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融合视角下中国婚姻匹配模式的差异与长期趋势:1960~2018北大核心

从城乡融合发展视角出发,系统比较1960年以来基于夫妻户口类型划分的4类城乡婚姻的教育地位匹配模式及其变化趋势。通过运用rank-rank相关系数和“交换指数”反事实分析等前沿方法,整合分析2003~2018年间各期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和201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两项全国代表性大规模社会调查数据所包含的81756对夫妻,发现中国婚姻匹配模式长期存在明显城乡差异,双方均为城镇户口的夫妻的教育地位同质性程度远高于一方或双方为农村户口的夫妻,而高等教育人群的婚姻匹配行为是塑造该城乡差异的重要原因。跨城乡户口通婚的夫妻在改革开放以来呈现非对称的户口-地位交换模式,长期面临双方相对优势无法互补的困境。这些发现反映了城乡社会发展长期失衡对婚姻匹配模式的深远影响,对探讨促进城乡融合与人口均衡发展的政策有一定借鉴意义。     

中国跨城乡通婚的模式与变动趋势研究：1978—2018

从跨城乡通婚的角度研究城乡社会融合具有重要意义。现有关于跨城乡通婚的研究大多关注通婚率的变化,很少有研究分析跨城乡通婚的形成机制及其变迁。基于地位交换论、社会排斥论和双向融合论提出解释中国跨城乡通婚的三种理论模式和标志城乡融合不断发展的三个通婚阶段。通过对2012—2018年四期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的深入分析,发现中国跨城乡通婚的比例较低,但随时间呈明显的上升趋势。在1978—1991年间,跨城乡通婚中的地位交换现象非常明显,农村一方的教育程度对跨城乡通婚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城市一方的教育程度对跨城乡通婚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且通婚中表现出非常明显的农村一方教育低就和城市一方教育高攀的现象。随着时间的推移,地位交换论对跨城乡通婚的解释力逐渐削弱,社会排斥论的解释力不断增强,2005年以后,城市一方的教育程度对跨城乡通婚的负向影响已趋于消失,农村一方在通婚中教育低就的现象也基本消除,我国跨城乡通婚的模式正在从地位交换阶段向社会排斥阶段过渡。跨城乡通婚模式的变化标志着我国城乡融合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但当前跨城乡通婚的难度依然较大,且农村社会下层依然被排斥于通婚之外,进一步消除城乡分...     

上海市外来媳妇及其子女的户口政策研究

90年代以来,上海本地人和外地人结婚的现象越来越多.在两地婚姻中,外地一方大多来自农村,并以女性居多,实质上是外来妹的一种跨区域的社会流动.对外来媳妇来说,困扰她们的问题很多,但户口是最根本的问题,许多问题都是由户口问题派生出来的.本文对如何解决外来媳妇及其子女的户口问题进行了探讨.     

乡村—城镇人口迁移对人口自然变动的影响及估测

<正> 农村人口向城镇地区集聚的过程,不仅影响着城乡两地的社会经济发展,也影响着两地人口的变动。就其对人口变动的影响而言,乡村——城镇人口迁移不仅直接影响到城乡两地的人口增长速度和人口空间的再分布过程,也影响着城乡人口年龄、性別等构成的变动。更为重要的是,迁移还直接影响迁移人口的生育观念和生育行为,从而更进一步地影响到妇女生育水平的变化和总人口的变动。随着乡村——城镇人口迁移规模的扩大,它对人口变动的影响也日趋显著,本文仅就乡村城镇人口迁移影响妇女生育水平,进而影响总人口变动这一方面,进行分析探讨。     

这里为何不失衡

在学者眼里．人口性别比问题对未来主要的负面影响是婚配问题。即因为在同一个出生队列或同期群中存在男性多女性少会形成婚姻挤压。专家们预测，未来农村可能女性的流动比男性要大一点．这时婚龄人口性别比的失衡情况．在农村就可能比城市严重。     

