恐怖政策。这一长达十四年之久的恐怖     

关于武则天重用酷吏的几点看法

对武则天重用酷吏,史学界普遍认为应当否定。有的说,武则天是“千古未有之忍人”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19《武后之忍》);有的说,她是“居心疑忌,秉性残酷” (岑仲勉《隋唐史》第十三节《武则天之为人》);还有的说,酷吏的“专权跋扈,横行不法,主要是得到武则天的支持。” (郑宝琦《关于武则天的评价问题》,《上海师范学院学报》一九八三年第一期)我认为,仅仅看到这些是不够的,还应看到武则天对酷吏有一个利用、抑制、打击和对冤枉者平反昭雪的全过程。而且,酷吏也确实打击了恣行暴虐的门阀士族势力,对庶族地主的上升以及社会发展有一定的积极作用。本文就这些问题,谈几点看法。     

两汉碑额书法艺术试论

两汉时期的碑额多用篆书书写,习惯性的被称为篆额。两汉时期的碑额是我们研究篆书在两汉时期发展情况的重要资料。两汉碑额在造型处理中大量运用夸张、变形的艺术处理手法,用线松动,极富表现力,对后来书法艺术与篆刻艺术创作的技法、技巧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对两汉时期碑额书法的研究,对于我们全面认识两汉时期的篆书艺术成就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执政价值观:中国共产党执政文化建设的核心要素

执政价值观是党的执政文化建设的核心要素,在党的执政实践中具有重要的认同内聚和精神引领的作用.党的执政价值观分为核心价值观和非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观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非核心价值观是意识形态安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它与党的执政文化建设紧密相联,在党的执政文化建设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论中国共产党执政伦理的一般性与特殊性

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伦理既具有一般性,又具有特殊性。中国共产党执政伦理的一般性是由国家权力的一般属性所决定的,体现在执政伦理的基本问题、功能、领域、特性等四个方面。中国共产党执政伦理的特殊性是由中国社会所处的历史方位、取得国家权力的方式、国家权力的阶级基础、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使命等特殊性所决定的,体现在执政价值合理性和执政工具合理性两个方面。     

汉代刺史制度述论

刺史制度是汉武帝在秦御史监郡和汉初丞相史出刺基础上的独创 ,是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产物。两汉刺史制度的形成、发展与演变都有着其特定的历史背景 ,刺史制度的形成、演变与两汉政治休戚相关。刺史、州牧的地方官化是东汉政权瓦解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     

两汉前期世风之比较

西汉前期和东汉前期的世风表现出很多相似之处,也存在一些差异。对二者进行比较,有助于加深对汉朝社会的认识。从分析两汉的社会背景入手,分四个方面对比了两汉前期的社会风尚,即出身观念、奢侈、守礼、区域性特征,由此得出两汉世风差异的原因在于统治社会的思想不尽相同以及作用差异的结论。     

两汉造园要素比较研究

在我国以往的汉代园林史研究中,人们往往重视西汉皇家园林而忽略对东汉园林的研究,或将两汉、秦汉园林混为一谈。笔者从园林史研究的角度出发,对比分析两汉时期的社会背景、审美思想,并将园林创作思想、技法、造园成就等要素进行对比,详细阐述了东汉较之西汉在造园思想和审美的不同之处以及造园技术的进步之处、东汉造园的发展与魏晋士人园林的兴起有着不可忽略的关联,探讨了东汉园林作为独立研究对象的可能性。     

东汉侍中探论

两汉是后世门下省发展的滥觞,作为门下省长官的侍中顺应封建政治统治的需要,在这一阶段经历了由丞相与天子间的联络官到内侍近臣最后到政务秘书的这样一个发展过程;侍中机构也经历了由松散的顾问组织到有固定职掌的政务秘书机构的变化,而这种发展变化主要是在东汉得以实现的。     

两汉王朝治理西域的经验与教训

文章对两汉三朝在经营西域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做了探讨。认为决定经营成败的首要因素是统治者对西域地位重要性的认识;在具体政策中则因俗而治、屯田、对动乱镇压是否果断、是否拥有一批素质很高的官员队伍等都是值得关注的主要因素;国力强盛是这些政策是否有效实施的基础和可靠保障,而中原地区稳定是国力增强的必要条件,同时由于西域依靠河西走廊和内地联系,今甘青地区的稳定由此也成为影响西域治理大局的基础性因素。     

中国古代宰相制度的演变及其实质分析

秦朝正式确立宰相制度。两汉时尚书台职权大增 ,逐渐取代三公。魏晋南北朝时 ,三省制初步形成 ,经隋朝的发展 ,在唐初走向了成熟。经五代十国至北宋 ,二府三司制最终确立。元朝实行中书省一省制。明初废丞相 ,不久设内阁辅政。明清内阁有名无实。宰相制度演变具有内朝官向外朝官转化、不断压抑相权以加强皇权、职位的设置由实位转向虚位、分权后又注重事权的相对集中的特点。宰相制度演变的原因在于 :君权与相权的矛盾 ;各种政治力量的变化 ;客观环境的变化     

两汉时期匈奴和羌在今兰州地区的活动述论

两汉时期匈奴和羌两个民族在今兰州地区活动频繁,羌汉、匈汉各民族势力互有消长。两汉民族政策有一定矛盾性     

秦汉九卿源流及其性质问题

“九卿”一词的出现晚于“三公” ,约在战国后期 ,其影响也不如三公说大 ,对战国政治制度没有影响。秦代没有“九卿”的提法 ,其出现在汉代官制中约是文、景时期。西汉的九卿并不是九个卿而是列卿的泛称 ,但王莽时至东汉 ,又按照儒家学说将九卿变为九个卿 ,形式上分属三公。东汉的九卿是专称而非泛指 ,秩次为中二千石。秦汉九卿经历了一个由理论向实践转化的过程。     

两汉时期的治羌政策

羌族是两汉时期北方重要的游牧民族,对当时的政治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两汉王朝对羌族采取了不同的政策:西汉采取了“隔绝羌胡”、恩威并施等政策,其核心是围绕“隔绝羌胡”展开的;东汉采取了强制内徙、以夷治夷、武力征伐等政策,其核心是以武力征伐为主。正是由于西汉实施了正确的治羌政策,才使得西汉的西北边疆政策得以顺利实施,集中力量解决西汉最大的边患———匈奴;也正是由于东汉实施了错误的治羌政策,才出现了贯穿于整个东汉始末的“羌祸”,并最终使“羌祸”成为东汉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两汉文学批评的文体特征

两汉文学批评从文体形态上,出现了《诗大序》、《楚辞章句序》、《诗谱序》这样一批理论性强、观点鲜明的序文,还有像王充《论衡》的有关篇章及班固的《汉书.艺文志》等,都比较集中地论述了文学批评理论的问题,理论的表述不再停留在片言只语,不再全然依附于诸子散文,较之先秦零散的片断式的议论有了明显的进步,出现了单独成文甚至成书的可喜现象,具有了专题性、经学性、史传性特征。可以说,到了汉代中国文学批评才开始走向独立,有了属于自己的批评文体或言说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