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南"都掌蛮"岩画研究

四川珙县麻塘坝的岩画及悬棺葬 ,是汉魏唐宋僚人 (僰人 )、元明时期都掌人在同地域同时代的遗存。川南都掌蛮继承了古代僚人的主要习俗 ,岩画在头饰椎髻、使用铜鼓、巫术活动、猎头祭祀等方面 ,呈现出与悬棺葬俗相同的文化特质 ,揭示了岩画与悬棺葬之间的密切关系。岩画以丰富的文化内涵 ,折射出都掌蛮及其先民在生存发展、经济生活、文化传统、宗教习俗诸方面的活动痕迹 ,岩画是都掌蛮刻画在峭壁上的史诗     

唐代的僚人述伦

唐代,中国南方僚人开始发生分化,具体表现为出现了带僚字的不同族称,这种民族名称的变化,事实上是僚人内部社会结构变化的反映,从统一多民族国家建设与发展的角度来看:唐代的僚人一部分分布在正州、一部分分布在羁縻州,所以朝廷采用了不同的政治策略进行治理,对剑南诸僚是采用正州的全国统一的政策进行治理;对于在正州山区的葛僚则采用较为灵活的政策治理,尽可能满足他们的政治、经济等方面的诉求;而对于边远地区的僚人则以羁縻制度进行,例如对僚人当中的西原蛮,在满足他们政治诉求的同时,对于他们与朝廷的对抗则从统一多民族国家建设的角度以军事的方式解决。在已经纳入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行政体制之内,僚人与朝廷的冲突事实上是一种文化冲突,但这样的冲突对于国家建设、民族发展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蜀本无僚”辨

“僚人入蜀”是西南民族史上一件大事。史载:成汉时期,曾有僚人十余万落自牂牁北入蜀境,散布梁、益二州,影响颇大,凡言西南民族史者无不及之。但是,个别文献在记载僚人入蜀的同时,又说什么“蜀土无僚”;因而一些学者恪守这个说法,坚信成汉以前“蜀本无僚”。然而,这个说法却是未必符合实际的。二十年前,徐中舒先生在《巴蜀文化初     

中古时期四川的僚族

《华阳国志·李势志》、《博物志·宁国论》及《晋书·李势载记》等都说,“蜀土无僚”或“蜀本无僚”,自东晋四川为成汉割据时,始有大量僚族自贵州西北部的牂牁郡进入四川,多至“十余万落”,分布在三峡、黔江、渠江、嘉陵江、涪江、沱江、岷江、金沙江流域。《魏书·僚传》对于僚族之经济社会、生活习俗都有记载。本文试就《魏书》所言,对当时四川僚族的社会发展状况、文化特征及族源问题,作一粗浅的分析。     

民族文化的分合融通——兼论僚文化研究的价值与意义

立足僚学研究文献及僚文化研究方兴未艾的趋势,立足族群互动的历史和相关理论,研究僚文化的价值与意义在于确证族群互动与民族融合的规律、丰富我国民族史学理论、增进民族认同和民族团结、助推地方经济发展。在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的新时代,重庆僚文化尤其是綦江一带的南平僚文化对丰富巴渝文化、发展地方经济具有重要意义。     

四川珙县悬棺族属考

四川珙县悬棺族属有“（濮）人”说，也有“僚（仡佬）人”说。而从悬棺最多最集中的珙县洛表镇麻糖坝实地考察和历史考证，分析悬棺里的随葬品，悬棺族属应为“都掌”     

夜郎族属问题补证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语言学、神话学、民俗学的角度分析了竹王传说与夜郎称谓的关系,进一步证明了夜郎是古代起人的观点,并理出了夜郎与濮人、僚人的关系,即夜郎国境内亦有濮人;濮越共处,到夜郎国为西汉灭亡时,夜郎政称僚人,濮人融合到僚人中。     

賨人建国史略

旧史所称“五胡十六国”的一百三十多年间(公元三0三年—四三九年),中国境内先后出现过賨、匈奴、羯、汉、鲜卑、氐、羌等民族建立的政权。其中首先是賨人建立的大成国。 賨人又称板循蛮,郭璞称之为僚人,唐代又叫南平僚,宋代叫渝州蛮。賨人这个称呼,开始于汉代。汉初,賨族的普通老百姓“岁入賨钱,口四十,谓之賨民。”(谯周《巴记》)这就是賨人称呼的起源。     

晋唐巴蜀僚人与区域政区

僚人于两晋之际大量北上迁入巴蜀地区,到宋代以后逐渐融合消失,在晋唐间对巴蜀行政区划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四种情况:一是一些郡县的荒废弃置;二是很多县被迁移治所;三是出现了僚郡的设置;四是出现大量新置州郡县。僚人影响下的巴蜀政区变化表现出长期性、频繁性和多样化的特征。之所以如此,是由于短期内僚人数量激增,政局动荡、管辖权变易频繁,巴蜀地区自身复杂的地理环境等。而政区的变化,以及随之而来的管理深化调整,也促使僚人与周边各族更为频繁的接触往来,最终与周边各族融合。     