中国蒙古族、满族与汉族的族际通婚状况

尽管不同朝代对待族际通婚的态度历经数次起伏,中国蒙古族、满族和汉族间通婚的限制反复恢复又废止,各族人民的接触交往却从未间断。研究发现,蒙古族、满族已婚人口中,族际通婚比例均超过40%,意味着族际通婚的普遍流行。在通婚模式上,以蒙古族-汉族、满族-汉族通婚为主,历史上曾持续约3个世纪的高度政治化的“满蒙联姻”已由民族间自由交往所取代。在性别差异上,蒙古族经历了由男性娶进居多到被女性嫁出比例反超的转变。在空间分布上,3个民族形成了以辽西走廊为核心的较为清晰的、广泛的东北—西南走向通婚链。在人口迁移流动过程中,族际通婚主要表现为本地男性娶少数民族流动女性。要重视经济互动、居住聚散程度和人口迁移流动对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积极作用。     

城乡老年人生活质量与人口社会学特征关联初探

人口老龄化使我国老年人口数量迅速增长,呈现出老龄化+少子化的人口结构新常态。江苏省老龄化比例为20.57%,居全国各省区之首,老龄化区域和城乡差异也更加显著。兴化地区地处苏北农村,呈现小城市大农村结构,经济欠发达,城乡人群的生活水平差距较大。本研究目标人群为兴化城乡老年人群,通过调查城乡老年人群人口社会学和生活质量的变化特征和相关性,为政府和社会对老龄化事业的发展与决策提供依据。总计305例60岁以上的老年人群参与调查。结果显示,城市老年人群已婚、与子女住、文化程度、退休和自觉家庭经济情况良好等人口社会学特征维度好于农村人群（P≤0.01）;而农村丧偶、独居、没有工作和自觉家庭经济情况差等维度高于城市人群（P≤0.01）;男性老年人群文化程度显著高于女性（P<0.01）;冠心病患病构成比上,农村老年人群显著高于城市老年人群（P<0.01）,男性老年人群高于女性（P<0.05）;而女性老年人群患高脂血症构成比显著高于男性（P<0.01）。结果提示,兴化地区城乡老年人群生活质量差异显著,但城乡老年人群在躯体健康和疾病防治中的差异已经明显缩小,说明老年人生活质量的变化与人口社会学特征相关联。在经济持续发展和人口结构老龄化的新常态下,社会和家庭应更多地关注和改善老年人群,尤其是农村老年人群的生存环境,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     

婚嫁格局变动与乡村发展——以康村通婚圈为例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后 ,康村的婚嫁距离急剧缩短 ,通婚区域快速内卷 ,通婚村减少 ,婚入与婚出出现了地域上的不对称性。形成这一局面的原因主要在于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不同速度打破了改革前的社会均质状态 ,引起了地区及村落发展的不平衡 ,而农村经营方式的转变和初级市场网络的复兴也对婚嫁格局、通婚距离及流向产生了一定影响。这种婚嫁格局的变动将造成婚入与婚出的失衡 ,危及人口素质的提高、村落的发展和人口结构的地域平衡     

大城市“两地婚姻”的变动趋势及特征分析——以北京为例

本文基于2004-2012年的婚姻登记业务数据的分析发现,北京本地通婚的夫妇仅占所有新婚夫妇的41%;两地婚姻中,外来人口(包括落户北京的迁移人口及尚未落户的流动人口)与北京本地人口的组合占比约36%,外来人口之间的组合占比约23%,但在时序上有上升趋势。相对于本地通婚,两地婚姻的夫妇普遍结婚较晚,且多为高学历男女的组合。"双外夫妇"的增多重塑了北京的文化,同时也为城市发展带来一定的压力。     

人口流动对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

一、问题的提出本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在广大发展中国家普遍产生了一个人口大规模由农村向城市转移的现象。在我国，大规模的人口城乡流动出现在８０年代以后。８０年代以前，由于实行严格的计划经济管理，加上严格的户籍管理，我国的人口流动为数很少。据估计，到８０年...     

