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初恋悲剧与《长恨歌》的创作

这篇文章主要写了以下４个内容：１．第一次较全面系统地揭示了白居易的初恋悲剧和论述了该悲剧是白居易写成《长恨歌》的认识基础和感情基础；２．肯定了《长恨歌》是写李杨爱情，并肯定了李杨在史实上存在深厚感情；３．造成“安史之乱”的主要原因是：李林甫“养成天下之乱”和杨国忠“终成其乱”，与李杨相爱无直接关系；４．陈鸿的《长恨歌传》与白居易《长恨歌》是持相反立场。历来以《长恨歌传》作为研究《长恨歌》的主要依据，必然不会得出正确的结论     

《长恨歌》主题辨析

《长恨歌》是一首写李杨爱情悲剧的感伤诗。诗人的用心并不是要为后世帝王提供贪色亡国的历史教训,而是要表达他对人间爱情的看法。白居易认为爱情应该象李杨那样真诚持久,专一不二;同时爱情又不能象李杨那样只顾及彼此相爱而贻误其它,它应具有崇高的社会品格。这就是白居易的爱情观,它在作品中得到了深刻而完整的表达。     

一曲长恨为红颜——解读白居易《长恨歌》

本文首先介绍了诗人白居易的一段悲剧式的初恋,然后通过再现《长恨歌》中的李杨爱情悲剧,阐释了《长恨歌》中李杨的爱情悲剧其实是诗人自己爱情悲剧的投影。     

中晚唐诗人的诗

白居易《长恨歌》 这首诗作于唐玄宗元和元年(806),是写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爱情悲剧。与这首诗同时并立的还有一个《长恨歌传》(陈鸿《唐人传奇小说》)。《长恨歌》和小说《长恨歌传》是相结合的,陈鸿和白居易是好朋友。他们年青的时候,白居易初作官,他还有个朋友叫王质夫。白居易、陈鸿和王质夫,他们三个经常在一起游山玩水,谈起唐玄宗和杨贵妃的     

试论马嵬驿兵变的历史真相

试论马嵬驿兵变的历史真相史延廷唐天宝未载发生的“马嵬驿兵变”甚为古今之人所瞩目。千余年来，在中国历史上出现了无数涉及此事的文学作品。远者有白居易的《长恨歌》，近世有日人井上靖的长篇小说《杨贵妃》。陕西师大黄永年教授《说马嵬驿杨妃死的真相》￣①一文更把...     

张祜写“李杨关系”诗的特色——兼与白居易的《长恨歌》作比较

张祜有许多篇幅较小的诗歌经常涉及“李杨关系”,在形式上首先避免了与白居易的类同;在对待李杨爱情感情基调上,张祜持讽刺态度,而白居易是兼具讽刺和同情而又以同情为主的双重情感;在描写李杨故事时,张祜更多的是通过细节描写来展现。     

浅议《孔雀东南飞》和《长恨歌》中的感伤爱情

感伤作为人类情感的一种特殊形态由来已久,个体的微不足道,命运的不可捉摸,加上理想与现实的矛盾,理智与情感的冲突等等,总会造成感伤的出现,并使之持续不断.如《孔雀东南飞》中的刘兰芝和焦仲卿,《长恨歌》中的唐玄宗和杨贵妃,他们都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最终都以悲剧收场.虽然他们的身份、社会地位不相同,但他们都同样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都体现出了感伤.究其原因,主要是受时代及自身性格的影响.     

贾宝玉与光源氏的“寻母”意识探迹

就原型意义而言,贾宝玉与光源氏二人都始于一个失母的悲剧人生的预设,而又都终于一个“寻母”的人生悲剧的结局。在他们情爱人生的背后,体现出的是一种“恋母情结”中的母性原型意味。对两位主人公的“寻母”历程追踪蹑迹,进行母性原型视角下的考察,可于中日文学文本间建立起新的对话质素,以显示中日邻邦异质文化间的同源特征。     

论中国现代感伤文学

“多伤感情调,乃知识分子之常”,感伤文学在中外历史上,都源远流长。我国从先秦的《黍离》《麦秀》之歌,到唐宋婉约派诗词,直至近代苏曼殊的哀情小说;西方从《圣经》的《耶利米哀歌》,到十八、九世纪的感伤主义、浪漫主义潮流,构成了一条多姿多彩的感伤文学的长廊,呈现了人类哀感心绪的演化历史。我国现代感伤文学,是中外感伤文学     

白居易《长恨歌》爱情主题考论

白居易《长恨歌》的主题,有爱情说、隐事说、讽谕说、婉讽主题说、感伤说、双重及多重主题说、无主题说与泛主题说等多种,本文在学术史回顾的基础上,探究产生诸说的原因,且立足于白居易的自述、编集过程与时人的看法,对《长恨歌》进行深入解读与进一步考证,以证定《长恨歌》主题是表现唐玄宗与杨贵妃真挚的爱情,并着重对"婉讽主题说"进行商榷。     

从创作心理看《长恨歌》的主题

白居易早年的爱情经历对《长恨歌》的主题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当他面对唐明皇杨贵妃悲欢离合故事的时候,与之强烈共鸣,在故事的主人公身上,融进了自身的情感体验。从全诗的结构看,作者着力刻划了李杨的爱情被意外事件毁灭之后的憾恨。通过对李杨爱情由热恋到破灭,虽寻到却又不能成连理这一动态过程的描述,逐层深化了主题——美好情感失去而引起的绵绵长恨。诗中对史实的处理也是服务于这一主题的。     

