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学诚论“佛学不该称经”质疑

章学诚《文史通义》开门见山地提出了“六经皆史”说。他认为:“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这种观点颇受学术界重视,至今聚讼纷纭。但是,他在阐述经的意义时,往往认为佛学不该称经,这个问题却没有受到人们的注意,实际上这种观点很难成立。     

西周至汉初的学术发展脉络

从西周的“学在官府”到战国时的“百家争鸣”，再到汉武帝时的“独尊儒术”，中国学术经历了一个从一元到多元再到一元的过程，演变轨迹为：学在官府——礼崩乐坏，学术下移——儒、墨私学产生——百家争鸣——六家抗衡——儒、道并争——独尊儒术。汉初儒家之所以能兼容百家，完成统一思想的任务，实现子学向经学的过渡，一是当时社会形势的需要，二在于儒家主张的“仁义”思想，三是儒家在斗争中理论体系的不断完善。     

李悝《法经》述要

《晋书·刑法志》:“秦、汉旧律,其文起自魏文侯师②李悝。悝撰次③诸国法,著《法经》。以为‘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④,故其律⑤始于《盗》、《贼》。盗贼须劾捕⑥,故著《网》、《捕》二篇。其轻狡⑦、越城⑧、博戏⑨、借假不廉⑩、淫侈逾制(11)以为《杂律》一篇。又以其(具)律,‘具’其加减。是故所著六篇而已。然皆罪名之制也(12)。商君受(13)之以相(14)秦。”《七国考》:“魏文侯师李悝著法经,以为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故其律始于《盗》、《贼》。     

《关于利簋铭文的释读》一文的几点意见

商承祚同志以本年第二期《中山大学学报》见寄。其中有《关于利簋铭文的释读》一文,副题为“与唐兰、于省吾同志商榷”。其与我商榷之处,我提出六条意见于下: 一,商文说:“利簋铭文是周灭商的胜利纪录,且在武王立命之后不久。既然他们认为世界一切皆上帝所安排,灭商是‘受天命’者,在既成事实,实现上帝这一意旨之后,哪里还有必要再提伐商的贞卜呢?”按商说语意含混。“立命”二字不知有何根据?什么叫立命?武王在什么时候立命?均没有加以说明。既然周人以为是受天命而灭商,则灭商之后追述“岁贞克闻”之事,而强调灭商出于天意,本极自然,商文为什么说“哪里还有必要再提伐商的贞卜呢?”     

方玉润《诗经原始》简述

方玉润《诗经原始》简述赵庆祥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历来注释评讲，名家辈出，但古人说《诗》，大多侧重于诗教和训诂。将《诗经》作为文学作品欣赏研究而影响较大的，则有清代方玉润的《诗经原始》。方玉润主张“读书贵有特识，说《诗》务持正论”。他说：“六经...     

论诸子的相反相成

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活跃、学术繁荣的光辉时代。当时出现了诸子并起、百家争鸣的盛况。“百家”一词首见于《庄子·天下篇》。《天下篇》说:“古之人其备乎!配神明,醇天地,育万物,和天下,泽及百姓,……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汉书·艺文志》的《诸子略·小说家》著录“《百家》百三十九卷”。所谓“百家”,意在表示其多,其实当时最重要的是儒、墨、道、名、法、阴阳六家。汉初司马谈著《论六家要指》,确实是得其要领。百家之学的特点是,各自发挥创造性的思维,各自独立阐扬其所见,共同构成群星灿烂、文化高度发展的局面。     

