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体”的虚拟与“权利”的缺失——中国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研究

农村出现一系列问题的根源在于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名不副实,而集体土地所有权虚拟的深层根源是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基本矛盾——农民个人既是土地所有者又是非土地所有者,即集体"主体"虚拟。集体权利主体的多级性法律规定,集体行为事实上被"代理人"的意志支配,以及承包经营权、国家行政权对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侵蚀等导致集体土地权利的缺失。落实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的选择是设立农民集体大会,重塑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     

土地征收与集体权益保护

目前征地实践中之所以出现各种矛盾交织、各方利益失衡、纠纷不断的局面,其主要原因是现行征地制度的缺陷造成了对集体土地所有权权益的侵害.土地征收权的滥用使得集体土地所有权被任意剥夺;征地补偿制度的不合理侵害农民集体权益;征地程序的不完善使集体土地所有权权益受侵害时得不到及时有效的保护.保护土地征收中集体土地所有权权益的途径主要有明确规定"公共利益"需要的含义或具体规定国家征地权的适用范围;建立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制度,既能有效保护集体土地所有权,又能满足建设用地的需求;建立土地征收中的谈判协商机制,赋予被征地农民在土地价格谈判中的话语权;完善集体所有权保护立法,规范农民集体组织经营管理层在征地中的权限范围,保护集体成员的权益.     

基于成员权的农地产权改革路径

我国农地实行农地集体所有制,农地所有权主体为农民集体。在这样的制度框架下,农民个人的农地权利不仅包括基于农地承包经营权所享有的对农地的占有、使用、收益和部分处分权,还包括基于成员权获得的参与农地分配、经营、管理、分享农地其他相关收益的权利。纵观现有的农地产权制度改革,在保障农民农地权益的理论和实践方面偏向于农地承包经营权物权化的思路,改革的主要举措在于延长农地承包期限,赋予农民永久不变的承包经营权和确定农地承包经营权的用益物权性质。这对于保护农民土地权益无疑有着重要作用,但是对于农民集体成员权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尚显不足。     

“三权分置”下的征地补偿费分配问题研究

土地三权(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衍生了源于土地集体所有权的集体收益权、源于农户承包权的承包收益权、源于土地经营权的经营收益权。在大规模土地征用开发过程中,巨额的土地补偿款作为土地收益的集中表现形式,在集体与农户以及不同权益主体之间进行分配。"三权分置"对征地补偿款分配具有决定性影响,它使村集体、普通承包农户以及承包大户(经营性农户)之间形成了巨大的补偿款分配差距,并有可能带来农户之间土地收益(收入)分配的非平均化,进而造成农户之间的收入分化。     

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关于农村土地资源利用的几个问题

现代化过程是土地增值的过程,但增值收益如何分配?农民作为集体所有者拥有的最重要的资产(农村土地)一直是利益相关者关注的重点,作者认为必须改革征地制度;让农民得到合理的补偿.让农民合法、合理地享有土地权益,分享城市化的红利.     

公有制视野下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制度构建

集体土地所有权制度的主要特点是集体土地在集体成员内部的不可分性,股份制是对集体土地所有制性质的根本否定.集体土地所有权只能是单独的所有权,其权利主体必须具有法律上的独立人格.只有法人才能拥有自己独立的权利、承担独立的法律责任,因而农民集体应当具有法人主体地位.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农民作为集体成员对农民集体的基本权利,农民集体对外是独立法人.     

农民平等权保障与农村土地制度创新

保护农民的平等权利,保护农民的生存权、发展权,首要的是保护农民的土地财产权益.我国现行农地制度的不完善,特别是城乡土地产权二元结构对农民土地权利的歧视,使得农村土地产权结构在占有权、使用权、处分权和收益权上存在严重的权能缺失,农民既缺乏维护自己权益的法律保障,又缺乏权利救济的有效途径.保障农民土地财产权利的实现,需要创新土地制度,赋予农民更完整的土地占有权、使用权、处分权和收益权,完善权利救济机制.     