1990～2020年中国的婚育推迟：变化趋势与典型特征

基于1990～2020年历次全国人口普查和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对中国不同人群婚育推迟的变化趋势与典型特征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中国平均初婚年龄不断提高，初婚推迟在城乡普遍发生但并不同步，2000～2010年城市初婚推迟快于农村，2010～2020年农村初婚推迟加快，导致城乡差距先拉大后缩小；受教育程度提高显著推迟人们的初婚时间，其中，高等教育的影响存在性别差异，其在推迟男女两性初婚时间的同时，降低了男性终身不婚的可能性；中国育龄妇女生育率曲线的峰值向右向下移动，城市育龄妇女生育峰值年龄推迟更快；育龄妇女平均生育年龄不断提高，2000～2010年生育推迟速度快于2010～2020年；各孩次平均生育年龄均不断推迟，其中，一孩和二孩生育推迟更明显；不同受教育程度的育龄妇女均表现出生育推迟趋势，且受教育程度越高，生育推迟越明显。     

2000-2005年珠海市常住居民死亡情况分析

为了解珠海市常住居民死亡水平、分布和相关危险因素,为制定预防对策提供科学依据,对2000-2005年珠海市常住居民死亡资料进行统计分析发现:常住居民死亡率为3.05‰,男性死亡率为3.40‰,女性死亡率2.67‰;2000-2005年男性、女性死亡率基本呈现下降趋势;珠海市各区之间人口死亡率差异逐渐缩小;城市死亡率低于农村死亡率和城乡结合部死亡率;死亡人口成年组中所占比例男性远远高于女性;疾病和意外死亡是珠海市常住居民主要死因,应加强综合干预措施,积极预防和控制.     

中国城镇人口增长宏观分析

<正> 城市化程度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城镇人口增长来源分布更是制定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重要国情资料。城市化过程中的人口增长,一般由城市人口的自然增长、来自农村的人口迁入、农村迁入人口的自然增长以及新建市镇和原有市镇扩大辖区范围所增加的人口等四部分组成。中国虽有完整的户口登记制度,逐日登记城乡人口出生、死亡、迁移等人口变动,定期汇总逐级上报。惟因登记簿册浩瀚,又限于手工汇总,所以只能提供人口变动大端资料。较为细致数据如城镇人口增长来源分布等则付厥如。第四次人口普查资料所提供的城镇人口数字,反映中国城市化的实际水平,本文拟以此为基准,结合作者的调查资料,使用间接推计方法,计算出城镇人口增长的来源分布。所得结果尽管是匡算数据,然而所依基准科学合理,所以在很大程度上近似实际。     

上海郊区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人口再分布和社会重构

上海郊区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人口再分布 ,主要呈现城市人口郊区化扩散与农村人口城市化集聚同时加快推进、城乡人口扩散 -集聚流高强度辐合于近郊地带等特点 ;这是一个深刻的社会重构过程。本文利用 2 0 0 0年人口普查数据 ,对浦东新区街镇社区人口的社会重构现象作了多侧面的分析 ,并对有关问题进行了探讨。     

北京市近年婚配状况的特征及分析

婚姻本质上是男女双方的选择和匹配过程。文章基于北京市2004～2009年的婚姻登记数据库,对夫妇双方在年龄、城乡户籍、地区户籍、学历、婚次、民族和职业等方面的匹配状况和特点进行分析,印证了婚配过程中同类匹配和婚姻梯度的存在。从时序上看,夫妇双方的年龄日益趋近,人口流动也促进了跨地域通婚的增加,这些特征改变了传统的婚配走向,使婚配更具开放性;但夫妇学历的日趋般配和跨城乡通婚的减少,也显现出婚姻匹配走向封闭的特征。基于社会交换心理所形成的男女双方不同特征属性之间的优劣互补,使婚姻梯度所造成的夫妇间的差距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减弱,从而形成同类婚配、且丈夫的综合条件略高于妻子的总体婚配特征。在大城市中,受婚姻梯度的影响,往往是条件优秀的女性承受更大的婚配压力。     