读《易》捃屑

石声淮、唐明邦先生先后来我校讲授《周易》,引起了我对《周易》的兴趣。因而刘览《易》书,遇有疑窦,辄加考证。管窥蠡测,不敢自是,摘录数则,以就正于大雅方家。 一、以“问”释《周易》“贞”字不始于苏篙坪。 宋祚胤先生《周易新论》第九十三页,云: 《周易》有大量的“贞”字,前人都解释为“正”。清代苏蒿坪《周 易通义》开始提出异议:“先儒解‘贞’字未确”,“许氏《说文》云: ‘贞,卜问也。’”(湖南教育出版社,1982年8月版,下引同。)愚按:以“问”释《周易》“贞”字,并非始自清代的苏蒿坪。东汉时期的经学大师郑司农     

“六经皆史”:章学诚对清代汉学的批判

章学诚“六经皆史”的观点,必须放在清代学术转向的背景下加以考察。清初以来,宋明理学“形而上”本体受到了根本的质疑。章学诚把“道”理解为一种历史化的过程,而不是永恒的超越一切历史的实体。通过回复到原始儒家,章学诚重新阐发了“史”的意义,经学在三代是作为记录典章制度的“器”。章学诚还批评了乾嘉考据学的弊端,他认为考据学只是对于历史材料的考订与整理,还不能成为真正的学问。“博学”与“约守”不可偏废,在“功力”的基础上必须成就“学问”,这也就是要以历史的眼光来看待经学。“六经皆史”是史学与实学相结合的产物。     

历史专业部分师生与工人、解放军三结合研究“历代儒法两家论商鞅”、注释张居正著作

在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的热潮中,为了使历史研究更好地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政史系历史专业74级学员和部分教师以战斗任务组织教学,最近与济南机床二厂的部分工人、解放军某部的部分指战员组成三结合的班子,研究“历代儒法两家论商鞅”、注释张居正著作。“历代儒法两家论商鞅”包括:《新兴地主阶级专政的理论和实践——读〈商君书〉》,《史记·商君书》评注,历代儒法两家论商鞅资料译注及《历代儒法两家关     

对六经为儒家经典说的再思考——兼论六经的其它问题

新编《辞海》“六经”条目说：“指《诗》、《书》、《礼》、《易》、《春秋》、《乐》六部儒家经典。”其实,这只是汉儒的观点,以此阐释“六经”是不确切的。从记载春秋时期的古籍来看,事实上在孔子创立儒家学派之前,这六部重要著作早已盛行于世,并为当时诸侯各国的开明统治者所重视。因此,孔子及其儒家重视“六经”,与“六经”为儒家经典是两回事。既然这六部重要著作盛行于孔子创立儒家之前,那么这六部重要著作当然不是儒家的经典;春秋;诗经。     

以庄继易:钱澄之的庄学观

庄子思想如何定位,是庄学史上一重要问题。钱澄之作为清代“以儒解庄”的代表,尝试会通《庄子》与《周易》。其“以意逆志”之解释原则、庄本于《易》的核心主张、辞达而止的行文风格,皆独具特色。其中,某些观点深受觉浪道盛“托孤说”的影响。     

《逸周书》时代略考

《逸周书》一中,至关周史研究。然其价值,则迄今犹未被完全认识。究其原因,主要是其时代尚不明确、无有定论。笔者于此,拟对其时代略作考论,冀学界予以批评。前人论《逸周书》,或以为战国时人作,或以为战国前人作,或以为战国后人作,或以为秦汉间人作,或以为汉以后人作,或以为东汉魏晋间人作,或以为历战国秦汉而渐增成,或以为春秋已有,而战国后又辗转附盖而成,不一而足。论说虽繁,但各家均忽略了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即其书有《序》。我们知道,所谓“《周书》七十一篇”,实际     

战国反《诗》学思潮与《诗》学危急

战国是《诗》学的危急时代 ,危急主要来自两个方面 ,一是时代对“诗礼”的排挤 ,二是来自诸子中的反《诗》学思潮。“竞利”“趋新”的战国时代使得传统的《诗》学被彻底的边缘化 ,而在战国影响最大的儒、墨、法、道四大学派中 ,除儒家外 ,其余三家或认为《诗》《书》蛊惑人心 ,主张焚毁 ;或认为《诗》是无用的糟粕 ,主张废弃 ;或认为《诗》只是一种知识 ,无补于治道。对《诗》均采取了一种否定态度。这使得《诗》学在战国的发展遭到空前绝后的困境     