保障农民土地财产权益视角下的农民财产性收入问题探析

城镇化进程推动土地市价急剧上涨,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利的经济价值愈加凸显.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关键在于切实保护农民土地财产权利并充分实现其经济价值.我们深入研究在政府征地、承包地流转和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等三种土地财产权益实现途径中所存在的征地补偿金不足、承包地流转不规范、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受限等制度障碍问题,分析当前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所具备的有利条件,进而提出保障和实现农民土地财产权益,促进农民财产性收入快速增长的政策建议.     

土地承包经营权法律保护的现状考察与路径选择

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农民最重要的财产权利,其享有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成员权、救济权等各项权能。虽然我国已形成包括宪法、基本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部门规章、司法解释等在内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法律保护体系,但现实中农民权利意识薄弱,土地权益易受侵害,承包纠纷种类繁多,权利救济困难重重的现象依然突出。在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法律保护的路径选择上应从完善立法、加强执法、健全司法等方面进行全面的保护。     

集体土地流转中的政府角色检讨与定位思考

推进集体土地流转,加强农民权益保护需要各级政府找准角色定位,发挥积极作用.然而,在实际的集体土地流转过程中,地方政府背离了服务型政府的角色定位要求,扮演了土地垄断供给者和流转利益强夺者角色,严重侵害了农民权益.研究认为切实推进集体土地流转、加强农民权益保护.政府应及时向制度政策设计者、土地供给安排者、农村公共服务者、市场秩序监管者转变,并积极完善乡村基层治理结构以加强对农民自主性的保护.     

农村集体土地产权改革的路径与法制保障

农村土地问题的核心是土地权利问题。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的关键是进行农村集体土地产权改革。改革的现实路径是在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前提下,明确农民的土地权利和农村土地产权关系,实行农村土地使用权的市场化和资本化。农村集体土地产权改革不能动辄突破法律规定,必须通过修改或补充《物权法》《土地管理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法》等法律,赋予"农民集体"法律人格,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使用权制度和城乡统一的土地产权登记制度,建立健全土地市场监管体系和配套的制度实施机制。规范的土地产权制度必将激发土地权能,保障实现农村土地效能价值的最大化,推进城乡建设用地同等入市和土地资源的合理配置。     

农地流转的新特点及农民失权状况分析

土地流转和农业实行规模经营的提出,农村兴起了新一轮的圈地高潮.由地方政府主导的大规模土地流转不可能有效保障土地流转的农民权益.农村土地产权模糊、农民集体经济组织缺位、地方政府职能错位、土地市场化流转难起步是农民土地流转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的主要原因.解决的途径:一是深化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在界定、测定农村集体土地范围和数量的基础上,将集体土地确认到以组(自然村)为主的农民集体经济组织,并以股权形式量化给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组建农民土地股份合作社;二是尊重农民意愿,实行土地的市场化流转;三是建立健全流出土地农民的基本生活、再就业和创业的社会保障机制.     

农民阶层分化、产权偏好差异与土地流转意愿——基于江苏省泰州市387户农户的实证分析

我国农民阶层分化现象日益明显,不同阶层的农民对土地产权具有不同的偏好,进而对土地流转意愿产生影响.土地占有权中的剩余控制权偏好会在一定程度上弱化农民的土地流转意愿;土地收益权中的生产性收益权、保障性收益权、剩余收益权偏好会弱化农民的土地流转意愿,而流转性收益权则会增强农民的土地流转意愿;土地处分权中的转让权偏好会对农民的土地流转意愿产生积极影响,而抵押权、继承权偏好则会产生消极影响.农民的个体特征、家庭特征、社会保障程度也对土地流转意愿产生影响.农村土地流转制度改革需要重视农民阶层分化的影响,满足不同阶层农民异质化的制度需求,同时增加农民的土地收益,增加非农就业机会,提高社会保障程度.     