《红豆》:个我之爱如何承受时代之重

如何描写爱情,实质是如何描写人的问题,阶级性观念曾长期左右对爱情的认识,无法表现爱的复杂性与丰富性。《红豆》突破了爱情描写上的公式化、概念化,力图写出人的情感世界的多样性。主要有二:一是以往文学中的情爱与革命构成共生关系,但《红豆》中的个人情爱却成为江玫走向革命的阻力;二是参与革命的知识者,大多是不断自我反省的角色,一步步克服自身弱点,最终与革命融为一体,但江玫始终保留了与“革命”不相称的温柔和伤感,显示出情爱强烈的自我性与个体性。《红豆》以细致婉丽的笔触为动荡时代中毁灭的个我之爱唱了一曲悼歌,并证明在高度一体化的文化体制下,“十七年文学”中仍然存有具备了较高审美价值的文学作品。     

也谈杨贵妃之死——与俞平伯先生商榷

俞平伯先生在最近出版的《论诗词曲杂著》一书中,谈到杨贵妃之死。俞先生认为“白居易在《长恨歌》中写贵妃马嵬之死闪闪烁烁”,因此,俞先生认定“贵妃根本未死于马嵬坡”,“则正史所载‘赐死’之诏旨当时决不会有”。人们不禁要问:杨贵妃不是正史所载“赐死”于马嵬坡,那么,在“马嵬事变”中杨贵妃究竟到何处去了呢?俞先生根据陈鸿的《长恨歌传》中“使牵之而去”的记载,断定:贵妃是被使者牵去藏匿远地了。”证据之一     

关于《长恨歌》的主题

<正> 一关于《长恨歌》的主题,争论已久,迄无定税。“讽谕说”认为是讥刺唐明皇沉于女色而不悟,否认李杨之间有爱情;“爱情说”则认为是颂扬李杨爱情的坚贞专一、生死不渝。这个问题之所以长期争论得不到统一,除了诗歌本身的复杂性外,白居易本人对这首长诗的看法的不一致,也常常是论者各执一端的一个原因。     

《琵琶行》赏析

白居易的诗近三千首。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把他众多的篇什,分编为“讽谕诗”、“闲适诗”、“感伤诗”、“杂律诗”四类。以《新乐府》和《秦中吟》为代表的“讽谕诗”,大多是在他作谏官时写的。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都达到了很高的成就。这些诗,或同情劳动人民,或揭露统治阶级,笔锋犀利,尖锐泼辣,往往一针见血,莫不鲜明地表达出诗人的政治态度,是白居易诗歌中的精英。七言歌行体《琵琶行》和另一首著名叙事长诗《长恨歌》被编在《感伤》一类中,也都是白居易很具     

叫阵还是双簧?——《长恨歌》畅销的背后暗藏玄机

记者笑笑报道:我朝著名诗人白居易最近又出新作《长恨歌》。据白居易挚友、著名文学评论家司马乱叫称,此书集结了白先生毕生的心血,详细记述了杨贵妃一生多变的情史,是我朝纪实文学史上不可多得的精品。然而,在     

白居易《琵琶行》的艺术成就

《琵琶行》是白居易被贬为江州司马后,一次因听了琵琶女的不幸身世而写成的有感之作。这是一首和他的《长恨歌》齐名的叙事兼抒情的长诗,是白居易“感伤诗”的代表作。《琵琶行》的抒情方法、摹声技巧、语言艺术三个方面均取得了较高的艺术成就。     

用亚里士多德的悲剧理论阐释《红楼梦》

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是西方经典的诗学、美学论著,对西方文学观念的形成和文学作品的创作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尤其是其中的悲剧观念,对悲剧文本的建构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在中国,乃至世界文学史上,都享有很高的地位。本文试图用亚里士多德《诗学》中的经典理论,“悲剧说”阐释《红楼梦》,为《红楼梦》的阐释提供一个全新的视角。在深入了解亚里士多德《诗学》理论基础上,探寻《红楼梦》的艺术价值,以此寻求中西文学的凝结点。     

鲁迅与郭沫若悲剧观之比较

鲁迅和郭沫若是我国现代文学的两大奠基人,也是现代悲剧文学的奠基人。我国在“五四”以前,几乎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悲剧文学作品。鲁迅的悲剧小说和郭沫若的历史悲剧,填补了这一空白。两位大师在进行悲剧文学创作的同时,还分别有一套各具特色的悲剧理论。本文试从鲁迅、郭沫若对于悲剧结局、悲剧原因、悲剧美感效果等方面的理论阐述作一扼要比较,说明他们各自的特色。     

《长恨歌》主题辨

对于白居易《长恨歌》的主题思想,文学史家多持双重论,即作品既有对唐明皇荒淫误国的讽刺、批判,又有对他和杨贵妃爱情的同情和歌颂。例如游国恩等五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以下简称游本《文学史》)上说:“诗的前半露骨地讽刺了唐明皇的荒淫误国”,“诗的后半,作者用充满着同情的笔触写唐明皇的入骨相思,从而使诗的主题思想由批判转为对他们坚贞专一的爱情的歌颂”,“诗的客观效果是同情远远地超过了讽刺,读者往往深爱其‘风情’,