陆九渊"六经注我"的生命实践诠释学

陆九渊提出:“六经注我,我注六经。”又说:“学苟知道,六经皆我注脚。”在他看来,六经乃圣人的“写心之书”。圣人之心与我之本心不异,如能照自己的本心天德去做,便是真能发挥六经者。堂堂正正地做人,是人生第一等的学问。因此人应致力于道德实践,成就完美人格。果能如此,六经便成为自己的注脚。陆九渊无一部经学注疏之作,他以生命实践为经典诠释的形式,相比之下,儒者注经成了等而次之的学问了。     

新史学运动中陈黻宸“六经皆史”论的泛化

在近代经史嬗变的过程中,陈黻宸肯定了章学诚“六经皆史”说的“尊经重史”思路。在此基础上,为应对近代学术和社会的变迁,他以史为媒介,调和今古文之争;赋予史学“道德之权舆”的功能,以史代经,实现经学的道德教化功用。这一“六经皆史”论的泛化,不仅为保留传统文化的精华提供了思路,也丰富了“新史学”运动。     

袁枚对汉学的批评

汉学是清代乾嘉时期的显学，袁枚批评汉学具有反潮流的意义，其批评汉学是从推崇“文章”的角度出发的，主要表现在质疑“六经”、揭露汉学之弊、指斥汉儒乃“小人之儒”等方面。     

《庖丁解牛》解析

庄子(前350?—前270?)名周,宋国蒙城(今河南省商丘县东北)人。曾做过蒙城漆园吏(专管收税的小官)。家境贫寒,曾“处穷闾陋巷,困窘织履,槁项黄馘。”(《庄子·列御寇》)庄子是我国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在当时“百家争鸣”的学术流派中,庄子属道家,与儒、墨相对。他与春秋末年的老子同为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世称“老庄”学派。 庄子的思想属于主观唯心主义体系。他认为事物的本质是不可认识的,世界上一切事物的长     

浅析清代陆王学者第一重镇李绂

李绂是清代康雍乾时期的儒臣,除一生致力于政治外,于传统学术亦用功较深,著有《穆堂初稿》、《穆堂别稿》、《陆子学谱》、《陆子年谱》、《朱子晚年全论》、《朱子不惑录》、《阳明学录》等书,学术事功双峰并峙。尤其是在陆王学术方面,颇有见地。钱穆先生曾评价李绂说“以有清一代陆王学者第一重镇推之,当无愧也”。为陆王学术争正统作出了巨大贡献。     

试论韩非的爱国思想

韩非,战国末期韩国人,约生于韩襄王十四年(公元前二九八年),卒于韩王安六年(公元前二三二年)。《史记》卷六十三本传说他是“韩之诸公子”,“为人口吃,不能道说,而善著书,与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为不如非。”韩非素喜刑名法术之学,他总结了春秋战国社会大变革时期的丰富历史经验,顺应时代发展的要求,批判地吸收了商鞅、申不害、慎到等前期法家人物的政治主张,对儒、道、墨各家的学说也有所采择和综合,从而创     

章学诚的语言哲学观

清代考据学的基本信念是“道在六经”,方法则为“由训诂以通义理”,即以语言文字的释义以通达“六经之道”。章学诚与清代考据学的分歧主要是在语言观方面,一方面章学诚认为,“言与意”有时而背离,“通其辞”之外还必须“通作者之心志”;另一方面,章学诚认为六经语言的本性是象征性的,《易》之象和《诗》之比、兴“兼通六艺”,因此当“因象而求道”而非“因言而求道”。章学诚的语言观与历史上的道家、禅宗、心学的语言现存在着一定的思想脉络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