科学发展观与四川民族地区"十一五"扶贫工作对策探讨

四川民族地区"十一五"时期的扶贫工作对策,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大力发展民族地区经济为中心,尽快建立社会服务体系,加强人才发展战略和四川民族地区的生态环境建设。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景的几点认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景是否光明主要取决于理论的科学性、道路的现实性、保证的有效性、主体的认同度这样几个方面。同时腐败问题、民生问题、公平问题、生态问题也严重制约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景。总体来说,由于有科学的理论指导,有被历史证明了的正确道路,有党的坚强正确领导,有广大党员干部和各族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持,有日益良好的国际环境,到21世纪中叶、建国一百年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仍会保持生机和活力,仍然前景光明。     

《淮南子》融合老庄的思想及其后世影响

在道家思想体系中,老庄是一个紧密联系的整体,但在先秦时老庄各有侧重并非一家,汉初盛极一时的"黄老"也是以老子思想为主而较少有庄子的痕迹,战国秦汉时期,不同的思想祈向使得老子的显赫与庄子的落寞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但刘安的《淮南子》一书不仅把老庄同时当作其思想内容的重要来源,还将两者相联并称,老庄互阐,其融合老、庄的思路为两者合而成为率真自然的思想体系作出了积极贡献,从而开启老庄思想在汉代的融合趋势。     

新中国成立初期习仲勋在甘青地带的民族团结工作

民族工作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共产党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西北地区民族众多,在革命战争年代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处理好西北民族关系对革命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进行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习仲勋在西北工作期间,认真贯彻党中央的民族政策,在正确处理民族问题的过程中,可以窥见他民族工作的方法、理论与实践,这为我们当今处理好民族关系提供有益借鉴。     

一盘未下完的棋——论《正红旗下》中民族身份话语与革命话语的统一与背离

老舍1962年创作的《正红旗下》，前11章实现了旗人民族身份话语与主流革命话语的统一，这种统一使老舍获得了写作的信心与写作的生命力，也使这部作品成为老舍建国后作品中一座不可攀越的高峰。不幸的是。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老舍创作中的民族身份话语与革命话语无法保持步伐一致，使之陷入了两重话语相悖而形成的写作因境中．《正红旗下》不得不搁笔，成为一盘没有下完的棋。     

布朗族民间信仰与差异化族群关系的建构——以老曼峨村为个案

以云南省勐海县老曼峨村为个案,介绍布朗族与周边的傣族、哈尼族、拉祜族村寨的族群关系,分析当地布朗族如何根据主观选择,将民间信仰作为建构差异化族群关系的手段和工具。     

通婚圈与民族社会的变迁——楚雄南华摩哈苴彝族村和大理周城白族村的调查与分析

以大理周城白族村和楚雄南华摩哈苴彝族村为例,从历史与结构两种视角分析通婚圈与民族社会的变迁。认为现代国家对民族地区的通婚圈与社会变迁的影响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开始,改革开放以后增强。随着现代国家进入,民族社会的通婚圈发生了重大变化,主要表现为村外通婚的逐步增多,其结构意义在于它恰如一种"文化齿轮"与"文化触须",将某一地域社会与现代国家连为一体,打破了传统民族社会的封闭性。与此同时,民族社会内部包括汉族在内的各民族之间的相互认同与交融日益加深并逐渐融为一体。     

十六国时期的政治感生神话与民族融合

十六国时期存在大量的政治感生神话,它们大多并非少数民族自身历史文化的产物,而是少数民族统治者在民族融合背景下将不同时期的汉文化历史传说、神话故事、宗教思想等文化因素重新综合的结果。     

少数民族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中国文学是由汉族文学和少数民族文学共同构成的。少数民族文学是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没有少数民族文学 ,中国文学是不完整的。神话、英雄史诗、叙事长诗是少数民族对中国文学的独特贡献。曹雪芹、萨都拉、李贽、文康、纳兰性德以及老舍、沈从文、萧乾、舒群、端木蕻良等不同时代的少数民族作家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特殊功能及其产生的原因

与汉族文学及一般文学相比,少数民族民间文学除了具有审美功能及由此产生的教育,认识和娱乐功能外,还有其文学的扩展功能:社会调节功能,传授功能及择偶功能等。本文通过对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扩展功能现象的分析,找出了其产生的社会原因,并探讨这些文学扩展功能对少数民族社会的运转起到的作用。目的是让人们对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特点有更宽泛的认识。     

从《元史》中相关传记资料看蒙元时期的赐名现象

蒙元时期,皇帝（大汗）对汉族、女真、契丹等各族的赐名现象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他们或以赫赫战功、忠于朝廷,或特殊技能,亦或因某些外貌特征而被赐以各式蒙古名。与此同时,亦有纷纷改用蒙古名,或蒙汉名兼用的记载。可以说,这些非蒙古人受赐蒙古名和改称蒙古名构成了蒙元时期蒙古化趋势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蒙古人、色目人的汉化一同构成了当时民族融合的主要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