区域性农村妇女土地权益保护的实证研究--以福建省宁德市为例

随着农村改革的逐步推进,农村妇女的土地权益保护显得日益重要,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也明确要求“切实维护妇女的土地承包权益”。通过采取问卷调查、实地走访的形式,了解宁德市农村妇女的土地权益状况和司法审判状况,分析存在的问题,指出可以由地方政府、人大或人大常委会规范集体成员资格认定的具体标准,同时加强对村规民约的指导、监督,强化司法救济,实现对妇女土地权益的最大限度保护。     

公共财政视角下的土地收益分配改革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土地价值不断显现,政府通过地租、税收、费等形式获取的大量的土地收益,成为地方财政的主要财源;土地收益分配管理体制不合理,导致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农民的利益受到侵害,也是地方政府强烈的“圈地”、“批地”冲动的基本成因。改革和规范土地收益分配与管理机制是落实科学发展观,保护农民的利益,遏制地方政府出让土地的冲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的客观要求。土地收益分配问题,涉及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民、国家以及土地使用者之间的利益关系,调整土地收益的分配机制是土地制度改革的关键环节。     

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被行政化行使问题研究

《物权法》第六十条赋予了村民委员会代表农民集体行使土地所有权的权利,在村民委员会强大的行政背景下,村民委员会的民事主体被行政主体身份吞噬,导致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被其行政化行使的问题。法理分析和司法实证分析均证明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被行政化行使问题的根源在于:现行法律制度的缺陷导致农民集体和村集体经济组织在法律规定上的虚位。因此,必须从立法层面加以解决,将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制度问题统一立法。     

土地发展权框架下失地农民的补偿

计划体制下土地征用的"产值倍数法"补偿标准是导致失地农民补偿不足的制度性根源。这种补偿只是对农民在承包期内土地使用权收益的补偿,而未对获取这种使用权收益的资源禀赋进行补偿。在目前的农地制度下,土地是农民依托于集体土地共有制下的一种资源禀赋,是农民在家庭农业经营下就业和社会保障的基础。本文认为,在土地征用中应明晰土地发展权,并保障土地发展权收益对失地农民资源禀赋的补偿,从而有利于失地农民就业能力的转换和社会保障的安置。     

赋予农民双重地权下的土地财产权

农民的土地财产权益是“三农”问题中必须正视的一个问题。在实践和操作层面上实行双重地权下的土地产权制度,明确界定和承认农民拥有对田面价值的增值部分的所有权,既有利于保障农民的土地收益和财产权益,又有利于解决土地制度变革中国家、集体和农民土地剩余索取权的利益之争。     

共享发展理念下农村土地增值收益分配制度改革研究

我国农村土地增值收益分配存在比例不合理、土地价值不能充分实现、管制过度造成效率损失、土地发展权缺失、农民土地权益得不到充分保障、分配观念偏差等问题。共享发展理念与农村土地增值收益分配之间存在着较强的关联性,需要以共享发展理念指导农村土地增值收益分配制度改革,树立"涨价归民、地利共享"的观念,合理设计农村土地增值收益共享分配机制;改革农村土地产权制度,赋予农民家庭完整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保证农民公平分享土地增值收益;建立健全农村土地法律体系,依法保障农民和农村集体等产权主体的土地增值收益。     

土地流转过程中农民权益保障的新思维新举措

30多年来,我国制定出台了一系列关于农村土地流转的政策措施,对于保护农民权益起到了一定效果。但由于制度缺陷、保障不力、服务缺位、意识不强等原因,土地流转过程中侵害农民权益的现象仍时有发生。今后,需要增强新常态思维、底线思维、法治思维、辩证思维和创新思维,并通过完善现有土地流转政策、加快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大力扶持新型经营主体、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加快土地流出农民转移转业、加强土地流转监督管理等,切实保障农民土地流转权益、促进农村土地健康有序流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