中国老年人的劳动参与状况及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利用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采用逻辑斯蒂多元回归分析,探讨性别、年龄、婚姻状态、健康状况、受教育程度、社会保险等因素对城乡老年人劳动参与可能性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缓解经济压力是老年人劳动的主要原因,但社会参与成为高学历城市老年人群参与劳动的重要动机;良好的身体状况提高了老年人劳动的可能性,对农村和男性老人的影响尤为突出,经济状况较差的老年人表现出更强的劳动参与倾向。     

关于农民工城市适应性的调查与思考

关于农民工城市适应性的调查与思考田凯所谓“农民工”，是指户口尚在农村，而来城市以从事各种“自由职业”为其主要经济来源的人。改革以来，数以千万计的农民从世代躬耕的土地上解脱出来，冲破城乡阻隔，潮水般地涌向城市。每年春节前后，民工潮都成为政府有关部门和新...     

1912-1948年北京人口空间分布格局变动及原因研究

本文利用民国北京人口统计档案资料对民国北京人口空间分布的特点及原因做出动态分析。民国北京人口空间分布的最大特点是分布不均衡、密度大及人口性别比高。北京内外城人口数量与人口密度远大于四郊,各区人口密度相差悬殊,北京人口空间分布格局与人口密度增长呈现明显的圈层式特点及差异性变化。北京内城外围各区人口密度及其增长均大于中心区域;外城内侧区域人口密度大于边缘区域,但内侧区域人口密度增长却慢于边缘区域;东郊区、南郊区的人口密度及其增长大于西郊区及北郊区。总体上北京各区人口密度增长表现为内城快于外城,外城快于四郊。北京城郊区人口分布格局并非静止不变,内城人口密度呈现出由低于到最终高于外城的变动,外城人口数量也呈现出由少于到最终多于四郊的变动。民国北京人口空间分布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北京城市居住格局的改变、公共机构的建立、城市商业消费中心的北移及外来人口的聚集等。民国北京男性人口一直多于女性人口,因此人口性别比一直较高。北京男女人口城郊区分布不平衡,外城人口性别比最高,内城次之,四郊最低。民国北京人口性别比高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外来人口以未婚男性青壮年居多,大量过剩未婚男性人口成为婚姻市场中的被挤压对象,也是社会不安定的潜在因素。     

外来人口对中国城市地区出生性别比的影响

外来人口对中国城市地区出生性别比的影响是近年来学术界争论的焦点问题之一。利用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通过比较农村本地人口、城市本地人口和城市外来人口三个人口群体在出生性别比上的差异,并进行多元统计分析,考察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城市地区异常偏高的出生性别比是否由外来人口造成?结果表明,城市外来人口生育的性别偏好与农村本地人口和城市本地人口相比没有显著差异,都存在强烈的生男意愿。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生育水平迅速下降的同时,出生性别比出现了不分城乡的普遍升高和偏高,城市出生性别比偏高,既有外来人口的作用,也有本地人口的作用,外来人口并不是造成中国城市地区出生性别比偏高的唯一或主要的原因。     

20世纪90年代我国丧偶人口状况分析

本文利用“四普”和“五普”资料,对我国20世纪90年代丧偶人口这一特殊群体进行分析。发现我国丧偶人口在年龄上出现一定程度的“老化”,在性别上呈现男性化的倾向。城乡丧偶率在不断扩大,农村丧偶老人较城市丧偶老人而言有更大的增长。女性丧偶人口的整体文化程度仍然低于男性,随着受教育水平的升高,女性和男性丧偶人口的差别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女性丧偶人口处于文盲半文盲状态。不同职业的丧偶率差异较大,就业层次越低,丧偶率越高。随着社会的发展,不同职业人口的丧偶率差距渐渐缩小。不同年龄的丧偶人口在家庭规模分布上差异较大,丧偶人口居住的家庭在不断小型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